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台湾各地纪念活动不绝，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里早有各方人马举办纪念活动。鲜为人知的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公园”，其实正座落于澎湖马公市闹区，不但是县定历史建筑，亦是“澎湖花火节”的施放地点。每年夏日的灿烂烟火、游客笑颜下，埋藏着一段澎湖于1947年“空雷未雨”、幸免于屠杀的历史。
这座全台最早的二二八纪念公园，穿过“西瀛胜境”牌坊方可抵达。这座牌坊同样可说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位于民生路与介寿路（编按：介寿路，意指祝贺蒋介石长寿，台湾早年各地常见干道命名为介寿路，近年多已改名）交叉口，通体雪白，高挂国徽，上题“西瀛胜境”四字，背靠热闹市街，远眺台湾海峡。牌坊旁是成排军营，路底通往海军“金龙头”基地，另一侧则有青年救国团活动中心、蒋介石曾入宿的第一宾馆。在马公城的军事历史地景中，这片二二八纪念公园、纪念碑恰巧位居中心。
根据碑上记载，立碑历史如是：
碑文内容文白夹杂，但说成白话，就是澎湖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未参与起事、平静如常，国民政府特地拨款宣慰赈抚，嘉勉澎湖居民。后世提及二二八历史时，多半也以“澎湖无事”一笔带过，附和了蒋介石对澎湖“严守秩序”的评语。
不过，蒋介石送给澎湖的这句“严守秩序”，或可说是故事的终幕，却并非历史的全部。
宛若澎湖版林江迈案：纪淑事件
在谈论澎湖的二二八故事之前，或许得先认识澎湖的战略地位。澎湖群岛散列于台湾与大陆之间，自古即是海峡中线的军事要塞。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许雪姬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分析，清乾隆49年之前，鹿港、淡水港未通航，从大陆到台南，中途必须在澎湖运补，造就了澎湖特殊的军事地位。如果要从中国大陆发动攻台，必得先占澎湖。“得澎湖者得台湾”是当时不变的铁律。
澎湖的战略地位，亦反映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内。条约中，“澎湖群岛”乃是作为一独立标的，与台湾岛、辽东半岛一同割让予日本。及至战后殖民结束、被国民政府接收时，澎湖依然与基隆、高雄并列台湾三大要塞之一。根据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宣慰后的报告，马公要塞最初编制为5400人，高雄、基隆要塞各8300人，由军阶最高的中将参谋长史文桂担任要塞司令，地位可见。
然而，与台湾其他各地遭遇相同，接收初期，士兵随意拆卸民房、占屋扰民、在乡间强暴妇女等劣行，在澎湖也同样上演，早已激发地方不满。台北爆发二二八事件后，不少归国的台籍日本兵与在澎湖当兵的台湾人、原住民，皆收听到台湾已经起事的讯息，不少人开始各自离岛聚集到马公，准备响应。
耆老林麟祥回忆，当时他在家中的收音机里，有收听嘉义放送到澎湖的广播：“台湾同胞已经起来反抗暴政了！澎湖人还在睡吗？”电台甚至提到部队攻占嘉义水上机场、市民送饭团劳军的讯息，让不少澎湖青年也跃跃欲试，甚至一度密谋前往警察局抢夺武器；但此行动却被史文桂事先料中，早将警察局的武器藏至他处。一场革命尚未开始，就先弹尽援绝。
尽管没抢到武器，青年的组织工作并未因此终止。前台籍日本兵赵文邦、王财情等人与其他青年成立了自治同盟，仿效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决议，准备组织队伍自发维持秩序、召集受日本陆海空军训练的台籍青年，响应全省武装总动员。林麟祥回忆，“这些受过日本训练的‘学长’们，都比较冲一点。”
眼看民风保守、自清代起从未经历民变的澎湖，恐将上演数百年来首次“起义”，史文桂不敢大意，首先力保澎湖兵力不外调。甚至不惜“抗命”、拒绝派兵支援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1947年3月2日，陈仪下令史文桂将马公要塞守备的两个中队开到高雄，拨交彭孟缉指挥，史文桂为此召开军事会议，军医许整景马上表示反对，参议会也大力反对调兵。
林麟祥回忆，不少澎湖人会到高雄求学、工作，“高雄对澎湖人来说，好像是第二个故乡一样。”不少“学长”听说军队可能开拔前往高雄，纷纷打算前往马公港附近集结，说“无论如何都要把这艘船挡下来，绝对不让军队去杀高雄人！”群情沸腾，终让史文桂选择抗命。根据记载，是日澎湖冬季著名的东北季风也异常猛烈，史文桂便以民情、天候为由，向中央要求军队暂时不要调离澎湖。
若将这段插曲与台湾本岛的历史时序比对，该支澎湖军队若顺利抵台，应将派往高雄五块厝仓库，镇压当地民众。许雪姬推测，“也许彭司令因获兵源，可以保住要塞五块厝仓库，不受威胁，而不必在6日下午出兵镇压高雄造成伤害。但……如果彭司令获援，而投注更大的兵力来对付所谓乱民，也许死伤会更惨重。”
但是，最终让史文桂决定不出兵高雄的，除了地方仕绅与青年大力阻止，另一个重要关键，恐怕是3月2日晚间发生了堪称“澎湖版林江迈案”的纪淑事件。
许雪姬认为，纪双抱在当年“愤怒之际而能顾及大体”，是事情能平静下来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绅在各种场合力劝青年冷静、不要以卵击石，亦是纪淑事件未引起骚乱原因之一。
纪淑，澎湖参议员纪双抱之女。3月2日回娘家省亲，晚间六点左右返回马公市区，与妹妹纪美都一同回到营区对面的住宅。当日澎湖已经戒严，士兵见到人影，向她喝令口号，纪淑却因为语言不通、没有应答，反而加快脚步走向家中，士兵立刻开枪，击中纪淑腿部，纪淑血流如注、不支倒地。根据许雪姬访问纪淑本人的记录，当年子弹是由后方射入，导致大腿骨碎，伤及动脉，一度有性命危险。
事发之后，不少市民极为愤怒，认为军方尚未到交通管制时间便开枪打人，伤者又是地方名人之女、一位育有幼子的年轻母亲，简直欺人太甚。纪淑送医后，院外渐渐集结上千群众包围呐喊，要为纪淑讨回公道。林麟祥回忆，当时的情势如干柴，纪淑若不幸丧生，“澎湖非常可能也会打起来！”
眼见民情沸腾，史文桂不但派兵护送纪淑到澎湖医院，亦下令“救人第一、费用不计”，力求保全纪淑性命；同时宣布，若纪淑不幸丧生，军方将负担纪淑子女所有教育费用。种种措施，就是深怕地方青年就此起事，马公要塞也如基隆、高雄一样成为军民对决的战场。
这场攸关澎湖军民命运的外科手术，在2日傍晚开始。负责动刀的是自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的医师苏银和，他在紧急判断后，决定进行截肢手术，手术自傍晚七点直至隔日凌晨四点才结束，纪淑确定脱离险境。纪淑平安无事后，担任参议员的纪双抱亲自到医院外，劝说愤怒的青年们：“我一个女儿牺牲了，不要再牺牲年轻人。”恳切劝说，终让群众逐渐散去。
许雪姬认为，纪双抱在当年“愤怒之际而能顾及大体”，是事情能平静下来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绅在各种场合力劝青年冷静、不要以卵击石，亦是纪淑事件未引起骚乱原因之一。
林麟祥回忆，二二八事发之后，学校的外省籍教员多半闭门不出、学校停课，他与几位同学背著书包晃荡，到城隍庙附近的参议会旁听开会，恰巧辗转听到老议员陈伯寮劝说青年：“澎湖就这么小，起事了你要往哪里跑？又不像台湾可以躲进山里！我们勿当鸡蛋撞石头！”林麟祥说，接下来数年之间，他与同学在日常闲谈中，仍会不经意地引用这句名言，“做人勿当做鸡蛋撞石头！”
种种因素或命定、或偶然地交织，让澎湖人虽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却终于石墙前做了一颗安定如常的鸡蛋。事后清乡，全台各地参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仕绅多遭清算，澎湖处理委员会主委许整景却平安无事。根据许整景的访谈记录，事件后他一度被官方列为“危险人物”而险遭秋后算帐，史文桂交代他写一份完整的事件报告，让史文桂交给前来宣慰的白崇禧，“幸蒙白部长明察，始免于难。”
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除了“西瀛胜境”牌楼之外，同笔宣慰赈抚经费还在澎湖建起了一座海滨的“中正公园”，因旁有祭祀观音的庙宇，马公市民今多称之为“观音亭公园”，台湾历史上第一座“二二八纪念公园”——只是与近二十年来台湾“纪念”二二八事件的脉络截然不同。
澎湖百姓收到了蒋介石的“嘉许”：现金加上一座海水浴场。但一度拒不出兵的司令史文桂却付出了代价。在事后报告中，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先将警察缴械，防患未然……各该员拟恳分别奖励，以昭激励，当否？乞核示。”军务局签注却写道“马公要塞史文桂，对台变无甚贡献，且有人则以按兵不动者，似可不奖等语。”
而同一份签注中，军务局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则持正面肯定态度：“彭孟缉于三月六、七日，首取强硬态度，俘首犯从犯百余人……确属有功，允宜奖励。”自此而后，彭孟缉一路升任，最后官拜参谋总长；史文桂则不仅没有因二二八事件受奖，1949年后，更受张治中（编按：原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湖南省政府主席，曾主导参与多次国共和谈；1949年6月宣布脱离中国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投共案牵连，离开军职，1956年到台北县立北投中学（编按：现隶属于台北市）担任数学老师，1957年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
“说起来史文桂很开明，迅速地处理了纪淑案、与许整景等地方人物保持良好关系、苦心安抚民间，事后也努力让许整景等人全身而退，对澎湖人这么好，他个人却付出了代价！”出身澎湖的许雪姬，颇为史文桂抱不平。
在二二八事件中，澎湖本地虽有伤未亡，但不代表澎湖与本岛的二二八事件完全脱节。时年17岁的澎湖女警陈丽香，刚好于二二八期间送往本岛受训，受训地点于台北木栅，她回忆，“每天都听教官说暴徒已经攻陷台北城、会打进警察学校，我们都吓得要死。后来又听说基隆开始杀人，把老百姓手掌用铁丝串起来，一个一个推进海里，我们全都吓坏了。”屠杀的记忆随着这群年轻警察带回故乡，在澎湖居民间耳语放大，仍然留下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对此，澎籍二二八受难者家属杨先生相当有感，“说澎湖都没事，但讲起你是二二八家属，大家还是会有异样的眼光，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另眼相看，最好还是不要说、不要让人知道，我们家不会想主动提这段历史。”时至今日，即便台湾社会早已不再视二二八为“叛乱”，杨先生仍低调行事，不甚愿意曝光。
在二二八事件中幸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虽仍踊跃参政，实质上长年身处党政军体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渐“变天”，与台湾命运相去未远。
杨先生是二二八受难者杨得龙的侄儿，事发时与杨得龙一同住在高雄。杨得龙，出生于1928年，因属龙而得名，于马公公学校（编按：公学校是台湾日治时期政府开设的儿童教育学校，入学对象主要是台湾人；日籍在台学童主要就读小学校）毕业后，即赴高雄依靠二哥，1946年考入高雄炼油厂担任警察。二二八事件时，杨得龙年方19岁（虚岁算法为20），根据姊姊回忆，“思想还很单纯，认为在事件中炼油厂并没有任何事发生，也没有遗失武器，心想不会有事情。”未料，3月8日军队前往炼油厂扫射，杨得龙腰部中弹，高雄市区一片混乱，来不及送医救治，便失血过多而亡。
杨先生回忆，在他印象中，年轻的小叔聪明博学，在二二八事件前几日，仍在教他读书，“教我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怎么过几天，就再也看不到他？大人不说，我们小孩子不敢问，只片片断断地知道，他就这样走了。”
过世后，厂方通知家属前往收埋，遗体就近葬在高雄近郊山区，后迁回澎湖草席尾。杨家不舍让么儿做了无后孤魂，照习俗将哥哥的儿子过继到他名下，延续香火。领取二二八事件补偿金后，亦在澎湖乡间建起家族祠堂，将杨得龙与祖先一同入祀，落叶归根。
于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后的清乡中，台湾各领域菁英死亡大半。学者吴乃德认为，许多本土菁英就此失去对政治的热情，退出政治领域；此后，本土地方政治菁英的延续性产生断裂，由亲近国民党的政治新贵所填补，国民党政权以此掌握地方政治，进而巩固了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基础。
那么，在菁英未曾丧生的澎湖，地方政治发展路径是否有所不同？澎湖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菁英，在事后多半仍持续参与地方政治：主任委员许整景曾参选澎湖县长、委员吕安德当选第七届民选县长，委员郭石头、高顺贤则分别成为战后澎湖南、北派的政治领袖。这是否表示地方势力未曾出现断裂，国民党的势力相对无从切入？
“从结构上来说，我不觉得有太大的不同。国民党依旧介入了地方政治、依然把持了行政权，这些菁英虽然活下来、没有消失，却只能选择服从国民党的统治。”澎湖科技大学教授蔡明惠分析，战后澎湖虽未如金门、马祖一样实施战地政务，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位阶仍高于县长，澎湖实质上仍是“军统”体制，未能摆脱国民党的控制。
蔡明惠的分析，有选举史的佐证。自1951年首届民选县长起，一直到1985年第九届选举为止，除了第七届的吕安德外，澎湖县长多数皆由澎防部推荐、具有军人身份者当选。直到1993年，出身北派高顺贤家族的医师高植澎，披民进党战袍当选，方为澎湖地方政治写下政党轮替的新页。总体而言，在二二八事件中幸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虽仍踊跃参政，实质上长年身处党政军体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渐“变天”，与台湾命运相去未远。
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前夕，澎湖依旧北风凛冽，“西瀛胜境”下岁月无声。这段空雷作响而终未落雨的离岛故事，恰如一面镜，映照出另一面的二二八：有军民冲突、有响应“自治”的青年、有无辜被击伤的市民、有居间折冲的仕绅，岛上最终确定无枪下亡魂。仅有海边的牌楼与海水浴场，铭记这段暗潮汹涌的日子。
本文参考资料：
1.〈二二八事件在澎湖〉，《西瀛风物》，许雪姬，1996
2.《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廖彦博、白先勇，2014
3.〈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汇编（三）〉，中研院台史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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