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唯一“二二八海水浴场”,你不知道的澎湖故事

澎湖发生的纪淑事件险些演变为一场军民对决,但在其父顾及大体及地方仕绅力劝下,澎湖成为当年少数有伤未亡之地。
二二八、七十年 转型正义 台湾 政治

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台湾各地纪念活动不绝,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里早有各方人马举办纪念活动。鲜为人知的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公园”,其实正座落于澎湖马公市闹区,不但是县定历史建筑,亦是“澎湖花火节”的施放地点。每年夏日的灿烂烟火、游客笑颜下,埋藏着一段澎湖于1947年“空雷未雨”、幸免于屠杀的历史。

这座全台最早的二二八纪念公园,穿过“西瀛胜境”牌坊方可抵达。这座牌坊同样可说是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位于民生路与介寿路(编按:介寿路,意指祝贺蒋介石长寿,台湾早年各地常见干道命名为介寿路,近年多已改名)交叉口,通体雪白,高挂国徽,上题“西瀛胜境”四字,背靠热闹市街,远眺台湾海峡。牌坊旁是成排军营,路底通往海军“金龙头”基地,另一侧则有青年救国团活动中心、蒋介石曾入宿的第一宾馆。在马公城的军事历史地景中,这片二二八纪念公园、纪念碑恰巧位居中心。

根据碑上记载,立碑历史如是:

碑文内容文白夹杂,但说成白话,就是澎湖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未参与起事、平静如常,国民政府特地拨款宣慰赈抚,嘉勉澎湖居民。后世提及二二八历史时,多半也以“澎湖无事”一笔带过,附和了蒋介石对澎湖“严守秩序”的评语。

不过,蒋介石送给澎湖的这句“严守秩序”,或可说是故事的终幕,却并非历史的全部。

宛若澎湖版林江迈案:纪淑事件

在谈论澎湖的二二八故事之前,或许得先认识澎湖的战略地位。澎湖群岛散列于台湾与大陆之间,自古即是海峡中线的军事要塞。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许雪姬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分析,清乾隆49年之前,鹿港、淡水港未通航,从大陆到台南,中途必须在澎湖运补,造就了澎湖特殊的军事地位。如果要从中国大陆发动攻台,必得先占澎湖。“得澎湖者得台湾”是当时不变的铁律。

澎湖群岛散列于台湾与大陆之间,自古即是海峡中线的军事要塞。
澎湖群岛散列于台湾与大陆之间,自古即是海峡中线的军事要塞。

澎湖的战略地位,亦反映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内。条约中,“澎湖群岛”乃是作为一独立标的,与台湾岛、辽东半岛一同割让予日本。及至战后殖民结束、被国民政府接收时,澎湖依然与基隆、高雄并列台湾三大要塞之一。根据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宣慰后的报告,马公要塞最初编制为5400人,高雄、基隆要塞各8300人,由军阶最高的中将参谋长史文桂担任要塞司令,地位可见。

然而,与台湾其他各地遭遇相同,接收初期,士兵随意拆卸民房、占屋扰民、在乡间强暴妇女等劣行,在澎湖也同样上演,早已激发地方不满。台北爆发二二八事件后,不少归国的台籍日本兵与在澎湖当兵的台湾人、原住民,皆收听到台湾已经起事的讯息,不少人开始各自离岛聚集到马公,准备响应。

耆老林麟祥回忆,当时他在家中的收音机里,有收听嘉义放送到澎湖的广播:“台湾同胞已经起来反抗暴政了!澎湖人还在睡吗?”电台甚至提到部队攻占嘉义水上机场、市民送饭团劳军的讯息,让不少澎湖青年也跃跃欲试,甚至一度密谋前往警察局抢夺武器;但此行动却被史文桂事先料中,早将警察局的武器藏至他处。一场革命尚未开始,就先弹尽援绝。

尽管没抢到武器,青年的组织工作并未因此终止。前台籍日本兵赵文邦、王财情等人与其他青年成立了自治同盟,仿效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决议,准备组织队伍自发维持秩序、召集受日本陆海空军训练的台籍青年,响应全省武装总动员。林麟祥回忆,“这些受过日本训练的‘学长’们,都比较冲一点。”

眼看民风保守、自清代起从未经历民变的澎湖,恐将上演数百年来首次“起义”,史文桂不敢大意,首先力保澎湖兵力不外调。甚至不惜“抗命”、拒绝派兵支援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1947年3月2日,陈仪下令史文桂将马公要塞守备的两个中队开到高雄,拨交彭孟缉指挥,史文桂为此召开军事会议,军医许整景马上表示反对,参议会也大力反对调兵。

林麟祥回忆,不少澎湖人会到高雄求学、工作,“高雄对澎湖人来说,好像是第二个故乡一样。”不少“学长”听说军队可能开拔前往高雄,纷纷打算前往马公港附近集结,说“无论如何都要把这艘船挡下来,绝对不让军队去杀高雄人!”群情沸腾,终让史文桂选择抗命。根据记载,是日澎湖冬季著名的东北季风也异常猛烈,史文桂便以民情、天候为由,向中央要求军队暂时不要调离澎湖。

若将这段插曲与台湾本岛的历史时序比对,该支澎湖军队若顺利抵台,应将派往高雄五块厝仓库,镇压当地民众。许雪姬推测,“也许彭司令因获兵源,可以保住要塞五块厝仓库,不受威胁,而不必在6日下午出兵镇压高雄造成伤害。但……如果彭司令获援,而投注更大的兵力来对付所谓乱民,也许死伤会更惨重。”

但是,最终让史文桂决定不出兵高雄的,除了地方仕绅与青年大力阻止,另一个重要关键,恐怕是3月2日晚间发生了堪称“澎湖版林江迈案”的纪淑事件。

林麟祥回忆,当时他在家中的收音机里,有收听嘉义放送到澎湖的广播。
林麟祥回忆,当时他在家中的收音机里,有收听嘉义放送到澎湖的广播。

许雪姬认为,纪双抱在当年“愤怒之际而能顾及大体”,是事情能平静下来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绅在各种场合力劝青年冷静、不要以卵击石,亦是纪淑事件未引起骚乱原因之一。

纪淑,澎湖参议员纪双抱之女。3月2日回娘家省亲,晚间六点左右返回马公市区,与妹妹纪美都一同回到营区对面的住宅。当日澎湖已经戒严,士兵见到人影,向她喝令口号,纪淑却因为语言不通、没有应答,反而加快脚步走向家中,士兵立刻开枪,击中纪淑腿部,纪淑血流如注、不支倒地。根据许雪姬访问纪淑本人的记录,当年子弹是由后方射入,导致大腿骨碎,伤及动脉,一度有性命危险。

事发之后,不少市民极为愤怒,认为军方尚未到交通管制时间便开枪打人,伤者又是地方名人之女、一位育有幼子的年轻母亲,简直欺人太甚。纪淑送医后,院外渐渐集结上千群众包围呐喊,要为纪淑讨回公道。林麟祥回忆,当时的情势如干柴,纪淑若不幸丧生,“澎湖非常可能也会打起来!”

眼见民情沸腾,史文桂不但派兵护送纪淑到澎湖医院,亦下令“救人第一、费用不计”,力求保全纪淑性命;同时宣布,若纪淑不幸丧生,军方将负担纪淑子女所有教育费用。种种措施,就是深怕地方青年就此起事,马公要塞也如基隆、高雄一样成为军民对决的战场。

这场攸关澎湖军民命运的外科手术,在2日傍晚开始。负责动刀的是自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的医师苏银和,他在紧急判断后,决定进行截肢手术,手术自傍晚七点直至隔日凌晨四点才结束,纪淑确定脱离险境。纪淑平安无事后,担任参议员的纪双抱亲自到医院外,劝说愤怒的青年们:“我一个女儿牺牲了,不要再牺牲年轻人。”恳切劝说,终让群众逐渐散去。

许雪姬认为,纪双抱在当年“愤怒之际而能顾及大体”,是事情能平静下来的最大主因;此外,地方仕绅在各种场合力劝青年冷静、不要以卵击石,亦是纪淑事件未引起骚乱原因之一。

林麟祥回忆,二二八事发之后,学校的外省籍教员多半闭门不出、学校停课,他与几位同学背著书包晃荡,到城隍庙附近的参议会旁听开会,恰巧辗转听到老议员陈伯寮劝说青年:“澎湖就这么小,起事了你要往哪里跑?又不像台湾可以躲进山里!我们勿当鸡蛋撞石头!”林麟祥说,接下来数年之间,他与同学在日常闲谈中,仍会不经意地引用这句名言,“做人勿当做鸡蛋撞石头!”

种种因素或命定、或偶然地交织,让澎湖人虽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却终于石墙前做了一颗安定如常的鸡蛋。事后清乡,全台各地参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仕绅多遭清算,澎湖处理委员会主委许整景却平安无事。根据许整景的访谈记录,事件后他一度被官方列为“危险人物”而险遭秋后算帐,史文桂交代他写一份完整的事件报告,让史文桂交给前来宣慰的白崇禧,“幸蒙白部长明察,始免于难。”

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除了“西瀛胜境”牌楼之外,同笔宣慰赈抚经费还在澎湖建起了一座海滨的“中正公园”,因旁有祭祀观音的庙宇,马公市民今多称之为“观音亭公园”,台湾历史上第一座“二二八纪念公园”——只是与近二十年来台湾“纪念”二二八事件的脉络截然不同。

澎湖百姓收到了蒋介石的“嘉许”:现金加上一座海水浴场。但一度拒不出兵的司令史文桂却付出了代价。在事后报告中,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先将警察缴械,防患未然……各该员拟恳分别奖励,以昭激励,当否?乞核示。”军务局签注却写道“马公要塞史文桂,对台变无甚贡献,且有人则以按兵不动者,似可不奖等语。”

而同一份签注中,军务局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则持正面肯定态度:“彭孟缉于三月六、七日,首取强硬态度,俘首犯从犯百余人……确属有功,允宜奖励。”自此而后,彭孟缉一路升任,最后官拜参谋总长;史文桂则不仅没有因二二八事件受奖,1949年后,更受张治中(编按:原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湖南省政府主席,曾主导参与多次国共和谈;1949年6月宣布脱离中国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投共案牵连,离开军职,1956年到台北县立北投中学(编按:现隶属于台北市)担任数学老师,1957年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

“说起来史文桂很开明,迅速地处理了纪淑案、与许整景等地方人物保持良好关系、苦心安抚民间,事后也努力让许整景等人全身而退,对澎湖人这么好,他个人却付出了代价!”出身澎湖的许雪姬,颇为史文桂抱不平。

公园内的“毋忘在莒”石碑。
公园内的“毋忘在莒”石碑。

在二二八事件中,澎湖本地虽有伤未亡,但不代表澎湖与本岛的二二八事件完全脱节。时年17岁的澎湖女警陈丽香,刚好于二二八期间送往本岛受训,受训地点于台北木栅,她回忆,“每天都听教官说暴徒已经攻陷台北城、会打进警察学校,我们都吓得要死。后来又听说基隆开始杀人,把老百姓手掌用铁丝串起来,一个一个推进海里,我们全都吓坏了。”屠杀的记忆随着这群年轻警察带回故乡,在澎湖居民间耳语放大,仍然留下禁忌的二二八印象。

对此,澎籍二二八受难者家属杨先生相当有感,“说澎湖都没事,但讲起你是二二八家属,大家还是会有异样的眼光,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另眼相看,最好还是不要说、不要让人知道,我们家不会想主动提这段历史。”时至今日,即便台湾社会早已不再视二二八为“叛乱”,杨先生仍低调行事,不甚愿意曝光。

在二二八事件中幸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虽仍踊跃参政,实质上长年身处党政军体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渐“变天”,与台湾命运相去未远。

杨先生是二二八受难者杨得龙的侄儿,事发时与杨得龙一同住在高雄。杨得龙,出生于1928年,因属龙而得名,于马公公学校(编按:公学校是台湾日治时期政府开设的儿童教育学校,入学对象主要是台湾人;日籍在台学童主要就读小学校)毕业后,即赴高雄依靠二哥,1946年考入高雄炼油厂担任警察。二二八事件时,杨得龙年方19岁(虚岁算法为20),根据姊姊回忆,“思想还很单纯,认为在事件中炼油厂并没有任何事发生,也没有遗失武器,心想不会有事情。”未料,3月8日军队前往炼油厂扫射,杨得龙腰部中弹,高雄市区一片混乱,来不及送医救治,便失血过多而亡。

杨先生回忆,在他印象中,年轻的小叔聪明博学,在二二八事件前几日,仍在教他读书,“教我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怎么过几天,就再也看不到他?大人不说,我们小孩子不敢问,只片片断断地知道,他就这样走了。”

过世后,厂方通知家属前往收埋,遗体就近葬在高雄近郊山区,后迁回澎湖草席尾。杨家不舍让么儿做了无后孤魂,照习俗将哥哥的儿子过继到他名下,延续香火。领取二二八事件补偿金后,亦在澎湖乡间建起家族祠堂,将杨得龙与祖先一同入祀,落叶归根。

于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后的清乡中,台湾各领域菁英死亡大半。学者吴乃德认为,许多本土菁英就此失去对政治的热情,退出政治领域;此后,本土地方政治菁英的延续性产生断裂,由亲近国民党的政治新贵所填补,国民党政权以此掌握地方政治,进而巩固了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基础。

那么,在菁英未曾丧生的澎湖,地方政治发展路径是否有所不同?澎湖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菁英,在事后多半仍持续参与地方政治:主任委员许整景曾参选澎湖县长、委员吕安德当选第七届民选县长,委员郭石头、高顺贤则分别成为战后澎湖南、北派的政治领袖。这是否表示地方势力未曾出现断裂,国民党的势力相对无从切入?

“从结构上来说,我不觉得有太大的不同。国民党依旧介入了地方政治、依然把持了行政权,这些菁英虽然活下来、没有消失,却只能选择服从国民党的统治。”澎湖科技大学教授蔡明惠分析,战后澎湖虽未如金门、马祖一样实施战地政务,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位阶仍高于县长,澎湖实质上仍是“军统”体制,未能摆脱国民党的控制。

蔡明惠的分析,有选举史的佐证。自1951年首届民选县长起,一直到1985年第九届选举为止,除了第七届的吕安德外,澎湖县长多数皆由澎防部推荐、具有军人身份者当选。直到1993年,出身北派高顺贤家族的医师高植澎,披民进党战袍当选,方为澎湖地方政治写下政党轮替的新页。总体而言,在二二八事件中幸存的澎湖菁英,表面上虽仍踊跃参政,实质上长年身处党政军体制之中,直到90年代才逐渐“变天”,与台湾命运相去未远。

岛上最终却幸无枪下亡魂。仅有海边的牌楼与海水浴场,铭记这段暗潮汹涌的日子。
岛上最终无枪下亡魂。仅有海边的牌楼与海水浴场,铭记这段暗潮汹涌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前夕,澎湖依旧北风凛冽,“西瀛胜境”下岁月无声。这段空雷作响而终未落雨的离岛故事,恰如一面镜,映照出另一面的二二八:有军民冲突、有响应“自治”的青年、有无辜被击伤的市民、有居间折冲的仕绅,岛上最终确定无枪下亡魂。仅有海边的牌楼与海水浴场,铭记这段暗潮汹涌的日子。

本文参考资料:

1.〈二二八事件在澎湖〉,《西瀛风物》,许雪姬,1996

2.《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廖彦博、白先勇,2014

3.〈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汇编(三)〉,中研院台史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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