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五逢十的政治節日，都是考驗姿態與辭令的時刻。在二二八紀念日幾乎已內化為台灣社會自身「轉型正義」的一環時，大陸國台辦卻突然發聲稱，要舉行一系列活動紀念二二八70週年，瞬間引來輿論猜測：不少媒體紛紛斷言中共今年要高調紀念二二八，更有不少學者指出中共是在建構自己對二二八的歷史解釋，從而搶奪輿論話語權。
然而結果，卻並非如人所期待般高調。大陸中央層級有關二二八的紀念，目前只侷限於2月23日「台盟」（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召開的座談會，而與會者，全然不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員，也沒有部門領導，僅是統戰部「有關同志出席」。
比較以往的紀念活動，1977年二二八30週年時，當時的中共黨內二號人物，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也親自出席；1987年40週年，由台盟舉行座談會，但中共卻派出政治局委員胡啟立參加；1997年50週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出席；2007年60週年座談會，則由兩個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共統戰部、國台辦共同主辦，中共統戰部長劉延東亦有參加。
甚至可以說，今年的座談會，不僅非多數媒體所言的「高調」，反而是規格最低的一次。此外，在二二八論述上，也基本沒有新措辭出現，「搶佔話語權」之說似乎也難以成立。
那麼，中共紀念二二八，究竟有怎樣的規律，又該如何考量與權衡呢？
統與戰：歷史紀念的平衡術
二二八事件，對解嚴後的國民黨來說，自然是需要放低姿態的負資產，也幾乎成為其台灣統治的原罪；而對民進黨來說，提取二二八的政治資源，與其對抗威權的「美麗島」背景交融並進，一直是獲取民眾支持的正面財富。
但中共介入二二八，卻需要多面向的綜合考量。
大陸民眾鮮有人知道二二八，但中共從未忽視紀念二二八的統戰意義。台灣政黨輪替之前，中共始終將二二八視作否定兩蔣與國民黨政權合法性的輿論武器，極力突出二二八的革命性；而當島內獨立訴求漸強、乃至民進黨贏得選舉之後，中共自二二八50週年紀念日起，也迅速「正本清源」，轉而強調「愛國性」，否定二二八與台灣獨立的任何關聯。
更微妙的變化，源於2005年國共和談。自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後，國共關係迅速升温，中共在處理二二八的問題上開始謹慎。尤其是2007年60週年紀念時，距台灣的總統大選僅有一年時間，中共此時挖掘國民黨負資產，無異於為民進黨助選。於是，70週年的紀念活動，中共首次未派政治局委員參加，但卻邀請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大陸民主黨派「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成立，主要為國民黨左派），體諒之意不言自明。
與此同時，面對民進黨在二二八議題上的強勢，中共卻不能不有所行動。因此，儘管規格時有不同，但自1997年以來，中共在連續三個十週年紀念日，都針對李登輝與民進黨，使二二八成為炮轟「台獨」的窗口。
二二八作為台灣反抗威權和台灣民主運動的肇始，中共在宣傳時是否會影響到民眾對其自身政權的懷疑？這似乎有些多慮。中共面對二二八，始終是收割統戰果實的外來者，幾乎沒有歷史包袱。「民主」在中共的政治話語中，從不是敏感詞，二二八的抗爭，針對的乃是蔣介石時代的國民黨政權，這恰好符合中共「民主主義革命」和「解放」敘事，更何況這期間還有台灣共產黨（其領導者後來亦加入中共）的身影。當然，從歷次大陸舉辦的紀念活動來看，台灣的民主化絲毫不被提及，自然是中共刻意規避。但對二二八闡釋的本身很難摻雜內政因素，終究是以國、民兩黨的政局現實為基準。
邊緣化台灣：冷對抗的新戰略
2016年民進黨執政，幾乎在所有預言家的意料之中。中共當然從未停止對台灣政治局勢的判斷，但從李登輝到陳水扁，中共對突然民主化的台灣不僅無法理解，也開始難以預測。2000年國民黨的分裂，令民進黨突然執政；2004年，民進黨又以微弱優勢連任四年。兩岸的官方交流還未正式打開，便幾近終止。但就在同時，李登輝遭國民黨清算，連戰轉向新的大陸政策，讓中共又收穫了在野國民黨的破冰之旅，到馬英九贏回政權，最終有了一段確定的合作時期。
此次蔡英文執政，儘管令中共感到無奈，但基本與選前民調相差無多。於是，自2016年開始，大陸有準備地展開一系列動作回應民進黨，包括大幅限制來台旅遊和貿易往來等。然而，蔡英文就職後，一系列政策都未見有明顯挑釁動作，甚至還有限度地承認九二會談。一年來，無論是總統府還是陸委會的發言，每每也都措辭謹慎。中共的隔空喊話，也鮮有成效，兩岸的冷對抗局面基本形成。
在「習馬會」成為兩岸關係的高潮之後，中共在對台議題上的態度，明顯趨向冷中帶硬：接待台灣政治人物規格降低、APEC峰會對宋楚瑜置之不理、單方面挖台灣「邦交國」牆角等等。而今次的二二八紀念，可以說是又一例證。中共不僅沒有在2月28日當天舉辦活動，細看23日舉辦的座談會通稿，除台盟主席參加外，中共黨內甚至連一個具名的領導都沒有，可謂歷次規格最低。
今後的新常態或許是：二二八將成為中共歷史敘述中的「地方起義」，涉台交流事務普遍降格處理，對台灣尋求國際空間的訴求將持續打壓。事實上，這種「刻意矮化」正在逐漸成為中共對台的新策略。
伴隨着中國大陸政經力量的強大，中共領導人對外政策轉向積極，不僅積極輸出資本，劃定外交勢力範圍，對主權領土等問題也愈發強硬。對香港，林鄭月娥挾較低民望，卻獲小圈子選舉委員會最多提名，一個更加強硬的特首呼之欲出；對南韓，中國官媒對為南韓政府置地部署薩德的樂天集團口誅筆伐，抵制風潮再次興起。在此背景下，中共能夠傾聽台灣民意、尋求共識和可能性會越來越低。當中共對經貿合作也再無興趣之時，其眼中可能就只剩下統與獨的非黑即白選項，不會再為擱置爭議預留空間。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在二二八的紀念上看出端倪。國台辦提前大分貝預告紀念二二八，當然要向民進黨顯示姿態；但最終在官方執行層面輕輕放下，又意在降低二二八在整個「中國」歷史下的地位。打啞謎般的高低交錯，在中共看來卻是與民進黨博弈的巧妙選擇。
但是，這種選擇並非沒有代價。未經民意考驗的中共，既無法理解台灣在民主化轉型後對威權的恐懼、對自由的珍視，也無法理解民主社會的選舉並非在選統一或選獨立。統戰政策尚難贏得多數台灣人信任，年輕世代則更不會被強硬說服。如果兩岸冷對抗持續八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今後贖回台灣人對對岸的認同與善意，代價將更為沉重。畢竟一場軍演，一排空殼飛彈，就可以將兩岸合作的利好一筆勾銷。
（陶小仁，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