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亦芬:面對二二八,轉型正義的三個迷思

三個迷思還不斷糾結,可見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普世價值,還沒有在台灣社會文化生根。

蔡英文指政府會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以穩健的腳步推動轉型正義。圖為蔡英文手持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的台灣畫家陳澄波先生所留下的最後一幅畫《玉山積雪》。
蔡英文指政府會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以穩健的腳步推動轉型正義。圖為蔡英文手持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的台灣畫家陳澄波先生所留下的最後一幅畫《玉山積雪》。圖片來源:蔡英文Facebook

2017年,在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同時,台灣也解嚴三十年了。

作為轉型正義的後進國家,過去台灣因為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民主政治發展無法透過轉型正義的推動,來為公民社會的人權法治基礎打底,也沒有機會將以「三民主義」為尊的憲法,改為以普世價值「人性尊嚴不可侵犯」為尊的現代國家憲法。

回顧過去對二二八歷史的討論經常陷入爭議的原因,有三個迷思需要加以釐清:

轉型正義的三種迷思

第一,有一種說法認為,二戰後的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屬於戰勝國,「只有戰敗國才需要進行轉型正義,戰勝國不需要」。這是用「戰勝」/「戰敗」的政治話術來模糊焦點。其實,轉型正義着重的是處理「人權大規模受損的過去」,這與「戰勝」或「戰敗」無關。

例如,二戰史上法國屬於戰勝國,卻仍然需要為過去協助納粹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的過往道歉,並進行賠償。2015年底法國更開放政府各部門相關檔案,調查納粹時期法國維希政權(Vichy Regime)擔任納粹幫兇的過往。

第二,因為黨國威權控制的影響,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內容與社會文化並不重視「公義/正義」(justice)價值觀的培養。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凸顯受害者的冤屈難伸,對二二八問題的探討,偏重在受害者的悲情,希望藉此喚醒社會的同情與重視。

但對加害的歷史、加害者與加害體制的研究探討還相當不足。因此,二二八轉型正義迄今停留在「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窘況,而且常常淪為口水戰,爭論究竟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才是受難者?

就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治口水戰並沒有必要。轉型正義討論的重點應放在釐清加害的歷史:「二二八事件」究竟為何發生?受害者的身家性命如何受到嚴重傷害?後續系統性侵害人權的政治體制如何建構與運作?

第三個迷思,是以蔣介石「功過」的詮釋,替代轉型正義的討論。不可否認,台灣社會至今還有些人懷念蔣介石領導北伐抗日、抵抗共產黨、以及讓他們在台灣有安居發展機會的「功業」。許多人彷彿以為,要一併討論討論蔣的「歷史功過」,才稱得上公正客觀;而所謂的「轉型正義」,只是企圖想醜化「民族救星」與「國家偉人」。

但需要釐清的是,轉型正義旨在處理「人權大規模遭到侵害」的過往,以重建國家體制對「人權價值」的重視;而不是藉由討論歷史人物的「功過」,以某些得利者的「感恩」之心,來「抵銷」受害者的傷痛。

經濟崩壞、法治蕩然與「奴化論」

仔細回顧二二八的發生,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對脫離殖民政治的想像,受到「漢人民族主義」不少影響,以致於忽略了,清廷割台五十年來,台灣人對「祖國」的「文化想像」,與「政治現實」間有着嚴重落差。即便當時有極少數人(如台灣金融界的先驅陳炘)率直地對中國現況不佳提出警告,卻沒有獲得台灣民間意見領袖的重視。

1946年10月來台主持接收工作的陳儀,其實清楚台灣的發展高出當時中國許多。1935年,當時擔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到台灣參觀「始政(台灣割讓給日本)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在回國後所寫的《台灣考察報告》裏就提到,台灣建設進步的情況令人驚訝,福建省應該效法台灣的經濟發展。

然而,陳儀作為二戰之後從中國來台灣進行接收的主要負責人,卻以政治與文化沙文主義的倨傲,將台灣視為「被奴化」地區,以「懲治漢奸」的高姿態,對台灣人大興恐怖的政治忠誠度檢查,以遮掩自己在接收台灣過程中,因貪污腐敗造成的經濟大崩壞。

當時的台灣人原本想像,迎接來的是一起脫離日本帝國主義桎梏的「祖國」新政府,大家能以「平起平坐的公民」(fellow citizens)身份,一起打造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沒想到,實際迎來的是沒有西方法治觀念的黨國政府,這個黨國政府半封建的思維難以理解台灣人在日治時期,已經習慣了執政者行事是要講究法治的。

換言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肇因於接收人員貪污腐敗造成台灣經濟崩潰、民不聊生,以及在台灣人眼中,「法治精神」與「政治清明」的蕩然無存。

這樣的社會心理,連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適巧在台灣的中國記者唐賢龍都觀察到了:「台灣同胞……對於日本人統治時代的政治清明,均予以良好的印象……。是以台灣同胞對於官吏的貪污,均認為一種莫大的恥辱。但對於國內到台灣去的一般不肖的官吏,那種目無法紀,公開大膽的貪污,都不禁驚訝咋舌」。

經濟大崩壞之餘,又因新政府在台灣推行的「中國化」,台灣人不僅在政治上失去參政權,同時也喪失了對自己故鄉歷史的詮釋權與文化論述權。吳濁流在《無花果》(1967)一書裏就提到國民政府剛接收台灣後的狀況:「為了保守自己的特權而提出本省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需要再教育再訓練的謬論,於是把任用本省人的門戶緊緊關閉。」

「祖國」令人心傷,「奴化論」令人受辱心寒,系統性的迫害令人驚駭。這些因素,應該作為瞭解二二八歷史的背景;對於外省人在二二八中的受害,也應該放在這個大脈絡下來理解。

反共大旗下,不分省籍的人權迫害

因此,不該用貼標籤的方式,爭執究竟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受害,來定義「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作家唐香燕的父母在二戰結束後,由上海到台灣工作兼旅行,適巧在台北親身經歷了二二八。當時他們個人以及相識的外省朋友,都受到本地同事的保護與安置,平安脫險,沒有因「外省人」的身份遭到傷害。在中部,許雪姬曾從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中,摘錄情報人員陳向前(化名)對台中二二八情況的紀錄,「……外省人雖有一部分被毆,但大部分被集中保護,秩序尚佳。」而當彭孟緝3月3日開始在高雄發動二二八時,高雄中學學生組成的自衛隊及學校行政人員,也在雄中校園裏保護了上百名外省人。

凡此種種都顯示出,當時衝突的本質,並不是所謂本省/外省族群對抗,而是出於台灣人對接收的貪官污吏之憤恨,以及對於陳儀接收後所採取之不當政策,深感被歧視凌辱所致。

蔣介石、陳儀、彭孟緝等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沒有受到美國的警告與制裁,以致於在1950年之後,蔣介石用同樣無所忌憚的殘酷手段,在台灣大肆興起「白色恐怖」。當時在「剿共」行動中,還包含許多無端羅織人入罪的「預防性」清洗。在「白色恐怖」這三十幾年當中,受害的就不只限於在「二二八事件」裏飽受驚嚇的本省人,而是連讓蔣介石心生疑慮的「外省人」,都難逃他的殺滅之網。誠如作家王鼎鈞所言:「除了『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與叛國受審。」

冷戰下,共產黨諜影幢幢,是當時以美國為中心的所謂「民主陣營」共同的問題。但是,蔣介石的統治問題在於,他始終是以「威嚇」與「鎮壓」,來鞏固群眾與部屬對他個人的領袖崇拜;並透過操作族群間的嫌隙,讓整個台灣社會長期處於互不信任的對立中。他個人在台灣獨掌國家機器,為了鞏固領導威權,對人權造成的系統性迫害,無分省籍。

轉型正義處理的是「國家暴力」的問題。希特勒當年的崛起也是打着「反共」的旗號。然而透過大規模的「反共」恐懼動員,他所掀起的排他性大屠殺,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因此台灣應該好好思考的是:蔣介石所推動的「反共」,真是藉由反對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推動讓台灣的自由民主「生根發展」,還是只是藉「反共」之名,鞏固個人的獨裁威權?

實際上,過去蔣介石所領導的黨國體制,不僅「黨」在「國」之前,而且他「個人」的意志更在「黨」之上。在他的統治下,台灣不僅民主政治無以發展,更有一長串嚴重侵害人權的紀錄。台灣要建立人權國家,就無法迴避從這些傷痕汲取教訓的轉型正義工程。這不是在他羽翼下有人獲得恩庇,有「感恩之情」,就可以用個人感情因素來「抵銷」的。

從歷史樹立價值,我們都有責任

前述三個迷思,還不斷糾結在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的討論;由此可見,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普世價值」,還沒有在台灣社會文化生根,並為大家看重。

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內容跟真實生活脫節。學生到學校受教是為了考試、拿學位。我們的教育內容長期受到威權體制制約,與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人文社會教育,還有着相當大的距離。我們的學校教給學生的,常常是以「假中立」、「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讓學生對政治冷感,對公義不關心。整個社會長期被「中國化」的尊君(領袖崇拜)思想宰制,缺乏明確的價值框架(例如憲法對個體生命尊嚴的肯認)來理解歷史與轉型正義。

更嚴重的還在於,因為社會對轉型正義的長期漠視,以及對這些歷史的曲解,致使「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一些受難者家屬及後代,為了不想遭受社會異樣眼光的「對待」(通常是閃避與歧視),在心理上仍無法接受、甚至不能諒解自己家人的受害遭遇,抗拒肯認自己家人因抵抗威權而受難的正面意義。社會上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人蒙受冤屈的過往,也大多不願意聞問,生怕惹來無謂事端。

這種對轉型正義冷感的歷史教育,讓我們的社會心靈長期處在一種「不願意當真」的漂浮狀態。我們捫心自問:台灣有多少人,對自己長期生活的縣市鄉鎮的二二八歷史,有最基本的認識?台灣中央到地方政府,是否有提供基本參訪路標或說明牌,讓大家瞭解當地二二八所發生的事?

捷克推翻共產黨統治後第一任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在1990年新年演說中的一段話,值得台灣好好警惕:

「當我談到淪喪的道德氛圍,……我是指我們所有人。我們都習慣了極權制度,認為這是難以改變的事實,因此都幫着讓它繼續存在下去。換句話說,我們所有人——雖然自然有程度上的不同——都要對這個極權主義體制的運作負責。我們大家都不僅只是極權體制的受害者,我們也是共同創造者。」

讓威權遺緒繼續存在,就像瀰漫在生活環境裏,大家已經習慣的絲絲縷縷腐臭味。生生死死之間,就像哈維爾談話接下來所說的,「是我們自己在殘害自己」。

了解過去歷史最好的方法,是現在去做對的事。讓現在所做正確的事,燭照出過去的荒謬幽暗。當台灣社會可以因着天然獨世代出現,台灣認同趨於增長,不再困於過去二二八分歧歷史記憶所產生的對立時,也正是我們需要為台灣內部和解做新準備的時候。

面對二二八,如何積極釐清歷史真相,讓受難者真正安息,不必再淪為詮釋爭論的工具,是最先該盡快做好的工作。只有當我們願意走出歷史迷思,以「公義」價值為基準,理性梳理這段陰暗幽深的歷史,我們才能將這段歷史,轉化成世界轉型正義歷史的一部分——而不必被中共欲意操弄台灣歷史的政治盤算干擾。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因我們願意為公義一起努力,二二八的歷史真相能盡快得到釐清,而台灣也能以人權價值更穩固地立足於世界,大家可以對無辜受難的前人說:「魂兮來歸,安息鄉土,鄉土有疼惜。」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請按右上角選在「在 Safari」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