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在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同時，台灣也解嚴三十年了。
作為轉型正義的後進國家，過去台灣因為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民主政治發展無法透過轉型正義的推動，來為公民社會的人權法治基礎打底，也沒有機會將以「三民主義」為尊的憲法，改為以普世價值「人性尊嚴不可侵犯」為尊的現代國家憲法。
回顧過去對二二八歷史的討論經常陷入爭議的原因，有三個迷思需要加以釐清：
轉型正義的三種迷思
第一，有一種說法認為，二戰後的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屬於戰勝國，「只有戰敗國才需要進行轉型正義，戰勝國不需要」。這是用「戰勝」／「戰敗」的政治話術來模糊焦點。其實，轉型正義着重的是處理「人權大規模受損的過去」，這與「戰勝」或「戰敗」無關。
例如，二戰史上法國屬於戰勝國，卻仍然需要為過去協助納粹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的過往道歉，並進行賠償。2015年底法國更開放政府各部門相關檔案，調查納粹時期法國維希政權（Vichy Regime）擔任納粹幫兇的過往。
第二，因為黨國威權控制的影響，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內容與社會文化並不重視「公義／正義」（justice）價值觀的培養。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凸顯受害者的冤屈難伸，對二二八問題的探討，偏重在受害者的悲情，希望藉此喚醒社會的同情與重視。
但對加害的歷史、加害者與加害體制的研究探討還相當不足。因此，二二八轉型正義迄今停留在「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窘況，而且常常淪為口水戰，爭論究竟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才是受難者？
就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治口水戰並沒有必要。轉型正義討論的重點應放在釐清加害的歷史：「二二八事件」究竟為何發生？受害者的身家性命如何受到嚴重傷害？後續系統性侵害人權的政治體制如何建構與運作？
第三個迷思，是以蔣介石「功過」的詮釋，替代轉型正義的討論。不可否認，台灣社會至今還有些人懷念蔣介石領導北伐抗日、抵抗共產黨、以及讓他們在台灣有安居發展機會的「功業」。許多人彷彿以為，要一併討論討論蔣的「歷史功過」，才稱得上公正客觀；而所謂的「轉型正義」，只是企圖想醜化「民族救星」與「國家偉人」。
但需要釐清的是，轉型正義旨在處理「人權大規模遭到侵害」的過往，以重建國家體制對「人權價值」的重視；而不是藉由討論歷史人物的「功過」，以某些得利者的「感恩」之心，來「抵銷」受害者的傷痛。
經濟崩壞、法治蕩然與「奴化論」
仔細回顧二二八的發生，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對脫離殖民政治的想像，受到「漢人民族主義」不少影響，以致於忽略了，清廷割台五十年來，台灣人對「祖國」的「文化想像」，與「政治現實」間有着嚴重落差。即便當時有極少數人（如台灣金融界的先驅陳炘）率直地對中國現況不佳提出警告，卻沒有獲得台灣民間意見領袖的重視。
1946年10月來台主持接收工作的陳儀，其實清楚台灣的發展高出當時中國許多。1935年，當時擔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到台灣參觀「始政（台灣割讓給日本）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在回國後所寫的《台灣考察報告》裏就提到，台灣建設進步的情況令人驚訝，福建省應該效法台灣的經濟發展。
然而，陳儀作為二戰之後從中國來台灣進行接收的主要負責人，卻以政治與文化沙文主義的倨傲，將台灣視為「被奴化」地區，以「懲治漢奸」的高姿態，對台灣人大興恐怖的政治忠誠度檢查，以遮掩自己在接收台灣過程中，因貪污腐敗造成的經濟大崩壞。
當時的台灣人原本想像，迎接來的是一起脫離日本帝國主義桎梏的「祖國」新政府，大家能以「平起平坐的公民」（fellow citizens）身份，一起打造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沒想到，實際迎來的是沒有西方法治觀念的黨國政府，這個黨國政府半封建的思維難以理解台灣人在日治時期，已經習慣了執政者行事是要講究法治的。
換言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肇因於接收人員貪污腐敗造成台灣經濟崩潰、民不聊生，以及在台灣人眼中，「法治精神」與「政治清明」的蕩然無存。
這樣的社會心理，連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適巧在台灣的中國記者唐賢龍都觀察到了：「台灣同胞……對於日本人統治時代的政治清明，均予以良好的印象……。是以台灣同胞對於官吏的貪污，均認為一種莫大的恥辱。但對於國內到台灣去的一般不肖的官吏，那種目無法紀，公開大膽的貪污，都不禁驚訝咋舌」。
經濟大崩壞之餘，又因新政府在台灣推行的「中國化」，台灣人不僅在政治上失去參政權，同時也喪失了對自己故鄉歷史的詮釋權與文化論述權。吳濁流在《無花果》（1967）一書裏就提到國民政府剛接收台灣後的狀況：「為了保守自己的特權而提出本省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需要再教育再訓練的謬論，於是把任用本省人的門戶緊緊關閉。」
「祖國」令人心傷，「奴化論」令人受辱心寒，系統性的迫害令人驚駭。這些因素，應該作為瞭解二二八歷史的背景；對於外省人在二二八中的受害，也應該放在這個大脈絡下來理解。
反共大旗下，不分省籍的人權迫害
因此，不該用貼標籤的方式，爭執究竟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受害，來定義「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作家唐香燕的父母在二戰結束後，由上海到台灣工作兼旅行，適巧在台北親身經歷了二二八。當時他們個人以及相識的外省朋友，都受到本地同事的保護與安置，平安脫險，沒有因「外省人」的身份遭到傷害。在中部，許雪姬曾從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中，摘錄情報人員陳向前（化名）對台中二二八情況的紀錄，「……外省人雖有一部分被毆，但大部分被集中保護，秩序尚佳。」而當彭孟緝3月3日開始在高雄發動二二八時，高雄中學學生組成的自衛隊及學校行政人員，也在雄中校園裏保護了上百名外省人。
凡此種種都顯示出，當時衝突的本質，並不是所謂本省／外省族群對抗，而是出於台灣人對接收的貪官污吏之憤恨，以及對於陳儀接收後所採取之不當政策，深感被歧視凌辱所致。
蔣介石、陳儀、彭孟緝等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沒有受到美國的警告與制裁，以致於在1950年之後，蔣介石用同樣無所忌憚的殘酷手段，在台灣大肆興起「白色恐怖」。當時在「剿共」行動中，還包含許多無端羅織人入罪的「預防性」清洗。在「白色恐怖」這三十幾年當中，受害的就不只限於在「二二八事件」裏飽受驚嚇的本省人，而是連讓蔣介石心生疑慮的「外省人」，都難逃他的殺滅之網。誠如作家王鼎鈞所言：「除了『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與叛國受審。」
冷戰下，共產黨諜影幢幢，是當時以美國為中心的所謂「民主陣營」共同的問題。但是，蔣介石的統治問題在於，他始終是以「威嚇」與「鎮壓」，來鞏固群眾與部屬對他個人的領袖崇拜；並透過操作族群間的嫌隙，讓整個台灣社會長期處於互不信任的對立中。他個人在台灣獨掌國家機器，為了鞏固領導威權，對人權造成的系統性迫害，無分省籍。
轉型正義處理的是「國家暴力」的問題。希特勒當年的崛起也是打着「反共」的旗號。然而透過大規模的「反共」恐懼動員，他所掀起的排他性大屠殺，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因此台灣應該好好思考的是：蔣介石所推動的「反共」，真是藉由反對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推動讓台灣的自由民主「生根發展」，還是只是藉「反共」之名，鞏固個人的獨裁威權？
實際上，過去蔣介石所領導的黨國體制，不僅「黨」在「國」之前，而且他「個人」的意志更在「黨」之上。在他的統治下，台灣不僅民主政治無以發展，更有一長串嚴重侵害人權的紀錄。台灣要建立人權國家，就無法迴避從這些傷痕汲取教訓的轉型正義工程。這不是在他羽翼下有人獲得恩庇，有「感恩之情」，就可以用個人感情因素來「抵銷」的。
從歷史樹立價值，我們都有責任
前述三個迷思，還不斷糾結在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的討論；由此可見，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普世價值」，還沒有在台灣社會文化生根，並為大家看重。
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內容跟真實生活脫節。學生到學校受教是為了考試、拿學位。我們的教育內容長期受到威權體制制約，與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人文社會教育，還有着相當大的距離。我們的學校教給學生的，常常是以「假中立」、「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讓學生對政治冷感，對公義不關心。整個社會長期被「中國化」的尊君（領袖崇拜）思想宰制，缺乏明確的價值框架（例如憲法對個體生命尊嚴的肯認）來理解歷史與轉型正義。
更嚴重的還在於，因為社會對轉型正義的長期漠視，以及對這些歷史的曲解，致使「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一些受難者家屬及後代，為了不想遭受社會異樣眼光的「對待」（通常是閃避與歧視），在心理上仍無法接受、甚至不能諒解自己家人的受害遭遇，抗拒肯認自己家人因抵抗威權而受難的正面意義。社會上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人蒙受冤屈的過往，也大多不願意聞問，生怕惹來無謂事端。
這種對轉型正義冷感的歷史教育，讓我們的社會心靈長期處在一種「不願意當真」的漂浮狀態。我們捫心自問：台灣有多少人，對自己長期生活的縣市鄉鎮的二二八歷史，有最基本的認識？台灣中央到地方政府，是否有提供基本參訪路標或說明牌，讓大家瞭解當地二二八所發生的事？
捷克推翻共產黨統治後第一任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在1990年新年演說中的一段話，值得台灣好好警惕：
「當我談到淪喪的道德氛圍，……我是指我們所有人。我們都習慣了極權制度，認為這是難以改變的事實，因此都幫着讓它繼續存在下去。換句話說，我們所有人——雖然自然有程度上的不同——都要對這個極權主義體制的運作負責。我們大家都不僅只是極權體制的受害者，我們也是共同創造者。」
讓威權遺緒繼續存在，就像瀰漫在生活環境裏，大家已經習慣的絲絲縷縷腐臭味。生生死死之間，就像哈維爾談話接下來所說的，「是我們自己在殘害自己」。
了解過去歷史最好的方法，是現在去做對的事。讓現在所做正確的事，燭照出過去的荒謬幽暗。當台灣社會可以因着天然獨世代出現，台灣認同趨於增長，不再困於過去二二八分歧歷史記憶所產生的對立時，也正是我們需要為台灣內部和解做新準備的時候。
面對二二八，如何積極釐清歷史真相，讓受難者真正安息，不必再淪為詮釋爭論的工具，是最先該盡快做好的工作。只有當我們願意走出歷史迷思，以「公義」價值為基準，理性梳理這段陰暗幽深的歷史，我們才能將這段歷史，轉化成世界轉型正義歷史的一部分——而不必被中共欲意操弄台灣歷史的政治盤算干擾。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因我們願意為公義一起努力，二二八的歷史真相能盡快得到釐清，而台灣也能以人權價值更穩固地立足於世界，大家可以對無辜受難的前人說：「魂兮來歸，安息鄉土，鄉土有疼惜。」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