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一組漫畫火遍日本，並登上各大媒體版面。畫面中的小人站在軌道旁，想著再往前一步，跳下去，明天就再也不用上班了。
創造這輯漫畫的，是日本年輕漫畫家汐街Kona（汐街コナ），聚焦的主題是日本普遍存在的超時勞動問題。而創作漫畫的起因，是一名年輕女性的死亡。
2015年12月25日聖誕節，東京大學畢業生、加入日本第一大廣告公司電通僅僅一年半的高橋茉莉，因不堪長時間工作和上司的高壓責罵，從宿舍跳樓自殺身亡，年僅24歲。
據日本勞動基準監督署調查，高橋去世前的10月份加班時間總計超過130個小時，11月份的加班時間將近100個小時，大幅超過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月加班45個小時的上限（超過80個小時即可認定為過勞死）。
「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劇，她是名校畢業生，又一畢業就進入了電通，你可以看出來她是一個很有才華和勤奮的人，但正是這樣一個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選擇了一條絕路，這對我衝擊很大。」汐街Kona對端傳媒說。
日本的加班文化全球皆知，過勞死也並不是新鮮事，但像高橋茉莉這樣年輕的女性過早亡故，還是再度掀起了日本國內對於超時勞動的熱議。
無處不在的「加班文化」
曾在東京一家零售企業工作的田村結子，和死去的高橋一樣在公司裏從事銷售工作，也曾經飽受長時間工作的辛勞和銷售任務帶來的精神壓力。為了拼營業額，加班是家常便飯。
為了接待客戶，休息日要特地從東京趕到大阪參加宴會，理由僅僅是「關西營業所現在一個女員工都沒有，需要『宴會之花』來調節氣氛」。最讓田村難以忍受的是上司的傲慢，總是一副「現在的年輕人吃不了苦」的態度。
「我能理解高橋為什麼不辭職，」25歲的田村說，「很多人都誤以為年輕人有更多選擇，其實我們是最沒有希望的一代。日本職場有『三年魔咒』之說，如果在上一家公司沒有做滿三年就辭職，你會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毅力的廢柴。」
田村認為在這種魔咒之下，高橋只得選擇忍氣吞聲，「況且她是東大的高材生，電通是日本頂尖的企業，而在日本只可能從大企業跳槽去中小企業，一旦辭職就不可能再回到一流企業工作了。跳槽就意味着走下坡路。」工作滿三年後，田村難頂重壓，決心辭職。現在她考取了家鄉小城的公務員。雖然公務員工資微薄，而小城的生活也不如繁華東京來得精彩，可是她終於不用再加班了。
汐街Kona補充說，在日本，如果跟著自己的感覺來行事（比如不加班），會被認為是任性、自私，日本社會要求你哪怕需要忍耐，也要迎合周圍的人。願意付出超過工資對應工作量的員工，被視為對公司和工作「忠誠」，社會認為這種行為「好」或「理所當然」。他認為這導致了超時勞動乃至過勞死，曾經是日本的優勢、支撐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企業文化，現在反倒成為了日本增長的束縛。「這些問題根植在日本的民族性內，我覺得短時間內很難改變，但也必須一點點去變革。」
Kona認為超時勞動的人們總是抱有一種「沒關係，我不會有事」的心理，但其實這是在重壓下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
「我想通過自己的漫畫告訴大家，趁還能正常判斷之時，要下定決心退休或者跳槽。」
加班文化和日本獨特的僱傭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日本勞動政策專家濱口桂一郎指出，日本的企業僱傭制度同世界其他國家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他將日本的僱傭制度稱為成員型（membership type），僱傭以人為單位，本着將一個可造之材納入到自身組織當中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單純的考慮僱員的職業技能。企業通常傾向於僱傭沒有經驗的應屆畢業生，讓其適應企業中各個崗位的工作，最後將其「訂製」成為一個適用於所在企業的綜合型人才。而世界其他地區則多為工作型（job type），以某項技能要求尋找僱員，要求僱員上崗即可發揮作用，滿足企業該項技能的要求。
日本的成員型有其積極的一面，例如應屆畢業生更容易被一流企業接納，企業願意更多的投入資金和時間去培養員工，由此衍生的終身僱傭制讓員工對企業更有歸屬感，僱傭關係更加穩定等等。但同時，成員型制度中，哪幾項工作是員工必須做的，作為企業的「成員」應該為企業做出什麼程度的貢獻，都沒有明確的規定，這種模糊不清就成了過勞的温床。
此外，已經被「訂製」成一家企業「成員」的員工即使辭職，也很難被其他企業接納，只能自降身價，面臨待遇更加惡劣的危險，無形中限制了員工的選擇權。因此日本與其他國家相比，人才流動性偏低。
60、70年代經濟騰飛時，會員型僱傭制度弊端尚不明顯，但80年代後期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眾多企業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裁員，人員的減少必然帶來人均工作量的增加。終身僱傭制度已經逐漸崩壞，其塑造的企業文化卻難以立刻消解。由於員工工作範圍邊界模糊，再就業較困難，面臨裁員危機只得揹負着越來越龐大的工作量以求自保。
濱口桂一郎在自己的著書《年輕人與勞動》中指出，日本的僱傭制度應該向「工作型終身僱傭」方向進行轉型，即在維持員工穩定性的前提下引入工作型的觀念，明確勞動的範圍和標準。然而在現如今經營狀況風雨飄搖的日本企業當中，恐怕難以得到積極的響應，難免成為一紙空談。
成員型僱傭制度造成的另一個弊端便是企業中上司與下屬之間的權力關係。在成員型僱傭制度中，年輕員工必須和組織中的其他成員搞好關係，由於僱傭初期並沒有什麼特別專門的技能，是否能夠成長，是否能夠得到更好地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遇到的上司和同事。
對於初涉日本職場的外國人來說，這是一種強烈的文化衝擊。
「有條件加班，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加班，我覺得加班就是日本企業的潛規則。」留學後在日本一家食品加工企業工作的中國人王靜成抱怨道。
他留學前曾在一家講求效率和個人能力的外資企業工作。一開始王靜成並不熟悉日本加班文化，完成自己的工作後便按時回家了。不到一週，他的「事蹟」就在公司傳開了，暗地裏公司同事戲謔地稱他為「歸宅man」，上司也對他的工作態度極為不滿，批評他對工作沒有全心投入，不懂得為其他人着想。
「後來我也和日本人一樣，在公司耗到8點再回家。除了自己負責的以外，總能找到些工作來做。」有時他會故意將一些工作留到加班再做，讓自己看起來一直在忙。
何同濤在日本碩士畢業後，曾在一家知名電子企業工作，但一年後他就選擇辭職回到上海，「主要就是在日本，年輕人想要出人頭地太慢了，論次排輩的風氣太壓抑。」
何同濤技術全面、過硬，又是名校碩士畢業，公司對他也很重視，準備重用。但他依然要以三年為單位輾轉多個部門，熟悉公司整體業務之後，才會被安排從事關鍵的研發工作，粗略算下來，至少要花上十年左右才能將自己的技術學以致用。
「這樣十年『磨』下來，最後我就成了只能活在這家企業的人了。」何同濤已在上海工作了四年，換過兩份工作，現在是一個IT項目的負責人。雖然還沒有能力在上海買房買車，但他表示並不羨慕當年選擇留在日本公司安穩工作的同學、同事。
「日本的企業就是以絕對服從換取一生安穩，而這種生活並非適合每一個人。」
看似繁忙的企業中，多了這種「磨洋工」的現象，自然會拖低生產效率，加上日本聞名於世的「注重細節」，更是令員工空耗精力。生活與工作的失衡，更是讓日本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幸福感排名中，一度跌至21位。
致力推廣工作·生活平衡（work life balance）的日本Telework Association主席研究員今泉千明說，在少子老齡化的社會現狀下，日本社會需要求變，將勞動力從超時勞動中解放出來，創造更高的社會價值。
「日本人非常注重細節，比如要準備一個會議，一名普通的員工可能需要準備很厚的材料，並且要不斷的補充資料，這就佔用他很大一部分的時間，產值卻非常微弱。」他認為災後復原中的日本應該推廣遠程辦公，鼓勵在家辦公，改善工作環境中的加班文化，才能夠解放更多的生產力，推動日本經濟加速發展。
政府有限制 企業有對策
事實上，根據日本勞動基準法，加班在原則上是被禁止的。該法律32條第二項規定：「不允許每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不過同法第36條，也就是所謂的「36協定」，允許勞資雙方訂立協定，一個月允許超時工作45小時，一年360小時。一旦出現超了又超的情況，勞資雙方還可以再另行訂立協定。
形同虛設的法例規管並未停下「加班大國」超時勞動的步伐，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數據，在2016年4月至12月調查的8530家企業中，共有4790家出現員工超時勞動，比率超過一半。
「其實在日本沒有哪個企業能遵守加班限度，」在一家知名製造業公司工作的吉川麻衣說，「我們公司向來是先打卡再加班。」吉川的公司正式下班時間為下午6點，6點一到員工們自覺打卡後，徑直返回座位上繼續工作。在公司的記錄上，員工早已回家休息，而實際上通常工作到8點左右才能下班，一週至少有2天要工作到10點以後。
「也沒有明確規定要在公司呆到多晚，做什麼工作，一切都是見機行事。」吉川說。
這種「自覺」加班的情況在日本企業非常普遍，「如果我們企業是黑心企業，那估計全日本都白不了。其實無論哪個公司都差不多這樣，想想也沒什麼可抱怨的。」吉川苦笑道。
有鑑於此，厚生勞動省決定出台新的阻嚇措施：自今年一月起，將會公佈每月加班超過八十小時的企業名單。
「這種根深蒂固的企業文化非常難以扭轉，也會遭受很大的阻力，但政府需要採取行動。通過公佈企業名單，能夠讓企業感受到一定的壓力。而隨著人們意識的覺醒，輿論的呼聲也會對企業施加更大的壓力，進而促成變革的發生。」日本女子大學現代社會學科教授大澤真知子說。
大澤對端傳媒表示，她認同普遍超時工作，也是加劇日本社會少子化的一個原因，對女性的影響尤其明顯。
「現在已經有微弱的改變，但情況遠不能稱為樂觀，想要改變日本的這種風氣，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為尊重受訪者意見，文中部分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