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加班？日本青年人向过劳死说不

2016年10月，一组漫画火遍日本，并登上各大媒体版面。画面中的小人站在轨道旁，想著再往前一步，跳下去，明天就再也不用上班了。

创造这辑漫画的，是日本年轻漫画家汐街Kona（汐街コナ），聚焦的主题是日本普遍存在的超时劳动问题。而创作漫画的起因，是一名年轻女性的死亡。

2015年12月25日圣诞节，东京大学毕业生、加入日本第一大广告公司电通仅仅一年半的高桥茉莉，因不堪长时间工作和上司的高压责骂，从宿舍跳楼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据日本劳动基准监督署调查，高桥去世前的10月份加班时间总计超过130个小时，11月份的加班时间将近100个小时，大幅超过劳动基准法规定的月加班45个小时的上限（超过80个小时即可认定为过劳死）。

“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她是名校毕业生，又一毕业就进入了电通，你可以看出来她是一个很有才华和勤奋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选择了一条绝路，这对我冲击很大。”汐街Kona对端传媒说。

日本的加班文化全球皆知，过劳死也并不是新鲜事，但像高桥茉莉这样年轻的女性过早亡故，还是再度掀起了日本国内对于超时劳动的热议。

无处不在的“加班文化”

曾在东京一家零售企业工作的田村结子，和死去的高桥一样在公司里从事销售工作，也曾经饱受长时间工作的辛劳和销售任务带来的精神压力。为了拼营业额，加班是家常便饭。

为了接待客户，休息日要特地从东京赶到大阪参加宴会，理由仅仅是“关西营业所现在一个女员工都没有，需要‘宴会之花’来调节气氛”。最让田村难以忍受的是上司的傲慢，总是一副“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的态度。

“我能理解高桥为什么不辞职，”25岁的田村说，“很多人都误以为年轻人有更多选择，其实我们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代。日本职场有‘三年魔咒’之说，如果在上一家公司没有做满三年就辞职，你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毅力的废柴。”

田村认为在这种魔咒之下，高桥只得选择忍气吞声，“况且她是东大的高材生，电通是日本顶尖的企业，而在日本只可能从大企业跳槽去中小企业，一旦辞职就不可能再回到一流企业工作了。跳槽就意味着走下坡路。”工作满三年后，田村难顶重压，决心辞职。现在她考取了家乡小城的公务员。虽然公务员工资微薄，而小城的生活也不如繁华东京来得精彩，可是她终于不用再加班了。

汐街Kona补充说，在日本，如果跟著自己的感觉来行事（比如不加班），会被认为是任性、自私，日本社会要求你哪怕需要忍耐，也要迎合周围的人。愿意付出超过工资对应工作量的员工，被视为对公司和工作“忠诚”，社会认为这种行为“好”或“理所当然”。他认为这导致了超时劳动乃至过劳死，曾经是日本的优势、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企业文化，现在反倒成为了日本增长的束缚。“这些问题根植在日本的民族性内，我觉得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也必须一点点去变革。”

Kona认为超时劳动的人们总是抱有一种“没关系，我不会有事”的心理，但其实这是在重压下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

“我想通过自己的漫画告诉大家，趁还能正常判断之时，要下定决心退休或者跳槽。”

难刹车的“加班文化”

加班文化和日本独特的雇佣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劳动政策专家滨口桂一郎指出，日本的企业雇佣制度同世界其他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将日本的雇佣制度称为成员型（membership type），雇佣以人为单位，本着将一个可造之材纳入到自身组织当中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考虑雇员的职业技能。企业通常倾向于雇佣没有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让其适应企业中各个岗位的工作，最后将其“订制”成为一个适用于所在企业的综合型人才。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多为工作型（job type），以某项技能要求寻找雇员，要求雇员上岗即可发挥作用，满足企业该项技能的要求。

日本的成员型有其积极的一面，例如应届毕业生更容易被一流企业接纳，企业愿意更多的投入资金和时间去培养员工，由此衍生的终身雇佣制让员工对企业更有归属感，雇佣关系更加稳定等等。但同时，成员型制度中，哪几项工作是员工必须做的，作为企业的“成员”应该为企业做出什么程度的贡献，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模糊不清就成了过劳的温床。

此外，已经被“订制”成一家企业“成员”的员工即使辞职，也很难被其他企业接纳，只能自降身价，面临待遇更加恶劣的危险，无形中限制了员工的选择权。因此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人才流动性偏低。

60、70年代经济腾飞时，会员型雇佣制度弊端尚不明显，但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众多企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人员的减少必然带来人均工作量的增加。终身雇佣制度已经逐渐崩坏，其塑造的企业文化却难以立刻消解。由于员工工作范围边界模糊，再就业较困难，面临裁员危机只得揹负着越来越庞大的工作量以求自保。

滨口桂一郎在自己的著书《年轻人与劳动》中指出，日本的雇佣制度应该向“工作型终身雇佣”方向进行转型，即在维持员工稳定性的前提下引入工作型的观念，明确劳动的范围和标准。然而在现如今经营状况风雨飘摇的日本企业当中，恐怕难以得到积极的响应，难免成为一纸空谈。

成员型雇佣制度造成的另一个弊端便是企业中上司与下属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成员型雇佣制度中，年轻员工必须和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搞好关系，由于雇佣初期并没有什么特别专门的技能，是否能够成长，是否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的上司和同事。

对于初涉日本职场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冲击。

“有条件加班，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加班，我觉得加班就是日本企业的潜规则。”留学后在日本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工作的中国人王静成抱怨道。

他留学前曾在一家讲求效率和个人能力的外资企业工作。一开始王静成并不熟悉日本加班文化，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便按时回家了。不到一周，他的“事迹”就在公司传开了，暗地里公司同事戏谑地称他为“归宅man”，上司也对他的工作态度极为不满，批评他对工作没有全心投入，不懂得为其他人着想。

“后来我也和日本人一样，在公司耗到8点再回家。除了自己负责的以外，总能找到些工作来做。”有时他会故意将一些工作留到加班再做，让自己看起来一直在忙。

何同涛在日本硕士毕业后，曾在一家知名电子企业工作，但一年后他就选择辞职回到上海，“主要就是在日本，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太慢了，论次排辈的风气太压抑。”

何同涛技术全面、过硬，又是名校硕士毕业，公司对他也很重视，准备重用。但他依然要以三年为单位辗转多个部门，熟悉公司整体业务之后，才会被安排从事关键的研发工作，粗略算下来，至少要花上十年左右才能将自己的技术学以致用。

“这样十年‘磨’下来，最后我就成了只能活在这家企业的人了。”何同涛已在上海工作了四年，换过两份工作，现在是一个IT项目的负责人。虽然还没有能力在上海买房买车，但他表示并不羡慕当年选择留在日本公司安稳工作的同学、同事。

“日本的企业就是以绝对服从换取一生安稳，而这种生活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看似繁忙的企业中，多了这种“磨洋工”的现象，自然会拖低生产效率，加上日本闻名于世的“注重细节”，更是令员工空耗精力。生活与工作的失衡，更是让日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幸福感排名中，一度跌至21位。

致力推广工作·生活平衡（work life balance）的日本Telework Association主席研究员今泉千明说，在少子老龄化的社会现状下，日本社会需要求变，将劳动力从超时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

“日本人非常注重细节，比如要准备一个会议，一名普通的员工可能需要准备很厚的材料，并且要不断的补充资料，这就占用他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产值却非常微弱。”他认为灾后复原中的日本应该推广远程办公，鼓励在家办公，改善工作环境中的加班文化，才能够解放更多的生产力，推动日本经济加速发展。

政府有限制 企业有对策

事实上，根据日本劳动基准法，加班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该法律32条第二项规定：“不允许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不过同法第36条，也就是所谓的“36协定”，允许劳资双方订立协定，一个月允许超时工作45小时，一年360小时。一旦出现超了又超的情况，劳资双方还可以再另行订立协定。

形同虚设的法例规管并未停下“加班大国”超时劳动的步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在2016年4月至12月调查的8530家企业中，共有4790家出现员工超时劳动，比率超过一半。

“其实在日本没有哪个企业能遵守加班限度，”在一家知名制造业公司工作的吉川麻衣说，“我们公司向来是先打卡再加班。”吉川的公司正式下班时间为下午6点，6点一到员工们自觉打卡后，径直返回座位上继续工作。在公司的记录上，员工早已回家休息，而实际上通常工作到8点左右才能下班，一周至少有2天要工作到10点以后。

“也没有明确规定要在公司呆到多晚，做什么工作，一切都是见机行事。”吉川说。

这种“自觉”加班的情况在日本企业非常普遍，“如果我们企业是黑心企业，那估计全日本都白不了。其实无论哪个公司都差不多这样，想想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吉川苦笑道。

有鉴于此，厚生劳动省决定出台新的阻吓措施：自今年一月起，将会公布每月加班超过八十小时的企业名单。

“这种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非常难以扭转，也会遭受很大的阻力，但政府需要采取行动。通过公布企业名单，能够让企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而随著人们意识的觉醒，舆论的呼声也会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压力，进而促成变革的发生。”日本女子大学现代社会学科教授大泽真知子说。

大泽对端传媒表示，她认同普遍超时工作，也是加剧日本社会少子化的一个原因，对女性的影响尤其明显。

“现在已经有微弱的改变，但情况远不能称为乐观，想要改变日本的这种风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为尊重受访者意见，文中部分使用化名）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