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泰國，出現過這麼一個奇怪的現象。幫人家通靈通神的巫師們，本來可以在神靈附體以後用自己的嘴來傳述鬼神的話，但突然一時間，上了身、附了體的神靈卻不說話了。跳着大神、進入狀態的巫師們事後很尷尬，但又無能為力。為什麼呢？因為鬼神照樣附體，它們還是像之前那樣從另外的世界降臨我們的世界。但是它們來了以後卻一言不發──從巫師嘴裏冒出來的，不再是可以被理解的指示，甚至不再是任何有實際意義的語言。巫師就那麼整天怪叫着，好像變成了一台壞掉的收音機，哇啦哇啦嚷着，而聽眾除了噪音卻什麼也聽不到了。
這還不是最糟的──沒過多久，神靈連身也不上了。它們開始繞過巫師，與聆聽者零距離接觸。請神的人開始從空空的屋子裏直接聽到它們的聲音。這個聲音似近又遠，似有似無，就那麼飄蕩在空氣中。人們環顧四周，看到不到任何魅影。而這聲音也不是訴說，不是指示，還一樣是毫無意義的「噪音」。似乎神靈在故意捉弄人們。人們不再知道神靈在說什麼，人們只知道，神靈「到了」，神靈「在」這裏。一個沒有意義的聲音帶來的，反倒是神靈的空前在場。
這一幕被人類學家莫里斯（Rosalind Morris）寫進了她的一篇文章裏，文章的名字就叫「空室之聲」（“A Room with a Voice”）。她說這是大眾傳媒時代的通靈。而如果要理解這個說法背後的道理，以及大眾傳媒時代的媒體具備什麼樣的特質，甚至與特朗普的崛起、與政治的極右轉向有什麼關係，我們就得先搞清楚，泰國的這一幕究竟意味着一種什麼樣的結構性的變遷。
攝影、照妖鏡、收音機──媒介即信息
技術越擴展、遠程交流的技術越發達、媒體越去標榜自己的透明，就會有越多的人將媒體本身看作是信息。
相信大家都在網絡上看到過這樣一類無聊的照片：有的人會發出來一張看似平淡無奇的合照，然後說，媽啊，嚇死我了，你們仔細看看這些人背後櫥櫃邊的那個是什麼。技術比較低的一般會用電腦修圖加上一個淺淺的半人半鬼的像，而真正讓人覺得恐怖的，反倒就是最自然的照片上突然由於技術原因、由於特定的感光、特定的膠片條件而出現了奇怪的形狀。這個時候就算你知道應該是技術原因造成的，但你的心裏還是不免發毛，你還是會覺得，有可能真的是什麼別的東西吧。平時肉眼看不見，但是一下子偶然的機會就被相機捕捉到了。
尤其是如果這東西在所有人的背後，你就會覺得，不會平時這東西都在我背後的某個地方看着我吧，是不是我每次轉身它都跑開？我怎麼能證明不是如此？是不是它本來要跑開，結果一不留神被相機捕捉到了（所以鬼神的速度還是沒有超過光速，故此大家還是共享同一個宇宙嗎）？這東西會不會只能通過膠片的感光被相機捕捉到，而不能被肉眼直接看到？
如果這個例子很抽象，大家只需要想想中國民間傳說的照妖鏡的工作原理就好。照妖鏡怎麼運作？不是你拿個鏡子發光把人家照回原型──照妖鏡又不是探照燈。照妖鏡需要你拿着它在自己的面前，然後從裏面看到自己在普通的鏡子裏看不見的自己的鬼樣子。這才叫打回原形。所以才會有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作《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把自己的鬼樣子困在鏡子──或者畫像──裏，於是畫像外的自己就可以青春永駐了。在這一點上，人類是有共通性的。
那這樣的例子意味着什麼呢？它意味着，大眾傳媒的出現，尤其是攝影和收音機以及其他遠程交流技術的出現，改變了人們與媒體本身的關係。媒體，而不是通過媒體所傳遞的東西，變成了人們關注的核心，這就是所謂的「媒體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最能激發人們好奇心、最能攪動人們想像力的，不是照片裏的人，不是攝影者和被影者力求表現的東西，而是攝影那一刻所捕捉到的意想不到的東西。人們認為，這種東西只能通過相機來獲得──無論是由於相機特殊的感光設置、膠片特殊的化學成分，還是拍照本身對於時間性的特別切割。
同樣的道理，在美國南部盛行的隸屬基督教新教的神恩復興派（Pentecostalism）中，除了眾所周知的「舌語」（speaking in tongues）外，他們也同樣沉迷於收音機和麥克風的聲音效果。電波擾動、信號干擾、電流帶來的雜音等等如是，都被看作是聖靈的訊號。如果大聲祈禱的時候麥克風突然失靈了，那對所有人而言都會是一場驚心動魄、終生難忘的神聖之旅。
這是一個「內捲」的過程。技術越擴展、遠程交流的技術越發達、媒體越去標榜自己的透明，就會有越多的人將媒體本身看作是信息。這就好比人們感歎──哎呀，這玻璃擦得真乾淨，而忘記了，玻璃擦乾淨是為了讓你覺得它不存在的啊。
大眾傳媒年代，純粹「宗教性」的擴張
過去幾十年世界範圍內的「宗教復興」遠遠不是簡單的復興，也不是宗教突破私人領域進入公共政治。這一輪的「宗教復興」是一種更廣泛的「宗教性」的擴張，並且這種宗教性帶有大眾傳媒時代的特質...
拉康（Jacques Lacan）曾經發展出來這麼個理論，他說我們之所以能看見這個世界，原因在於我們在本質上暴露在世界的凝視中。這聽起來很抽象，其實不難理解。在這個凝視和被凝視的我們中間，隔着一道厚厚的屏障，它阻斷了一切有效的交流。雖然沒有交流，雖然我們與這個凝視不能發生任何有實際意義的對話，更不能用我們自己的雙眼回敬這個凝視，但是我們卻知道這個凝視是「存在」的。
或者說，只有在我們知道這個凝視「存在」的時候，我們周遭的世界才能進入我們的視閾。在我們「看」之前，必須要被放置在一個「被看」的位置上，而且永遠無法將這個原始的凝視還原為某一個具體的眼神。
如果這個說法還是抽象，那大家可以回頭來想一想本文開頭的泰國的例子。一個沒有意義的聲音就是那道厚厚的屏障，而這絮絮叨叨的神靈就是藏在屏障後面的那個凝視。你不知道神靈在說什麼，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回應，你只是知道，神靈「在」。而正因為你知道神靈「在」，所以你會高度警覺，你會豎起耳朵繼續聽。你因此就處在一個永恆的懸置狀態，在這個狀態中，你周遭世界的一切風吹草動都變成了洪鐘大呂，就好像《老友記》裏Ross所說的，I am always aware。
這是個什麼樣的狀態？這是交流得以開啟的最初狀態，是最原始的狀態，但其實也是強度最大的狀態。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態中，交流被還原為交流本身，而不再是承載其他信息的媒介。你與神靈的關係在這個時候不但沒有被切斷，反倒達到了最頂峰。只要神「在」，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在二十世紀末的時候，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會說，大眾傳媒時代的宗教，或者說經過大眾傳媒過濾並改變的宗教，是「被還原到了它的最基本」（reduced to its bare minimum）。因此，如果我們稍微染上點歷史目的論的遺毒，照貓畫虎學學黑格爾的口氣，就可以說，宗教只是在大眾傳媒的時代才真的實現了它自身。宗教通過大眾傳媒而變成了它自己，實現了之前潛藏在自己內部，但卻並未完全釋放出來的純粹「宗教性」（religiosity）。
實際上模仿黑格爾的不僅是我們，連德里達自己也說，媒體所揭示出的宗教形式，其實是一個精神現象學（religion of the media is a phenomenology of spirit）。所以藴藏在宗教中的精神，其實是通過媒體才得以真正實現──而這個遷移不是個純粹的哲學論斷，而是哲學論斷在歷史中的實際展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過去幾十年世界範圍內的「宗教復興」遠遠不是簡單的復興，也不是宗教突破私人領域進入公共政治。這一輪的「宗教復興」是一種更廣泛的「宗教性」的擴張，並且這種宗教性帶有大眾傳媒時代的特質：它意味着神──或者「精神」（spirit）──本身的降臨，它意味着「在」的問題超越了「意義」的問題。它意味着交流失去了實質，但交流本身卻獲得了最大的強度。所以人們越來越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麼，但卻對自己的「信」本身越來越執着。
這種「信」來得直接，來得簡單粗暴，來得有力，來得讓人無法反駁。正是在這樣一個「信」的時代，特朗普崛起了；也正是在這樣一個「信」的時代，特朗普拒絕一切常規媒體，獨獨鍾愛twitter。
「使者」特朗普，在屬於使者的年代
人們與上帝的單線親密關係，和人們與總統的單線親密關係是同構的。而特朗普用大眾傳媒，幾乎將這個內在的邏輯發揮到了極致：他在就職演說中說，他自己只是一個「使者」（messenger），他只負責傳遞信息。
人們常說，歷史上的民族國家，在權力形式上脱胎於絕對主義國家，是皇權繞過貴族而與普通民眾聯盟的結果。所以一個高高在上的國王，卻可以與最底層的民眾結合。
按照同樣思路，特朗普的崛起，與美國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關係──普通人與國會的關係是間接的，國會內部的任何決定都要經過辯論和權鬥，都是妥協的結果。所以對於普通人而言，他們與國會的關係是抽象的，是充滿種種中間環節的。而總統則不同。無論實際情況如何，人們會覺得，總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選票選出來的，所以在自己和總統之間，存在一個單線的、親密的聯繫。在總統面前，每一個人都是個體，與總統的關係不是抽象的，而是最具體的。國會所對應的，是作為整體的國民和作為群體的階級；總統所對應的，則是作為個體的公民。
這樣的制度，幾乎天生就是為大眾傳媒而生，而且幾乎只能通過大眾傳媒實現它自身。在結構上，它與宗教有着極為類似的特徵。總統面前的個體就是上帝面前的個體，人們與上帝的單線親密關係，和人們與總統的單線親密關係是同構的。而特朗普用大眾傳媒，幾乎將這個內在的邏輯發揮到了極致：他在就職演說中說，他自己只是一個「使者」（messenger），他只負責傳遞信息。而他始終視之於洪水猛獸的伊斯蘭教，信徒皈依的核心就是要口述心認「萬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穆德，是他的使者」。
對於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的「信」來自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無法感知到的神；而對於特朗普而言，他的「信」來自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無法感知無法觸摸到的「普通美國人民」。特朗普就是那個阻隔凝視的帳幕，而這個永遠無法觸及的「美國人民」就是那個永遠無法捕捉到的凝視。特朗普的確是個使者，而這個時代是個只屬於使者的時代。
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發現了人類精神中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而只是在百年之後的今天，歷史才讓它真正在結構上成為我們生活的最核心。
這就是歷史的終結，我們就是最後的人。
（哈光甜，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