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哈光甜：“使者”特朗普，与大众传媒的宗教性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泰国，出现过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帮人家通灵通神的巫师们，本来可以在神灵附体以后用自己的嘴来传述鬼神的话，但突然一时间，上了身、附了体的神灵却不说话了。跳着大神、进入状态的巫师们事后很尴尬，但又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因为鬼神照样附体，它们还是像之前那样从另外的世界降临我们的世界。但是它们来了以后却一言不发──从巫师嘴里冒出来的，不再是可以被理解的指示，甚至不再是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巫师就那么整天怪叫着，好像变成了一台坏掉的收音机，哇啦哇啦嚷着，而听众除了噪音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这还不是最糟的──没过多久，神灵连身也不上了。它们开始绕过巫师，与聆听者零距离接触。请神的人开始从空空的屋子里直接听到它们的声音。这个声音似近又远，似有似无，就那么飘荡在空气中。人们环顾四周，看到不到任何魅影。而这声音也不是诉说，不是指示，还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噪音”。似乎神灵在故意捉弄人们。人们不再知道神灵在说什么，人们只知道，神灵“到了”，神灵“在”这里。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带来的，反倒是神灵的空前在场。

这一幕被人类学家莫里斯（Rosalind Morris）写进了她的一篇文章里，文章的名字就叫“空室之声”（“A Room with a Voice”）。她说这是大众传媒时代的通灵。而如果要理解这个说法背后的道理，以及大众传媒时代的媒体具备什么样的特质，甚至与特朗普的崛起、与政治的极右转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得先搞清楚，泰国的这一幕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变迁。

摄影、照妖镜、收音机──媒介即信息

技术越扩展、远程交流的技术越发达、媒体越去标榜自己的透明，就会有越多的人将媒体本身看作是信息。

相信大家都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样一类无聊的照片：有的人会发出来一张看似平淡无奇的合照，然后说，妈啊，吓死我了，你们仔细看看这些人背后橱柜边的那个是什么。技术比较低的一般会用电脑修图加上一个浅浅的半人半鬼的像，而真正让人觉得恐怖的，反倒就是最自然的照片上突然由于技术原因、由于特定的感光、特定的胶片条件而出现了奇怪的形状。这个时候就算你知道应该是技术原因造成的，但你的心里还是不免发毛，你还是会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什么别的东西吧。平时肉眼看不见，但是一下子偶然的机会就被相机捕捉到了。

尤其是如果这东西在所有人的背后，你就会觉得，不会平时这东西都在我背后的某个地方看着我吧，是不是我每次转身它都跑开？我怎么能证明不是如此？是不是它本来要跑开，结果一不留神被相机捕捉到了（所以鬼神的速度还是没有超过光速，故此大家还是共享同一个宇宙吗）？这东西会不会只能通过胶片的感光被相机捕捉到，而不能被肉眼直接看到？

如果这个例子很抽象，大家只需要想想中国民间传说的照妖镜的工作原理就好。照妖镜怎么运作？不是你拿个镜子发光把人家照回原型──照妖镜又不是探照灯。照妖镜需要你拿着它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从里面看到自己在普通的镜子里看不见的自己的鬼样子。这才叫打回原形。所以才会有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作《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把自己的鬼样子困在镜子──或者画像──里，于是画像外的自己就可以青春永驻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是有共通性的。

那这样的例子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大众传媒的出现，尤其是摄影和收音机以及其他远程交流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与媒体本身的关系。媒体，而不是通过媒体所传递的东西，变成了人们关注的核心，这就是所谓的“媒体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最能激发人们好奇心、最能搅动人们想像力的，不是照片里的人，不是摄影者和被影者力求表现的东西，而是摄影那一刻所捕捉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人们认为，这种东西只能通过相机来获得──无论是由于相机特殊的感光设置、胶片特殊的化学成分，还是拍照本身对于时间性的特别切割。

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南部盛行的隶属基督教新教的神恩复兴派（Pentecostalism）中，除了众所周知的“舌语”（speaking in tongues）外，他们也同样沉迷于收音机和麦克风的声音效果。电波扰动、信号干扰、电流带来的杂音等等如是，都被看作是圣灵的讯号。如果大声祈祷的时候麦克风突然失灵了，那对所有人而言都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终生难忘的神圣之旅。

这是一个“内卷”的过程。技术越扩展、远程交流的技术越发达、媒体越去标榜自己的透明，就会有越多的人将媒体本身看作是信息。这就好比人们感叹──哎呀，这玻璃擦得真干净，而忘记了，玻璃擦干净是为了让你觉得它不存在的啊。

大众传媒年代，纯粹“宗教性”的扩张

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远远不是简单的复兴，也不是宗教突破私人领域进入公共政治。这一轮的“宗教复兴”是一种更广泛的“宗教性”的扩张，并且这种宗教性带有大众传媒时代的特质…

拉康（Jacques Lacan）曾经发展出来这么个理论，他说我们之所以能看见这个世界，原因在于我们在本质上暴露在世界的凝视中。这听起来很抽象，其实不难理解。在这个凝视和被凝视的我们中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屏障，它阻断了一切有效的交流。虽然没有交流，虽然我们与这个凝视不能发生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更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双眼回敬这个凝视，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凝视是“存在”的。

或者说，只有在我们知道这个凝视“存在”的时候，我们周遭的世界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阈。在我们“看”之前，必须要被放置在一个“被看”的位置上，而且永远无法将这个原始的凝视还原为某一个具体的眼神。

如果这个说法还是抽象，那大家可以回头来想一想本文开头的泰国的例子。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就是那道厚厚的屏障，而这絮絮叨叨的神灵就是藏在屏障后面的那个凝视。你不知道神灵在说什么，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只是知道，神灵“在”。而正因为你知道神灵“在”，所以你会高度警觉，你会竖起耳朵继续听。你因此就处在一个永恒的悬置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你周遭世界的一切风吹草动都变成了洪钟大吕，就好像《老友记》里Ross所说的，I am always aware。

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交流得以开启的最初状态，是最原始的状态，但其实也是强度最大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中，交流被还原为交流本身，而不再是承载其他信息的媒介。你与神灵的关系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被切断，反倒达到了最顶峰。只要神“在”，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会说，大众传媒时代的宗教，或者说经过大众传媒过滤并改变的宗教，是“被还原到了它的最基本”（reduced to its bare minimum）。因此，如果我们稍微染上点历史目的论的遗毒，照猫画虎学学黑格尔的口气，就可以说，宗教只是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才真的实现了它自身。宗教通过大众传媒而变成了它自己，实现了之前潜藏在自己内部，但却并未完全释放出来的纯粹“宗教性”（religiosity）。

实际上模仿黑格尔的不仅是我们，连德里达自己也说，媒体所揭示出的宗教形式，其实是一个精神现象学（religion of the media is a phenomenology of spirit）。所以蕴藏在宗教中的精神，其实是通过媒体才得以真正实现──而这个迁移不是个纯粹的哲学论断，而是哲学论断在历史中的实际展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远远不是简单的复兴，也不是宗教突破私人领域进入公共政治。这一轮的“宗教复兴”是一种更广泛的“宗教性”的扩张，并且这种宗教性带有大众传媒时代的特质：它意味着神──或者“精神”（spirit）──本身的降临，它意味着“在”的问题超越了“意义”的问题。它意味着交流失去了实质，但交流本身却获得了最大的强度。所以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但却对自己的“信”本身越来越执着。

这种“信”来得直接，来得简单粗暴，来得有力，来得让人无法反驳。正是在这样一个“信”的时代，特朗普崛起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信”的时代，特朗普拒绝一切常规媒体，独独钟爱twitter。

“使者”特朗普，在属于使者的年代

人们与上帝的单线亲密关系，和人们与总统的单线亲密关系是同构的。而特朗普用大众传媒，几乎将这个内在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他自己只是一个“使者”（messenger），他只负责传递信息。

人们常说，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在权力形式上脱胎于绝对主义国家，是皇权绕过贵族而与普通民众联盟的结果。所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却可以与最底层的民众结合。

按照同样思路，特朗普的崛起，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普通人与国会的关系是间接的，国会内部的任何决定都要经过辩论和权斗，都是妥协的结果。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与国会的关系是抽象的，是充满种种中间环节的。而总统则不同。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人们会觉得，总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选出来的，所以在自己和总统之间，存在一个单线的、亲密的联系。在总统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与总统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最具体的。国会所对应的，是作为整体的国民和作为群体的阶级；总统所对应的，则是作为个体的公民。

这样的制度，几乎天生就是为大众传媒而生，而且几乎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实现它自身。在结构上，它与宗教有着极为类似的特征。总统面前的个体就是上帝面前的个体，人们与上帝的单线亲密关系，和人们与总统的单线亲密关系是同构的。而特朗普用大众传媒，几乎将这个内在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他自己只是一个“使者”（messenger），他只负责传递信息。而他始终视之于洪水猛兽的伊斯兰教，信徒皈依的核心就是要口述心认“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穆德，是他的使者”。

对於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的“信”来自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感知到的神；而对于特朗普而言，他的“信”来自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感知无法触摸到的“普通美国人民”。特朗普就是那个阻隔凝视的帐幕，而这个永远无法触及的“美国人民”就是那个永远无法捕捉到的凝视。特朗普的确是个使者，而这个时代是个只属于使者的时代。

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发现了人类精神中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而只是在百年之后的今天，历史才让它真正在结构上成为我们生活的最核心。

这就是历史的终结，我们就是最后的人。

（哈光甜，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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