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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走進一所比《我,不低頭》影片裏更大的求職中心⋯⋯

堅盧治告訴我們,單親媽媽和傷殘老人怎樣被兩黨的緊縮政策逼入絕境⋯⋯


《我,不低頭》劇照。
《我,不低頭》劇照。圖片提供:安樂影片

我經歷電影裡的「現實」

在倫敦碩士畢業後,我的頭號任務自然是找工作以應付高昂的租金和生活費,而為了進入求職市場,我必須先申請國民保險號——《我,不低頭》結尾一幕 Daniel Blake 的自白提及「我不是國民保險號碼...我是一個公民,不多也不少」,可是在國家的稅務/福利系統裏,我們唯一的記認到底只有那一串號碼,不多也不少。

為辦理此事,我去過住所附近的 Job Centre Plus 一趟。住所位於倫敦南部,當地八十年代發生過的暴動還殘留在人們的記憶裏,過去那一帶只見清一色黑人臉孔,卻在市中心租金飛漲的幾年,迅速成為新興的年輕白領住宅區。破落失修的拱廊市場也得商家青睞而整座翻新了,成為滿是各國美食、咖啡室、酒吧、麵包店、舊衣店、精品店的中產/文青好去處。夜晚和周末也有不少外區的人過來吃有名的酸麵團薄餅,或是去車站附近的知名音樂場地看演出。

我,不低頭

導演:Ken Loach
上映日期:2017年2月(香港)
發行:安樂影片

對比《我,不低頭》裏的求職中心,我去的那所更大、座位更多,等候區滿滿都是人,坐着乾等的人們眼神空洞。

簡單來說,那是一個從早到晚人來人往的新興蒲點,然而那邊的求職中心依然是沒有遊人會看見的幽暗角落。

似乎全國的求職中心都用劃一的標誌,草綠色的背景彷彿應許希望。這個國家想人民相信,苦難的主因是沒有工作,工作是通往美麗新世界的門票,只要努力找工作,甘美生活是指日可待的。但中心裏頭卻連希望的影子都找不着。對比《我,不低頭》裏的求職中心,我去的那所更大、座位更多,等候區滿滿都是人,坐着乾等的人們眼神空洞。這些陌生人大概有些像我一樣,等待被分發一串將在龐大系統中代表他們的數字,好盡快加入勞動大軍,然而更多是等着領定期的失業津貼、求職津貼,或者等待官僚的質疑、批判以至制裁。

《我,不低頭》劇照。
《我,不低頭》劇照。圖片提供:安樂影片

一個一個的人,看來就像辦公室一角的枯黃鐵樹,蒙上厚厚塵垢,明明佔着空間卻又形體稀薄——《我,不低頭》裏 Dan 也是如此,一直等待。在電影開頭,Dan 被政府外判的「保健專員」評定為不夠分數領取就業及支援津貼(近年傷殘津貼也併入這裏了),他收到通知信便打電話到福利部門理論。「我們的線路現正繁忙,請耐心等候,我們盡快會接聽你的電話...」於是看電影的我們跟他一起開始漫長的等待。Dan 一邊等一邊服藥、跟讓狗隨地拉屎的鄰居吵了一架、修理傢俱、簽收一個包裹,等得連本來悅耳的韋華第《四季之春》也變成令人抓狂的噪音,結果足足一小時四十八分鐘才打得通電話。順帶一提,部門的電話號碼類型收費是一分鐘十便士左右(約港幣一元),Dan 單是打這通電話,就得花上十英鎊了。

官僚們卻似乎無論如何不會受到處分:審裁員沒有按規定在發信前打電話通知客人審核結果,沒有問題;部門遲遲給不出上訴日期,也沒有問題,因為整個官僚程序「沒有時間限制」,也就沒有投訴的基礎。

此外還有他跑去圖書館試着上網填表,但公用電腦也是供不應求的,於是我們又看着他在街上閒晃等用電腦;陪 Katie 到食物銀行排隊,大門外是長長的人龍,隊伍前端的人說已經不知等了多久... 彷彿世間本來就有兩種人,像 Dan、Katie 這樣,需要政府援助,缺乏經濟效益的人,他們的時間當然無足輕重,即使隨意浪擲也無所謂虛耗,所以他們為了得到基本生活所需,必須一直繞圈子,在各種無意義的事情上花費大量時間。然後當然還有那些對社會有用、有貢獻、有生產力的人,他們的時間有價,萬萬浪費不得;因此 Katie 因為比約定時間稍遲到達求職中心,就被二話不說制裁,面臨援助金遭凍結這樣不成比例的懲罰。

反過來官僚們卻似乎無論如何不會受到處分:審裁員沒有按規定在發信前打電話通知客人審核結果,沒有問題;部門遲遲給不出上訴日期,也沒有問題,因為整個官僚程序「沒有時間限制」,也就沒有投訴的基礎。而且再多的抱怨都有外判通話中心的接線員擋駕,若沒有預約即使申請人親身跑到求職中心也是沒用的,總之不會麻煩到尊貴的官僚們。正等待上訴的人暫時失去了受助資格,他們在等待期間夠不夠錢交租、付電費媒氣費交通費,理所當然不在考慮之列(好像聽到誰說:這些吃福利的人本來就該好好去工作嘛)。

他們只能等官僚們決定其命運——但命運二字太大,其實何曾承載得到那些瑣碎與卑微?很多時候懸而未決的不過是今晚可以買菜買肉飽餐一頓,外加幾顆新鮮生果給孩子當甜點,還是只能用口袋裏的一鎊去買一罐快過期的茄汁豆充飢,如此而已。

《我,不低頭》導演Ken Loach。
《我,不低頭》導演Ken Loach。圖片提供:安樂影片

保守黨和窮人遭遇

《我,不低頭》平實無華,卻令官僚制度之荒謬顯得近乎超現實,堅盧治顯然內力深厚,已是無劍勝有劍了。一切事情的起因只是福利評核中一個架床疊屋的操作,Dan 明明有政府醫生證明他不適合工作,福利部門卻另外委任外判「保健專員」評估他的身體狀況。由此他就卡在兩種津貼之間的縫隙動彈不得,明明不能工作卻必須每周用30多小時來求職以換取求職津貼,求職成功卻又不能上班... 我們就跟着他不停繞圈子,一起在程序紛陳的靈薄獄裏暈頭轉向。劇情也有一點戲劇化的處理,但如果我們知道 Dan 和 Katie 的故事有多普遍和貼近現實,看電影的時候恐怕只會感到更揪心。

堅盧治在2014年曾宣佈退休,但在2015年大選保守黨大勝後復出,翌年即交出了《我,不低頭》。英國2010年大選後由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當時金融海嘯餘波未了,兩黨以緊縮政策應對,大舉削減福利,在經濟不景的大環境中令窮人雪上加霜。

堅盧治在2014年曾宣佈退休,但在2015年大選保守黨大勝後復出,翌年即交出了《我,不低頭》。英國2010年大選後由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當時金融海嘯餘波未了,兩黨以緊縮政策應對,大舉削減福利,在經濟不景的大環境中令窮人雪上加霜。電影中 Dan 提及的「睡房稅」就是當時的傑作之一。這項政策正式名稱為低使用率罰款,如果接受房屋津貼的家庭裏有一個或更多的閒置睡房,就會被削減津貼,美其名是為鼓勵善用閒置空間,但問題是政府根本無法提供足夠公營房屋讓有空置房間的家庭搬遷。統計數字指出三分之二受睡房稅影響的人為殘疾人士, 而且在削減房屋津貼生效的一年後,低收入家庭的抑鬱症個案就急增了一成。 此外也有研究報告稱全國有多達兩成家長必須捱餓才有足夠資源餵飽孩子。 Katie 餓得在食物銀行偷吃茄汁豆的一幕是影片的高潮之一,但觀乎實際數字,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

2015年起保守黨執政後,窮人的境況更糟。上屆政府已開始實施福利上限 (benefit cap),即為多種援助(包括失業援助、房屋津貼、兒童福利、傷殘津貼)加起來的總金額定了上限。以居住在倫敦的家庭為例,無論孩子數目多寡,劃一全年最多只能領取26,000英鎊;去年此上限更大減11.5%至23,000英鎊,全國超過11萬個家庭受影響

《我,不低頭》除了突顯政府如何在社會援助申請過程中「fuck you around」(Dan 的鄰居 China 語),亦有觸及由保守黨福利政策衍生的社會問題。Katie 帶着兩個孩子從倫敦搬到北部的紐卡素,雖然她說得輕描淡寫,實際上她們一家是被制度連根拔起,被逼脫離所有支援網絡,分明受害於房屋津貼減少、福利上限政策以及首都廉價住屋短缺等因素。工黨主席 Jeremy Corbyn 及新任倫敦市長 Sadiq Khan 形容政策已經在首都造成「階級清洗」的效果, 無數像 Katie 一家這樣的貧困家庭因居住成本上漲及收入減少,被逼遷離昂貴的倫敦。

還有「燃料貧窮 (fuel poverty)」現象(定義是家庭的能源支出如超過總收入一成):片中有一溫馨段落,Dan 教兩個小孩 Daisy 和 Dylan 用土炮方法保暖,將泡泡紙鋪在玻璃窗上、用蠟燭花盆等物自製暖爐。幼小的 Dylan 問他以前是不是軍人,這樣輕輕一句其實側面表達了他們一家的嚴苛生活環境根本是和平時代發達國家一種違和的存在。

《我,不低頭》劇照。
《我,不低頭》劇照。圖片提供:安樂影片

刻畫貧窮是英國傳統嗎?

作為歷史上首個工業化國家,英國早早就出現以表現社會不公與低下階層生存狀態為志向的創作者。文學上有寫就《孤雛淚》、《小杜麗》等名著的作家狄更斯,藝術方面從十八世紀的畫家賀加斯 (William Hogarth),到十九世紀前拉斐爾兄弟會的 Ford Maddox Brown、William Holman Hunt 等畫家,再到當代藝術家 Grayson Perry、Jeremy Deller 等,關注底層生存狀態的人文關懷和社會批判傳統一脈相承,而 Ken Loach 自是英國當今左翼導演的表表者。

他對保守黨福利政策的憤怒化為電影裏的細緻描寫,雖然也有論者批評《我,不低頭》聚焦於「值得同情的窮人」,刻意繞過貧窮問題的連鎖效應和惡性循環,但這部電影縱然未有處理貧窮問題的複雜性,卻藉由描寫具普遍性的個人處境,將矛頭直指國家機器與公然欺壓弱勢的執政黨。

《我,不低頭》刻劃 Dan 和 Katie 兩個角色一步一步下墜,亦令人想起賀加斯的組畫《妓女生涯》與《浪子生涯》。兩組作品分別講述一個鄉村少女和一個富二代墮落的故事,二人都因一些外在誘因迎來命運的轉折,再因個人選擇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一個淪為妓女後染上性病、步向死亡,另一個散盡家財並落到被關進瘋人監獄的下場。兩組《生涯》組畫屬賀加斯的典型作品,以道德教化為核心,勸喻觀眾要規行矩步,避開賣淫、賭博、揮霍金錢等罪惡,這個傳統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仍是社會題材繪畫的主流,Ford Maddox Brown 的代表作《工作》就是以勤勞的工人對照遊手好閒的人,仍然沿襲新教講求勤勉清苦的道德觀。

一百多年後創作者審視社會問題的視角已經改變,但執政者仍然樂此不疲地宣揚「個人責任」,以「解決」部份人「依賴福利」的問題。部份右傾的民粹媒體也樂於配合,大肆報道一些濫用福利的個案,暗示所有受助者都不脫濫用的嫌疑,效果類似香港人對綜援戶長年的歧視。而堅盧治作為英國電影界最尖銳的社會批判聲音,自有拆毀這套論述的使命感。他在某電視訪談中與一名保守黨議員同場,不屑之情溢於言表,並多次強調英國現時的福利制度是有意識地殘酷對待公民。他對保守黨福利政策的憤怒化為電影裏的細緻描寫,雖然也有論者批評《我,不低頭》聚焦於「值得同情的窮人」(the deserving poor),刻意繞過貧窮問題的連鎖效應和惡性循環(情緒及精神問題、酗酒、暴力、犯罪⋯),但這部電影縱然未有處理貧窮問題的複雜性,卻藉由描寫具普遍性的個人處境,將矛頭直指國家機器與公然欺壓弱勢的執政黨。

Dan、Katie 一家、China 等弱者們互相靠近時固然有暖意和微光,但這些微小的善意和努力到底敵不過大機器的輾壓。結局雖然黯淡,卻是對所有個體的重要提醒:即使再窮的人也不是數字,不是屏幕上閃過的小數點,不是騙子,不是狗,不是蛀米蟲,他們每一個都是人,始終配得尊重與援手。如果當權者不仁,我們就要有合力毀壞的覺悟,毀壞他們以秩序之名築建的石牆。《我,不低頭》成為堅盧治的作品中在英國國內最賣座的一部,公映後在媒體擊起千重浪,引發大量討論,除了有無數過來人紛紛談到類似的經驗,不少非政府組織和政客都公開回應影片描述的狀況。這樣一部電影,啟動了無數小齒輪,日後或觸發更大的改變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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