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廟街，龍蛇混雜。
入黑後，一個穿着黑色唐裝的惡霸走來，不哼一聲，向在這裏擺檔的攤販伸出手來。攤販低着頭，從袋裏拿出五毫，面上不情願，但同樣一聲不吭，把錢交到惡霸手上。惡霸逐個檔口要錢，直到唐裝衫四個口袋滿了，他臉上露出笑容，然後揚長而去。
一個小孩站在幽暗的街角，目睹這一切。即使60年過去了，他依然能將當日場景，繪形繪聲地對記者描述。
如今，這個小孩成了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參選人。在政綱上，他這樣表述自己的抱負 ：「為香港建立一個有公義、有人情味的社會。」
他是71歲的退休法官胡國興。
在不夜城看到了不公義
胡國興2016年10月27日宣布參選特首，意外打響這場選戰的頭砲。「胡官」參選時快人快語，直斥現屆政府不是，全城矚目，但因知名度不足，在往後兩個月，風頭被兩名辭職參選的前司長曾俊華和林鄭月娥蓋過。不過，坊間仍然相信，「胡官」有機會爭取150張提名「入閘」。
童年時的胡國興，家住佐敦，生活優渥，家裏有留宿工人，又有乒乓球桌耍樂。他在十兄弟姐妹中排第四。建築商父親總寵着子女，給了很大自由，容許他們隨處逛。住家附近的「不夜城」廟街，就成為了胡國興兒時浪蕩的好去處。
我在想，我每天只有兩毫用，但廟街每戶就要給他五毫，大檔隨時一塊。我當時不知道什麼叫公義，但很簡單，我覺得他們不開心。
那時候，一碗「細蓉」（雲吞麵）才不過三毫，「斗零」（五分）已買到一把南乳花生。胡國興一個小孩，天天卻拿到兩毫子的零用錢，他就拿來買小食吃、養「和味龍」玩。
因此胡國興知道，攤販交給惡霸的五毫，是「大錢」。
戰後的香港，社會法治意識薄弱，黑社會，甚至警察收「保護費」的情景屢見不鮮。廟街裏更是每天上演。
一件事妥不妥當，年僅10歲的他衡量的標準很單純，沒有大道理，靠的只是攤販們臉上的神情：「我在想，我每天只有兩毫用，但廟街每戶就要給他五毫，大檔隨時一塊。我當時不知道什麼叫公義，但很簡單，我覺得他們不開心。」
他自言當時還沒有「公義」這個念頭，更沒有想過當律師可以改變社會弊病；讓他走上法律這條路的，反倒是一套舶來電影。
看到這幕，我印象很深，慢慢覺得做律師很威風，種下喜歡法律的根。
中三那年，胡國興看了由比利懷特（Billy Wilder）執導的電影《雄才偉略》（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自此對律師這職業傾心。
故事講述青年Leonard被控謀殺，他的妻子Christie知道後，當上控方證人，故意給假口供讓Leonard脫罪。豈料當庭釋放後，Christie發現Leonard原來早有外遇，怒不可遏，在法庭裏用刀刺死了他。電影尾聲，Christie要上庭，孤立無援，一直幫Leonard辯護、由查理斯羅頓（Charles Laughton）飾演的胖子大律師Wilfred知道後，立刻挺身而出，不收分文地為她辯護。
「看到這幕，我印象很深，慢慢覺得做律師很威風，種下喜歡法律的根。」胡國興說 。
預科畢業後，他決意成為另一個查理斯羅頓，負笈英國，修讀香港當時還未有的大律師課程。
嬉皮士年代，學懂大律師真義
1965年，胡國興到了英國伯明翰大學修讀法律。那年頭，越戰打得正酣，共產、資本陣營爭持不下，生靈塗炭，掀起西方世界的反戰浪潮。嬉皮士運動因而興起，年輕人反政府、反傳統，對世俗眼光嗤之以鼻，忠於自己。
可能我是讀法律吧，比較conservative（保守），多數這些示威、遊行、塗鴉都不會參加，去看看就有。
自己也曾被嬉皮士風氣感染，試過反叛嗎？
胡國興立刻擺手，連番說沒有：「可能我是讀法律吧，比較conservative（保守），多數這些示威、遊行、塗鴉都不會參加，去看看就有。」現在頭頂亮得發光的他尷尬地講，自己在英國最「嬉皮士」的，可能是自己往日那把「長長哋」的頭髮。
6、70年代的法律界流行一句話 —— 「律師最懂賺錢，大律師最懂食餐（dining）。」英國的四個律師學院均有慣例，學生每個學期要到所屬學院聚餐，至少三次。
學士畢業後，胡國興轉往倫敦大學唸法學碩士，就讀「葛雷士法律學院」（Gray's Inn）。胡國興說，裏頭看似是個吃喝玩樂的地方，其實不然。宴會廳內高手雲集，有資歷較深的學生，有劍橋、牛津的尖子，也有資歷豐厚的大律師。「食餐」的過程中，大家互相「challenge」（挑戰），「投訴」誰違反了什麼餐桌禮儀，「控辯」雙方繼而爭論，倘若「罪成」，就要罰請飲一樽酒。
談天說地，學到了大律師最重要的職業道德：永不向客人收錢。
「實情就是『磨利刀』，磨練自己口才，因為大狀『靠把嘴搵食』，是『好好返』（好好玩）的事。」胡國興說時，自己也不自覺雀躍起來。
觥籌交錯間，胡國興練成的，不止口才、三杯的酒量，還有大律師的真義：「談天說地，學到了大律師最重要的職業道德：永不向客人收錢。客人給錢律師，律師給錢大律師，可是大律師永不主動向客人拿錢。」
警察捉人，律師放人？
五年後，胡國興學成歸來，當了名流夏佳理大律師學徒半年後，在1970年取得執業資格。律師夢圓了，但香港當時離公義、法治社會，還有漫漫長路。
70年代初，這座小城和胡國興兒時在廟街看到的相差無幾。貪污依舊猖獗，消防員「有水放水，無水散水」；警察內部，由探長到警員，侵漁群眾的事件不絕於耳。「我回來時，大家依然很害怕警察，」胡國興說，當時不少警察、執法部門根本不明白何謂「奉公守法」，對眾人平等的法律精神更是一頭霧水。
他憶起剛做大律師時的一段往事：70年代初的一天，天星小輪上，他遇到了他媽媽一個當「雜差」（便衣警察）的朋友。警察見到胡國興後，劈頭就問：「你現在做大狀嗎？」
胡國興點頭說「是」。
那便衣警察聽到後，臉色一沉，語帶不滿地講：「你們這行最麻煩，我們辛辛苦苦捉賊，你們就幫手放了他們。」
直到廉政公署成立後，大家喊『捉葛柏』，社會也就漸漸好起來了。
話剛好到此，訪問房間裏的人都忍俊不禁，笑說對白似曾相識 —— 皆因前年立法會裏，葛珮帆議員才說出類似的話。不消一秒，「胡官」也明白笑聲箇中的意味，旋即回應道：「如今她說放人的是法官，那個『雜差』說的是律師。」
他接著補充，那個年代的警察沒有公平、疑犯有權在法庭抗辯的意識。「之後我沉默不語，靜靜坐完整程船，省得和他爭辯。」
「但直到廉政公署成立後，大家喊『捉葛柏』，社會也就漸漸好起來了。」1973年，警方反貪科發現總警司葛柏（Peter Godber）貪污瀆職嚴重，葛柏知道後，立刻利用人脈潛逃出境，引爆了抑壓已久的民怨。為了挽救低落的公信力，港督麥理浩決定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打擊貪風。經過多年努力，廉署工作漸見成效，大眾越見社會公義、法治的重要。
到了90年代，香港已發展成一座廉潔、高效的城市，昔日廟街的惡霸都不再見到蹤影了。同時刻，已升格為御用大律師的胡國興，也在1992年被委任為法官。
做人做事，永不有權用盡
鐵面無私，從來得來不易。
「為了公道點，我不能再像以往般和大狀朋友喝酒、談案件。我不能這樣做，我們之間只能談法律，實情變得沒有什麼朋友。」胡國興說。
但他不介意，隨即道：「做法官薪酬比大律師少，但也算是回饋社會。」
我一直希望在法律和人情之間取得平衡，一個公道的平衡。
法律界有句老生常談的話：「量刑是一門藝術，而非一門科學（sentencing is an art and not a science）。」做了24年法官、當過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的胡國興，在量刑上也自然有一套心得。
「我一直希望在法律和人情之間取得平衡，一個公道的平衡。」「胡官」說，量刑不是一條硬繃繃的數學題，而是「感動的問題」。
他拿了自己2015年一單在上訴庭審理的案件做例子。一個70歲、來了香港20多年的的婆婆被控偷竊，那趟是她第七次犯案。法庭判刑慣例，是初犯盜竊，不用坐牢；重犯可能要坐牢；但第三次就肯定要入獄。
「那我就想，她現在死定了，要坐牢，但她不是窮，只是忍不住才偷東西，可能要看心理醫生。最後我選擇給她多一次機會。」胡國興用他一貫渾厚的聲線說，一次機會或者能感動到她，令她不再偷東西，「這其實是take chances，博一博，但你肯不肯博？」
即使他們犯了罪，我們都應該當他是人，賦予同情。如果你將他們趕到絕望去，判他們22年、24年，無論如何，他們有種怨氣。所以我們要給他們一些希望。
他認為自己身為法官，有權力判一個人坐牢，但他嚴肅地叮囑道，有權千萬不要用盡：「權力使人腐化，看看政府，有權就為所欲為。判一個人坐牢不難，像賣白粉那些，我判20年，其實我說一句，判22年都行；不過我通常判最輕的，減一些就一些，給他們少少機會，老實說20年都已經很慘吧。」
「即使他們犯了罪，我們都應該當他是人，賦予同情。如果你將他們趕到絕望去，判他們22年、24年，無論如何，他們有種怨氣。所以我們要給他們一些希望。」
「現在社會最缺這些希望？」
「正是。」胡國興說。
胡國興將於2月9日晚上9時至9時45分，接受端傳媒Facebook直播訪問。網民如有提問，可在端傳媒Facebook留言，與「胡官」直接交流互動！
其他三位熱門參選人中，葉劉淑儀將於2月13日晚上9時接受直播訪問；曾俊華已落實出席，時間待定；林鄭月娥仍在考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