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農曆新年的大年初一凌晨零點半，由自稱中華民國的官媒的眼球中央電視台精心策劃、於兩週前錄製長達90分鐘的台灣版另類「春晚」於網絡上登場。累計至大年初四，大約有50萬次觀看記錄，堪稱台灣今年最熱門的過年話題與節目。端傳媒日前曾刊發一篇近距離的觀察與採訪，以及一篇評論探討眼球央視春晚為何走紅；之後，當日參加節目錄影的在台灣唸書的新加坡籍學生阿媛，給端發來了她的想法與分析。她提到了台灣原住民如何在正統中遭到「賤斥」，以及從節目嬉笑中回到現實，台灣仍有太多該如何往前走的問題仍待被正視與克服。
「反攻老母雞，救我秋海棠！剿匪機不可失，中華民國萬歲！」
倒數之際，每一桌的觀眾手握「中華民國唯一正統官媒——眼球中央電視台」的旗幟，以及那一面中華民國國旗。
那一刻我真是被震懾住了。那天之前，操控戲謔的，純粹只是眼球中央電視台。此刻，我們集體被拍攝下來，歡聲雷動的，準備對着電腦螢幕前的觀眾上演一場最悲哀的國族認同戲碼。
春晚錄影之前，主辦單位多次要求觀眾，千萬不要穿台獨或赤化的服飾到場。若不從，工作人員會把觀眾擋在外面。身為中華民國「唯一官方媒體」，需要為國家樹立典範，觀眾若不自願配合，就是被強制驅離，說是為了不讓觀眾出戲，實際上是進行一場意見的抹殺。
這彷彿暗喻着接下來在錄影中一場更為巨大的集體戲謔。
被正統賤斥的哀愁
Karen Shimakawa在論述以美國白人為正統的「純美國性」（US Americaness）與亞裔美國人之間的關係時，引用了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賤斥」（abjection）理論。為了要體現正統的「純美國性」，亞裔美國人一直是被區分開來的，需要被不斷地被賤斥（或棄捨）的個體。
當春晚開場時唱起經典名曲《龍的傳人》時，我腦海裏浮現的是，「中華性」是何以被建構的？是血緣，亦或是統治者政策？國民政府為了要將台灣建立成「正統中華文化」的繼承者，究竟抵制與捨棄了多少的無辜主體？在戒嚴威權統治之下，自由意識、對土地的情感被抹殺，就算是漢族，外省、本省、客家也被多層次地階級化，不同部族的原住民也集體被邊緣化。當代表中華正統的主播「視網膜」問起身為阿美族人的林辰：「你這個區區草民，還沒有介紹你是中國哪個邊疆民族人啊？」場域從台灣拉開到全中國，戲謔台灣原住民在統治者眼中的微不足道，而當把「南京官話」說得非常溜的林辰回應：「我們以前講話有那個原住民腔調會被人家笑」時，顯現出原住民在這場「被賤斥」的活動時，必須或被迫融入成為「龍的傳人」一份子，卻又同時不被認可的悲哀。
佛洛伊德在解釋「悲傷」時，提出了兩種概念：「哀悼」（mourning）與「鬱結」（melancholia）。在一個主體失去了親人、國家、理念之後，在「哀悼」過後，願意承認客體的逝去，哀傷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復原起來。反觀「鬱結」，佛洛伊德認為，是「病態」的，主體無法意識到自己失去了什麼，也因此拒絕哀悼所失去的客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主體的自尊心（self-regard）大受打擊，「自我」（ego）呈現出空洞。因此，鬱結的主體將所失去的摯愛客體內化（interject）成自我認同的關鍵部分。
曾經美好的紐帶，已然斷裂
國族鬱結（national melancholia）可以顯現於1949年遷來台灣的國民政府。透過媒體，將「反攻大陸，救我同胞」的口號灌輸到每一個台灣人心中；透過課本，告訴孩子「共匪」如何竊取大陸地區，大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要解救他們的痛苦，是我們的責任」。孩子在上課的時候學習的，不是台灣的歷史地理，而是那跨過海峽，從沒踏上過的他人之鄉。此外，政府更以強權統治者之姿，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灌輸民眾「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儒家思想，從思想中導正民眾守護中華傳統美德，效忠國家。
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強權（power）會為了維護自身權力，而重複與模仿（repeats and mimes）既有的規定話語（discursive gestures）。不過，統治者於台灣民眾所建立起的中國想像，在解嚴，自由民主的落實，以及網絡的普及化之後，開始被人拋棄，轉而出現了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情感，透過不同方式，挑戰統治者權力的正當性。收看眼球中央電視台的民眾，對於「我大中華民國」、「大陸淪陷重災區」、「維持黨國和平穩定」等字眼應該都不會陌生，也會經常提及「反攻大陸，解救他們水深火熱的生活」這種曾經是黨國體制意識形態下的理想。眼球中央電視台在模仿一個以仇恨維持國家體系的威權體制下的官方說辭時，戲謔的，是霸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一種曾經被逼迫需要擁有的美好想像。
唱着國旗歌的時候，錄影現場的觀眾紛紛嬉笑，嘴裏還嚼着宴會的佳餚；當Facebook直播這一段時，觀眾所按下的「哈」笑臉充斥着整個電腦螢幕。離開會場，眼球從螢幕投射回現實，沒有改變的依然是——統治台灣的政權依然叫做中華民國、「對岸非法政權」依舊對台灣虎視眈眈，以及那一段台灣人民對於戒嚴時期的集體記憶。
一個擁有太多歷史包袱的國家，該如何往前走。而說國家，是危險的，那是一個只能在島嶼內說，才勉勉強強政治正確的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