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學磕頭，我九歲。我學着如何把我的雙腿向內斂、向下跌在我的中國祖父腳下。這一時，他決心教我一些有關我先祖的事，一些在我們相隔6794英里的三年中被我所忘卻的事。當我的頭碰到地板，我閉上眼睛，但一個影像——一個我就快相信值得我尊重的影像——仍留在我眼前，要求着我的崇敬。這個影像便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呈現出的男子漢氣——手臂放鬆地繞在胸前，兩腳叉開，臉上掛着一種有所保留的讚賞——我的祖父直到今天仍常常進入我的思緒，提醒着我：自從那時候起，我一直在磕頭。」
這是我去年為「政治宣傳、意識形態和民主」一課做助教時讀到的一篇學生論文的開場白。她描繪的「磕頭」情境常浮現在我腦子裏，有時主角換成了我——我童年時每逢春節都會上演的磕頭：祭祖和拜年 。在這一儀式下，似乎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們就是所有在這一儀式的規訓下長大的華裔女孩。早在我們懂得自己的尊嚴和價值，獲得獨立判斷能力之前，我們就學會了磕頭，學會了乖巧，學會了順從，學會了仰視和依賴祖父所代表的男權。男權自然有威嚴——記得我們磕頭時祖父臉上含蓄的讚賞嗎？男權自然也有愛寵——記得祖父在我們磕完頭後遞給我們的壓歲紅包嗎？磕頭——還有與之配套的一切——威嚴而又温情地拖住我們獨立前行的步子，在一次次重複演練的儀式中把軟弱和依賴刻到我們的骨頭裏。
作為一個這樣長大的華裔女性，我的美國女兒日益讓我「不知所措」。
我的女兒名叫不默，今年四歲，出生在紐約。剛滿一歲時隨我們搬到紐黑文。我從小耳濡目染所了解的育兒方式只有「中國模式」——抱着睡覺，追着餵飯，冬天把娃包成粽子一樣保暖……我和愛人雖然嘗試過換種方式養娃，比如出生後就分床睡，按點給飯，愛吃不吃等等。但因為長輩往往不能接受，我們自己也沒有把握，所以都無法一以貫之，最後還是落回「中國模式」。
雖然家裏維繫着中國模式，但孩子一歲便去了幼兒園。她週一至五早出晚歸，在學校養成了很多不一樣的習慣，比如無論冬夏總是光着腳丫在房間裏亂串，跟小朋友玩玩具會要求公平分享，走在路上常聲稱自己是帶頭人……漸漸地，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家真的多了個美國人。
每天下午放學，我們得把不默從幼兒園接出來，然後去搭校車回家。車程可能只有十來分鐘，但從幼兒園到上車點有步行十來分鐘的距離，到了上車點要等多長時間才能上車還是個未知數。所以從走出幼兒園到回到家裏，中間是段可觀的時間，而在這段可觀的時間裏就有可能發生尷尬的情況——她尿急又找不到廁所，以致尿褲子。那段時間是奶奶負責接她。 這種尷尬局面發生過一次以後，奶奶就總是要求她在放學離開學校前去小便一次。她常常反抗，對奶奶說：「我現在不想尿尿」。奶奶堅持，她便回答：「我知道我想不想便便。如果我想，就去。如果不想，就不去。」奶奶繼續勸她：「有時你現在不想，但一走出門你就想了，所以不如每次都便便了才走。」往往不默劇烈抗拒，奶奶還是堅持讓她必須便了才出門。
我開始很認同奶奶的建議，所以有時和奶奶一塊勸不默。不默不斷地抗議，以致每天放學都像一場硬仗。直到有一天，不默又抗議這個「政策」，她義正辭嚴地說：「你們怎麼可以規定！」 我看着她因為憤怒而漲得通紅的小臉，才忽然意識到她一直在拼命維護的，是她對自己身體最最基本的自主。我慚愧不已：當我們在愛的慫恿下粗暴地規定她什麼時候必須去便便時，我們所做的與限制和剝奪女性的墮胎權有什麼性質不同？我同時也對她心生敬意：因為她所做的與不斷捍衞女性生育自主的鬥爭又有什麼性質不同？——她完全可以選擇順從，或者甚至陽奉陰違地去一趟，從而為自己輕鬆解套；但她沒有，她選擇了不爭個魚死網破不罷休，而且日復一日。親愛的不默，謝謝你教會媽媽，與侵犯人基本的人身自主帶來的巨大傷害相比，即便家長善意干涉能帶來些許好處——比如讓你避免幾次路上尿急的尷尬不適——這樣做是多麼得不償失。
不默喜歡玩遊戲，尤其是剪刀石頭布，躲貓貓，還有追趕嬉戲。在玩遊戲時，她常堅持由她來制定和解釋規則。有一次在玩剪刀石頭布時，她忽然只伸出食指，說：「這是蜜蜂的尾巴，它可以同時贏布和剪刀，但會輸給石頭。」又有次我們在追趕嬉戲，不默在貫徹規則：「爸爸來追我，我先跑出去，爸爸數三聲以後開始跑來追我」，然後，「我來追爸爸，爸爸先跑出去，我數三聲以後開始跑出來追他。」反覆幾次後，不默發現自己總是被爸爸追上，但卻很難追上爸爸（那是當然的囉）於是，不默停下來，大聲宣布說：「現在規則是這樣的，我來追爸爸，爸爸先跑出去，我數三聲以後開始跑出來追他。如果我碰到前面的那個消防栓，就算我追上了爸爸！」
是的，四歲的孩子都知道，對稟賦、條件不同的人「一視同仁」，有的人就根本沒有贏的可能。看似公正的形式背後是對一部分人永遠的機會剝奪。連四歲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很多反對帶薪產假、反對教育平權法案……的人卻不知道。但是，即便他們不知道，四歲的孩子還都知道，與其等待充滿善意、無比體諒的立法者來改變自己所處的劣勢可能，不如把參與制定規則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我們當然可以「嘲笑」四歲孩子制定的規則好像是通過耍賴來贏得遊戲，但當我們的女兒們提出要制定規則時，請不要說「規則就是這樣的，不由你我來改變！」而是和她一起思考怎樣的規則能充分考慮人的不同稟賦、條件從而保證每個參與者真正享有機會平等。
不默很愛學習， 文字、算數、故事、自然……但獨獨不喜歡學習榜樣。她生性害羞，在生人面前幾乎完全不願吱聲。奶奶有時看到別的小朋友大方地在電視上朗誦詩歌，表演節目，就會對她說：「你看看這個小姐姐，多大方啊！你要向她學習哦！」不默就會癟着嘴生氣。又比如，今天吃晚飯時，外婆勸導她吃蔬菜，說：「記不記得東東（書上的一個小朋友），他特別喜歡吃各種各樣的蔬菜，爸爸還專門獎勵了他一隻玩具烏龜。不默應該學習東東！」不默抗議說：「不要，不要，不要學習東東！」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每當大人們端出榜樣來鼓勵不默如何行動，不僅會遭來她的抵抗，而且會讓她非常氣惱。這種氣惱與我們非要她去便便時的義憤不同：後者是正當權利受損時的反應——理直氣壯；當我們要她學習某某小朋友時，她的氣惱是一種矮人一截的憋屈，而且還有一種很冤的感覺——因為是我們強加給她的「矮人一截」。
在中國的教育環境中，我們從小被要求學習榜樣（不管是官方給我們樹立的榜樣——雷鋒、賴寧，還是父母或老師給我們樹立的榜樣——比如班上成績最好的同學）。當然，有時我們也有可能被當成學習的榜樣。榜樣把人根據一種尺度劃分高低。當我們被看成榜樣的時候，我們被化約成了某種價值的單薄樣板。而當我們被迫把別人視為榜樣時，我們被化約成一個需要被克服、被拋棄的缺點和不足之處。
我從小成績不錯，所以常被家裏的叔叔伯伯當成榜樣向弟弟妹妹兜售。一方面， 弟弟妹妹們變得很難與我這個「好成績」樣板親密無間，「肆意撒潑」和分享秘密；同時，我這個「榜樣」也漸漸成為他們沉重的心理負擔，一個妹妹甚至在自己的QQ簽名中抱怨到：「家有學霸，苦不堪言。」美國的小朋友不會被要求以誰為榜樣——這並不意味着她們沒有自己認同的生命楷模（role model）; 由個人由衷認同的楷模往往不同於某種外力強加的榜樣；當一個人由衷認同另一個人的生命、生活，並自願將之作為楷模時，她眼中的楷模不是某種抽象價值，而是一個整全的，充滿種種張力、甚至掙扎的生命個體。
如果期望不默做某件事或形成某種習慣，訴諸「榜樣的力量」遠遠不如訴諸理性的力量。告訴她西紅柿含有很多維生素c還有胡蘿蔔素，吃了又長聰明又能漂亮，她很可能就立馬勺起西紅柿，大口大口吃起來。當然，四歲的她遠不是完美的理性人，所以訴諸理性並不總是奏效。但面對我們的孩子，無數性格迥異、生機勃勃的孩子們，當我們訴諸她們的理性時，我們在塑造的是未來某個時候一個個成熟的、豐滿的、會獨立思考，有獨特價值的人；相反，當我們強加給她們榜樣時，我們在把她們抽空成一個個晦暗無光的「缺點」，把她們推向自卑的深淵。
我不記得我小時候曾義正辭嚴地「頂撞」父母「你們怎麼可以規定！」我不記得我小時候擲地有聲地說「我來制定規則」，我也不記得我小時候「不懂事地」決絕反對學習榜樣——或許這些也曾發生過，但它們太早太快地被「斧正」了——因為(也因此)我是一個典型的、亞裔「乖乖女」。而我的女兒是一個美國人。
Carl Friedrich 曾說：「成為一個美國人是一個理想，而成為一個法國人只是一個事實。（To be an American is an ideal while to be a Frenchman is a fact）」 。在美國呆了四五年，深知它深重的社會問題，我完全無意將它理想化，但如果這句話還有些許不錯之處，它說的便是我們在女性遊行中看到的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和在抗議者所舉的牌子中傾瀉而出的「美國」理念，自由、民主、多元、正義和愛。有成千上萬的這般美國公民，才有我們所熟知的自由美國 。 有這樣的自由美國，才能包容養育不默這樣的，自由的孩子。
在特朗普的就職陰影下，美國長期以來所遵奉、傳播的這些理念正面臨着巨大的挑戰。遑論世上還有更多的人從未真正嚐到過自由自主的滋味。常聽人說：「連民主憲政都還沒實現，談什麼女權。」這在某種意義上邏輯顛倒。有了民主憲政而沒有女權的國度比比皆是（比如印度、日本、韓國等等），但一個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以及對所有邊緣人群平等尊重的國度不可能無法成功建立民主憲政。所以，即便我們生活在今天困境重重下的美國，或即便我們生活在一個從上到下、延續千年的家長制下，我們都可以從現在開始，尊重、珍愛我們的女孩，悉心呵護每個孩子的自我意識和獨特價值，鼓勵而不是抹殺她參與、塑造和守護公共規則的心願。唯此，我們才有資格去期盼一個更自由、平等的未來世界。
（作者寧鳴，耶鲁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主攻倫理學、政治哲學和法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