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度搞咩呀？（這裏搞什麼呀？）」大年三十除夕夜，深水埗通州街一座大型高架橋橋底，擺起一個個熟食攤檔，路過的街坊都忍不住八卦一下。
這是香港近年首次由民間團體推動、獲准合法經營的新春熟食墟，儘管僅僅為期三晚，只有14檔攤販，卻吸引了許多市民前來嚐鮮，平日冷清的橋底突然人流洶湧。這個夜市裏，所有檔主都不用再擔心「走鬼」，躲避政府執法，安心地賣起各種地道小食：碗仔翅、 雞腳、 魚蛋、 豆腐花。
這不是香港政府的主動設置，而是一次民間組織由下而上推動的成果。
為了促成這次短暫的熟食墟，「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幹事李大成已經勞碌了接近10個月。李大成出身小販家庭，眼見食環署近年越來越嚴苛打擊無牌新年夜市，一直希望設立合法的夜市，為基層小販和地道美食提供平台，但面對一大堆繁複的申請程序和許多要交涉的政府部門，過去大半年，他坦言一度「想放棄」。
政府沒有制定任何政策、又沒提供任何援助，來支持由下而上的做法。
究竟在香港，熟食夜市的生存空間為何這般狹窄？借鑑台北，一座城市中有14個規範的熟食夜市，更成為該市的旅遊品牌，台北的夜市管治模式又是怎樣的？
搞熟食夜市？港府沒政策，沒援助
為了這個新春熟食夜市，李大成所屬團體連同「重現街道熟食文化關注組」從去年3月就著手準備了，前後共花費10個月，換來三個晚上、15小時的臨時夜市。
這天晚上，Grace Yip和她的土耳其裔丈夫也來擺擋，賣起土耳其特色小食和咖啡，他們曾經想過自己舉辦臨時墟市：「但查着查着，程序太複雜了，搞都搞不清，又怎去申請呢？」
自1973年開始，香港政府停發新的小販牌照，牌照的繼承事宜存在限制，令持牌小販有減無增，從未持牌的小販自此永遠沒法申請到正式牌照。自1995年開始，政府開始加強對無牌小販執法，嚴厲地杜絕無牌小販。截至2016年12月，根據食物環境衞生署統計，香港僅剩下5911個持牌小販，以及1400個無牌小販。
李大成表示，以現今程序，若個別基層東主想自己申請兩個臨時牌照，即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和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可能性幾乎為零：「政府沒有制定任何政策、又沒提供任何援助，來支持由下而上的做法，公眾只能摸黑去通過這些關卡，『若你自己能克服層層困難，我就讓你做吧。』」
話語未畢，那邊廂有檔主以電磁爐在油炸食物，李大成趕忙去制止：「不許炸的！食環署會來投訴的！」這個合法的臨時熟食墟，限於現時法例，不許使用明火，更不可以其他形式油炸食物，檔主只好無奈將部份油倒去，後來卻因未能完全翻熱食物，一度被食客投訴。
台北經驗：鼓勵自治，夜市鼎盛
相比起香港政策，台灣政策明顯更鼓勵民間攤販和街頭夜市。香港政府和不少市民或許都擔心，街頭小販容易滋生衛生和安全問題。對此，台灣政府鼓勵攤販組成自治會，自我管理清潔、 衛生、 空氣等問題。
台北寧夏夜市觀光協會就是寧夏夜市攤販組成的一個自治委員會，該會總幹事林定國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坦承：「攤販最怕被人管了！但攤販需要的只是教育，令他們明白他們用的是公共地方，不可無分寸，違反守則就有機會撤證。做得好的話，他們能養家活兒，也能讓特色留下來。」
他介紹說，台北夜市自治會通常會監控攤販的餐飲衛生、清潔和使用範圍等，以維繫商圈聲譽，另外會要求油炸的攤檔擺設空氣處理器，以確保環境不受污染：「對於屢勸不聽的攤販，自治會有權將他們遞去處分，有機會撤證。」
攤販需要的只是教育，令他們明白他們用的是公共地方，不可無分寸，違反守則就有機會撤證。
林定國今年53歲，是台北攤販家庭第二代，父親販賣燒魷魚等小食養家。他憶述，小時候曾為出身感到羞恥：「小學時要填父母職業，同學的父母都是專業人士，我真的沒法將『路邊攤』寫下去，『為什麼是我？』」
但七十年代後，隨着台灣夜市變得鼎盛，形成台灣特色文化，他如今已經不再介懷出身，甚至回饋夜市出任專業委員，家族牌照也已經傳至第三代。
香港墟市政策：高壓之下，有喘息空間嗎？
曾經到台北旅遊的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同樣對台北夜市印象深刻，她認為墟市不但為草根市民提供出路，也為基層訴求帶來喘息的空間。
她指出，政府近年對新春夜市嚴厲執法，連小販用來糊口的幾天都要抺殺，才激發到公眾關注小販權益，「社會管治裏，存有『Social Safety Valve』（社會安全閥）的概念，意思是不可以全權壓制一些社會訴求，有少許的喘息空間，社會才安全。『大禹治水』的道理，不是去塞住通道，是以排水的方式來治水。」她說。
她提倡香港訂立墟市政策，現階段政府可成立跨部門小組，處理民間就臨時墟市的申請，迎合「由下而上」的方式。
社會管治裏，存有『Social Safety Valve』（社會安全閥）的概念，意思是不可以全權壓制一些社會訴求，有少許的喘息空間，社會才安全。
來到今年新春，香港民間終於成功舉辦一個合法新春熟食夜市，而在去年出現騷亂的旺角夜市，今年政府也沒有大力驅趕，熟食夜市人頭洶湧，廣受市民歡迎。這是否意味着，香港的攤販政策開放有望？
對此，李大成並不樂觀。他表示，政府在2015年就政策作出檢討，提出過要設地區主導的露天小販市場和夜市，但有關建議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即使實踐得到，也極其量為指引，而不是訂明清晰的墟市政策，沒法保障長遠的墟市發展。
他反而擔憂，香港政府面臨換屆，今屆政府的指引或承諾，都有機會大大變更，但面對此番前景，他也只能寄望民間不斷嘗試臨時墟市，「漸漸來打開缺口」。
「我來自一個小販家庭，因為有墟市，我才生存到今日。」在新春墟市開市前夕，李大成致詞時這樣說，如今的他，也希望其他基層市民能在街頭墟市裏生存下去。
除了人口密度和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特点，街头小贩实际上与店铺经营者、市场、超市和商业中心等群体存在竞争关系。街头小贩不需要支付铺租和其他管理成本，价格相对低廉，容易吸引喜欢购买低价商品的顾客。如果街头小贩数量过多，可能会影响店铺、市场、超市的生意，从而影响城市商业和经济的发展。这里面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是为政者不得不考虑的。
世上大多數先進大城市都不鼓勵街上營業的熟食墟市，自有其道理。不要企圖拿台北福岡新加坡來”反駁”我，我說的是大環境。福岡只是個人口百多萬的小城市，你不會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看到同樣的屋台。新加坡的所謂巴剎只不過是上樓熟食中心。台北可能算較為獨特，但也不要說得像什麼問題也沒有一樣，看看師大夜市的風波。
这有什么好比的，楼下的都列出了些两个地方不同的条件。想赚钱的心可以理解，污染、扰民怎么解决？增加的清洁成本、安全隐患怎么解决？这不都是问题麽，想问题不能总是太简单，设立一个也是不好麽？好呀，把带来的问题解决了，自然就是好的。
臺灣人愛吃又貪便宜呀，大學生又太多，自然就會有源源不絕的攤販跟夜市。其實只要確保衛生不要妨礙大眾交通是也沒什麼好管制的。
台灣夜市太多了，一堆學士在擺攤，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內容都雷同。
二楼一口官腔，也是醉了，把问题变成了小贩的问题(转移话题)，帮助小贩的问题，也变成了治理小贩的问题。
主要是要注意到食安和聲光污染。畢竟公共街區還是要創造一個良好空間。
與此同時，在保證二者之時小販還是要有。相比大陸香港小販已經好不少，至少在香港我是敢吃小販食物的。
不一定要學台北，同樣人口密集土地有限的新加坡也可以學，新加坡的夜市管理也許就適合香港，這篇文章只是用台北做對照，事實上世界上有很多城市有自己的方式去經營，香港夜市問題早已討論到爛，做不起來的最主要原因是政府對攤販的既定偏見而不願意積極作為。
政策都是因地制宜的，以香港的人口密度和街区密度，做到台湾那样的开放管理，整个公共交通都会出问题，毕竟香港就那么大。政府不仅要顾小贩的民生，更要顾广大市民的民生，要统筹管理，并不是针对小贩。小贩太多会影响市民出行、公共卫生，增加夜间噪音，所以才要进行一定数量的限制。大陆的大多数二三线城市没有这么严，小县城更是乱摆，一线就不一样了，所以很显然和人口密度和国际化程度有关系
日本福岡的相關規範就很細緻，還包含是否擾鄰，相關障礙設施，顧客需要的衛生盥洗區域等。
http://www.city.fukuoka.lg.jp/shisei/jigyou-torikumi/yatai/sesaku.html
究竟香港各種個人與小規模經營事業，各需要多少的面積，應該要怎樣的分布，的確應該要總量上調整下，特別是會有油煙香味爭氣的種類，可能還要考量廢氣不要停留於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