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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碩文:當張敬軒與陳昇,遇到上下並行的網絡封殺

數位時代的「封殺」中,政府已經不需要親自出場,商業壟斷加憤怒的網民,就可以包辦一切。


香港歌手張敬軒於第10屆亞洲電影大獎表演。
香港歌手張敬軒於第10屆亞洲電影大獎表演。攝:ImagineChina

1月6日,中國內地聽眾發現,境內音樂串流服務平台網易雲音樂將黃耀明,陳昇,徐若瑄等多位港台歌手的專頁及歌曲試聽全部刪除。

在此之前,有人流出一份名單,羅列了中港台,甚至日美多國總共55組藝人。除了黃耀明這些在內地大眾中知名度較高的藝人,名單裏也有在台灣為人熟知,內地影響相對較小的亂彈阿翔、閃靈樂團、滅火器樂團等等的搖滾和獨立藝人。

這些藝人風格各異,但平時都積極為社會事件或政治爭議發聲,他們的歌曲內容往往也並非只是一味娛樂。而從現在開始,在中國的合法網路渠道中不但無法得知他們的消息,也無法收聽他們的作品。

「版權保護」和政治封殺並進

之前漏出的名單長且繁雜,難以總結出封殺的具體原因及尺度。初看,很多人表示懷疑,時間一長,毫無動靜,大家也慢慢放下了,直到1月6日的下架,才再度掀起討論。有人說下架是因為網易雲音樂沒有黃耀明和陳昇的音樂版權,屬遵守商業規則;另一種說法是中國內地音樂平台將於1月10日向有關部門「交數」,所有涉及政治爭議的藝人均需被刪除。

在尚未有定論時,蝦米音樂(陳昇歌曲在中國的版權合法使用方)在網絡上明示版權所有,但又暗示聽眾,如果還想要聽正版的陳昇歌曲,恐怕要「抓緊時間」。到了1月9日,聽眾發現,蝦米音樂也不再提供任何陳昇的音樂和資料瀏覽。

要是音樂串流行業沒有「版權獨家」的爭奪,這樣的下架最終會成為一個謎。2000年初,網上音樂還幾乎無正版一說,上架與下架無規則可循。近年中國主要的音樂試聽服務興起了「獨家播放」風潮。蝦米音樂背後的阿里巴巴,QQ音樂背後的騰訊,是行業內尤為財大氣粗的平台,資源充裕,逐漸開始按年份買斷某些唱片公司的播放權。截至2015年年底,阿里獨家擁有滾石、華研國際、寰亞、相信音樂等獨家內容;騰訊買下索尼、華納、英皇、杰威爾等。陳昇的音樂大部分在滾石旗下,阿里還特地在這次刪除事件中強調:其他平台於情於理都應刪除陳昇的作品。

這可以回溯到2015年7月,中國國家版權局頒布法令,要求所有音樂平台必須在當年將侵權內容全部下架。如果這次封殺真是因為版權問題,那這響應也太過漫長。可即便有藝人的音樂因版權問題只能在某一個平台上提供,他們的專屬頁面還依然可見。「下架因侵害版權」的說法,當然站不住腳。

音樂「獨家」,披著商業行為的外衣,由中國幾大集團把文化商品的利益榨乾。這趨勢看似和政治無關。但版權被瓜分之後,涉及的歌曲數量之多,用戶要想多聽音樂,至少要備有兩個音樂 app。在下架風波裏,這霸道的獨家政策,很明顯地將人為因素與商業行為區別出來。不同的平台刪除藝人的「效率」不等,在1月9日之後還是露出了馬腳。音樂平台也好,文化廣電也罷,至少在這兩年版權獨家的進程中,他們學會了用「版權所屬」作為藉口,掩蓋自我審查或是政治封殺。

新傳播途徑,更方便意識形態審查

一首歌,一個觀點既然可以瞬間遍佈整個網絡,也可以一聲令下,瞬間就從整個網絡消失。

黃耀明和陳昇並不是版權獨家後首當其衝「被消失」的藝人。名單事件前,何韻詩早被所有內地網站刪除,她很早就開始在政治議題上發聲,最終在2016年5月,她在網上發布與達賴喇嘛的合照,帶出「蘭蔻事件」。中國內地市場自此終止了與她合作。何韻詩接受BBC採訪後沒多久,音樂平台就開始行動。在中國內地網站上,搜索何韻詩只會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意識形態之爭在中國一直重要,但近期愈演愈烈,實則與傳播媒介的演變時序密不可分。

經歷了1949之後的「鎖國」期,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國才正式開始面對文化層面的交鋒。鄧麗君首當其衝,是家喻戶曉但又被禁的典型案例。其1984年個唱上,司儀公然調侃:「中國白天是鄧小平的天下,晚上是鄧麗君的天下」。靠著「敵台」電波與翻錄錄音帶,儘管官方禁之又禁,鄧麗君在中國大陸卻家喻戶曉。文藝作品是口耳相傳,是暗中來往。歌譜塞給你,盒帶塞給我。盜版錄音帶像是另一種「手抄本小說」,越禁越流傳。禁到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2005年後,中國一度積極開放自己的演出市場,卻因為 Bjork 2008年在上海的一曲《Declare Independence》讓中國文化部震怒不已。當時新浪微博未開,中國正風行的社交平台是「人人網」和「飯否」。Bjork 在曲中高喊「Tibet」(西藏)的消息在平台上散布開來,或許也讓「有關部門」見識到了新世代的來臨:這些與中國意識形態相左的意見,不再是過去那種遙遠的傳聞,不再是模稜兩可的竊竊耳語,它變成了每一個人在電子終端上伸手即可感應的證據。

Bjork 成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個被高調明令封殺的藝人,所有正式演播場合,她都無法出現,就連馬雲的淘寶網,也很快將平台上所有 Bjork 的商品刪除。那時淘寶還只是一個中介平台,上面販售的商品屬於註冊的第三方店家所有。淘寶甚至很快進一步制定規條,所有銷售音像製品的賣家必須實名備案,不實名備案者不可以銷售全新的音像商品。近9年過去,如今淘寶依然無法搜索“Bjork”或「比約克」這兩個關鍵字。

在鄧麗君時代,傳播途徑有限,當局對私藏專輯的民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再怎麼聚眾收聽,影響的人數也不會太多。可是在社交網絡時代,只要還有人擁有 Bjork 的唱片和歌曲,歌迷就隨時可以將內容再度分享,發散。而針對這些藝人和歌曲,遲早有人會寫出其中的言外之意,變成潛在的常識。

廣電部門先一步認識到網絡的可怕,政府明白這些敏感的藝人若只是從現實世界裏消失,未必能同步禁止他們所表達的意見。這些藝人和他們的作品在網絡時代,遠遠比過去要更麻煩。

然而,依賴網絡傳播,這些藝術作品比鄧麗君的盜版錄音帶傳播更快,卻也帶來審查上的「好處」。新世代的聽眾大部分都脫離了實體音樂,依賴數字,只要把少量的實體源頭斷絕,封殺便比鄧麗君時代容易太多了。一首歌,一個觀點既然可以瞬間遍佈整個網絡,也可以一聲令下,瞬間就從整個網絡消失。

「小粉紅」一代的誕生

2009年,好幾家社交平台在中國被禁。新浪微博幾乎同期開放。據說由香港作曲家金培達和作詞人陳少琪介紹,香港藝人們也開始紛紛藉由此平台籌謀北上。2009年至2011年,經過 Bjork 事件後,中國內地彷彿迴光返照,開放不少文化交流的機會。黃耀明可以在杭州西湖音樂節演唱《天問》,這在當時幾乎聞所未聞。陳昇也獲得不少機會來內地舉辦小型音樂會。

當文化交流更加頻繁,許多藝人也發布更多境外的文字和圖片。社交平台的內循環給政府增添煩惱,如今還變做了一道橋。

然而,「愛國網民」的出現很快改寫了格局,前幾批在微博上封口的藝人不是被當局封殺,而是被蜂擁而來的網民駡走。他們同時也為港台的網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情緒投射。畢竟,北京政府當時對大部分港台普通網民來說,還只是一個符號,抽象。大陸的網民,才是肉帛相見的群體。駡當局就好像駡空氣,一陣風就把說詞吹走了。新誕生的「小粉紅」們卻實實在在,無孔不入。在網絡世界狹路相逢,他們幾乎不敗。

這個群體也或可明證,政府意識形態輸送比很多人想得更成功。不止將邊疆和領土問題附帶上了受辱的通感,也無形中借助「勝者為王」、「不依不饒」的心態,成就了一大批社交網絡時代的「紅衛兵」。新的世代,也需要新的輸送方式。共青團如今運營的多個公眾號,深諳年輕人的語言和思維,他們在 bilibili 平台上用卡通形象灌輸「愛國」意識,手段如同品牌營銷,不再如以往只顧着扳起臉孔說教,也開始使用自嘲和「賣萌」等年輕人熟悉的網絡溝通方式。多重的,雙關的,意猶未盡的,煽動力極強的。意識形態在這裡變成了一個品牌,用次世代的語言發射電波,誰又還能一口咬定沒用呢?如果還有人把「小粉紅」都當成拿錢辦事的嘍囉,那真的太樂觀了。

封殺藝人,民意比政府更快

商業競爭和規範被拿來為封殺行為擋箭,而另一邊,借助洶湧民意,北京當局獲得了意外的體驗。何韻詩之所以無法和蘭蔻合作下去,起因正是被「小粉紅」發現了她和達賴的合照,他們在網上表達態度,認為蘭蔻有間接支持藏獨的嫌疑。還沒等喉舌表態,蘭蔻就先丟了底氣。

更有代表性的是張敬軒,他儘管多次在facebook發布過支持佔中和譏諷政客內容,實則並沒被禁。此前他還接受過國內衛視邀請錄製節目。要是廣電不放行,他也根本沒有機會上這些節目。如今他正待參加《歌手》節目,其長微博卻惹怒了兩地網民。這一邊,香港民眾認為他為了人民幣而失去立場,委屈求全;在內地,「小粉紅」認為張敬軒認錯態度不夠誠懇,嫌他自始至終不敢開口說過去支持佔中是一種過錯。「小粉紅」發起潮水一般的攻勢,不斷撥打投訴電話,成立「反對張敬軒參加湖南衛視節目」的群組,羅列對策,一定要張敬軒離開。

不知最終出於什麼原因,湖南台內流出消息,張敬軒的所有內容都將刪除,他之前錄制廣東衛視的節目,也因為電視台「怕麻煩」,乾脆自行剪切出去。過去幾年,因為觀眾不滿藝人私生活,娛樂工業常有換角事件發生。如今演變成:藝人的意識形態也必須受中國普遍認知約束。當年政府爭取知識份子和海外人士所採取的「求同存異」手段,到今天終於內外如一地變成了「唯我獨尊」的霸道理念。

而當局和小粉紅這樣的曖昧關係,也實在可堪細味。如今在文藝領域,當局甚至都不必觀測,只要留意小粉紅的舉動,即可掌握大量資訊。當小粉紅將事態鬧大,政府不用明令禁止,承辦方先慌了。截止目前,張敬軒的音樂在內地網站上仍然可以收聽,很難判斷是不是真的被行政手段「封殺」。

這也與當初紅衛兵爭相張貼大字報的「熱鬧」景象可呼應。只是傳銷一樣的文革爭鬥,依然是每一個上層不斷發展自己的下線,最終他們要對自己的「上司」負責。這麼一看,「小粉紅」簡直像是一批「志願者」。他們只會被情緒和憤怒操控,不見得會跟從行政上的安排。張敬軒和何韻詩都可以看作某種「失序」的後果。它節約了人力,但好像洪水一樣,毫無規範。在社交平台上,它與外來的信息形成兩個對立的漩渦,以「出征」自詡,霸凌所有異見者。這當然推翻了中共最好聽的說詞,所謂「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所謂「求同存異」,如今毫無蹤影。

至此,中國的互聯網意識形態戰也有了較為明確的模式:表面以商業手段調配,靠網民自發,前者有「逆我者亡」的無形之手從政經兩路脅迫,後者賴多年意識形態的成功輸送,如今北京政府已經不需要公開封殺任何文藝創作人,只要商業規則和輿情配合,什麼型態也無法生存。

更可怕的是,「小粉紅」們在社交網絡上勸告藝人們:要想做成功的公眾人物,最好還是別碰政治。

這話乍看起來是真理,如何表達意見而不冒犯公眾,的確是藝人成功的必然要素。但這條「警句」在如今卻大有文章。當藝人們要在中國市場內工作,「不發表意見」也是一種錯。於是才有閱兵式時大批的藝人敬禮微博,才有了疆土爭議時一模一樣的網路表態。

「不談政治」並不是真的不談政治,而是不准談他們不想聽的政治,逼迫公眾人物拼命談論他們想聽的政治。「不談政治」本身也就變成了最沉重的政治。張敬軒為了順利登上《歌手》舞台所發的長文,剖白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分裂」的內容,不論真實與否,又怎麼不是政治呢?「不談政治」把文藝活生生推向了政治,逼迫藝人們也成為了某種政客,而他們那些真真假假的表態,又繼續輔助當局的「政治教育」,繼續滋養著新的軍團。

(張碩文,前電影雜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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