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切除 觀點 變動中國

周沐君:被逼遷的北京「工友之家」,時代孤島的希望與困局

在中國,想做個有獨立性的機構不容易,但總會有人不滿足於現狀。這些人少、怪,生活在孤島上。


編按:公益組織「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簡稱工友之家),從2002年開始關注打工者權益和福利。2005年起,工友之家進駐朝陽區市郊的皮村,開辦打工博物館、打工劇場,並因2012年起每年舉辦的「打工春晚」而獲得官方和民間的一致好評。

2016年底,皮村村委會經房東通知工友之家解除租約,引發「逼遷」風波。不少媒體和學者都介入關注,然而村委會坐地起價,趕走工友之家之勢似乎無法阻擋。工友之家被切斷水電,甚至近日砸掉取暖鍋爐,2017年的「打工春晚」面臨無以為繼的局面。

本文原題《一點不太有幫助的話》,發佈在作者的豆瓣日誌。由作者授權,由《端傳媒》編輯轉載。

2014年1月12日,北京皮村小巷。
2014年1月12日,北京皮村小巷。攝:楊一凡/Imagine China

12月20日傍晚,研究中國工人的呂途老師在微信上聯繫我,說到工友之家在皮村被逼遷的事情。她當時跟我說:「沐君,你也來寫篇文章支持我們吧,畢竟你懂很多理論。」我匆匆瀏覽了一下事情的經過:合同還在租期之內卻要被趕走;村裏為了收回土地,突然開始漫天要價;說是「聯合執法」,整改了卻沒有人來驗收;要罰款卻連基本的名目和程序都不清楚。我想,碰到流氓耍無賴了,說理論有什麼用呢?

事情出來之後,我的幾個小夥伴私下裏討論過幾句。有人說,也許最開始的時候老老實實把三萬塊錢的名目都不清楚的罰款給交了,就沒這麼大事了。我說,那對方的胃口越來越大要怎麼辦?

但我們大體上還能保持一點樂觀。畢竟沒過兩天就有影響力不錯的媒體介入,報導了整件事情的經過。要錢的人都有名有姓的。好像帖子也沒被刪。有朋友說,也許我們也用不着那麼上綱上線,非要聯繫到一線城市最近一段時間排擠「低端」人口的行徑、草根社會組織受到的迫害、農村徵地糾紛,或者打工群體在社會生活中面臨的種種困境;也許——這件事就是地痞流氓缺錢了吧!

我們期盼着事情能往好的方向扭轉。結果,12月29日晚上,無意中刷朋友圈的時候,看到一張工友之家被砸了鍋爐的照片:「皮村告急!我們需要棉被!」當時我恰好在某個大城市最高端的一個商業區裏,聽旁邊的人討論現在各種「低調」的賓館玩出了什麼新花樣。他們說話也帶着半開玩笑的語氣,而我只能默默嘀咕一句:京城啊,稍微看起來有點王法好不好。

我從2012年到現在,陸陸續續走訪過不少勞工機構。皮村的工友之家是我接觸的第一家。大概也是最不好歸類的一家。他們跟那些幫助打工者維權的組織不太一樣,很少主動介入糾紛和衝突中;更不要提之前南方那些會參與罷工等集體行動的勞工組織——工友之家在南方的一些活動家眼裏,簡直不夠有社會運動的意識。但他們的組織者好像又有蠻多「長遠」的想法,老在說要主動進入歷史的敘述、重塑新工人階級的文化。在當今中國實現這些目標,顯然沒什麼明晰的路線圖。孫恆、許多、王德志還有其他工友之家的參與者們,就這麼來來回回的摸索。打工子弟沒學上,辦個學校;生活費吃緊,搞合作社、二手商店;還有博物館、藝術團、工人大學,後來乾脆在平谷開設分機構種桃子了。

出於一個社會調查者特有的「理客中」心態,我從沒在公開場合給這個機構唱過什麼讚歌。我不太確定「新工人階級的文化」該是什麼樣,甚至還寫書評表達過自己對於呂途著作的不滿。記得在南方的時候,跟一個同樣是做勞工服務的活動家聊「工人文化」的事,他有點不屑一顧地說:「你去看看現在電視裏的廣告,成功人士開着奔馳(Mercedes-Benz)回到豪宅一樣的家,迎接他的是漂亮的女主人和可愛的孩子。現在沒有人想當『工人』。所有『工人』都想成為廣告裏的那種人。唱『勞動最光榮』有什麼用呢?勞動現在就是最不光榮的。」

我也不清楚這樣的組織對於中國整體的政治格局、社會進步能起到什麼作用。

2015年年末還在伯克利的時候,跟幾個朋友說起現在勞工組織的困境。其中有一位,當即就拿出一篇論文,很嚴肅地說某某學者的什麼模型證明限制勞工組織的力量會導致整個經濟體系的不平衡,最後還會搞出金融危機。還有一位說,光走群眾路線,做一點零星的抗爭是沒用的,最重要的是立法。當時我也只好哭笑不得地告訴他們:我曾經觀察接觸過的這些組織根本沒能力在宏觀層面影響勞資的力量對比;至於立法,大概能改動的就是工傷理賠程序稍微簡化一點,原本六十天的期限寬到半年之類。再往前,13年年末還在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的時候,曾經聽過一個來系裏找工作的人做的演講——中國的勞工集體行動、資本積累、後社會主義。演講結束之後,系裏有老師問他,模型當中為什麼沒有公民社會。他稍微猶豫了一下,說這種東西在中國基本是不存在的,就算有一點,對於他要研究的問題也沒有什麼解釋力。我對這個答案不滿意,一時卻也找不到什麼好的反駁。

但訪談做得久了,人見得多了,就發現自己老是被拉回工友之家這個點,尤其是工人大學。在廣州認識了一個專為女工服務的NGO的領袖L,曾經是工大的學員。她受過工傷,一隻手的功能基本都沒有了,在醫院養傷階段老闆翻臉不認人,走投無路的時候她甚至動過輕生的念頭。後來受到勞工活動家的幫助才又重新振作起來,在公益領域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新目標。在草根組織裏工作,工資可能還沒去黑工廠打工來得高。但是當我聽到她有一點點得意地跟我說自己的經歷,「當時就覺得被點亮了」、「可能我就是挺適合做這些事的」,也忍不住打從心底為她高興起來。

後來又在北京碰到了帶着一群外來工媽媽做幼兒園的M。她雖然沒在工大接受過培訓,但蠻早就跟孫恆他們一起做過事,甚至帶着當時還不太大的女兒參與過蓋學校。她的生活已經不差,只是看到農村跑來的打工妹碰到困難就心裏不舒服。她跟我講起在工友之家跟「知識分子」一起讀書學習的經歷,說對她最有啟發的是「剪刀差」理論,「好像一下就明白我們這群從農村裏出來的人是怎麼回事了」。這讓一向對社會理論的「有用性」感到很悲觀的我聽了也很感動。

漸漸地,每年放假回國去一趟工友之家成了我的習慣。在那裏好像還能聽到我在其他地方採訪過的活動家們的近況——某某也來工大了,某某畢業之後去我曾經走訪過的一個機構工作了。對那些在各種層面上曾經或者正在和工友之家發生聯繫的人來說,這個組織讓他們的生活發生了真實的改變,或者推動他們做出了之前預料不到的選擇。對於我來說,觀察到的則是最真實的活動家網絡和團結。

世有不公之法。在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很難在意識到有問題的同時就發起一場運動改變現狀,因為想要推動平等、自由、人道主義和社會進步的人往往沒力量。(先不說這世界上有多少人會習慣性地說「不是問題」。)可是在不夠有力量的時候,一個真實的個體該去怎樣選擇?什麼是更好的、更有價值的生活?

其實,就算皮村所在的金盞鄉政府沒有弄這麼一出(暫時仍然假設這純粹是基層政府耍流氓吧),工友之家未來的發展,恐怕也不會一帆風順。現在好像都比較喜歡強調做公益要覆蓋面廣、有效率。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政府扶持的社工機構和那些遵從商業邏輯板式的慈善機構顯得更靠譜。皮村這種喜歡強調思想和文藝,喜歡動員社區力量號召大家自己來解決自己問題的組織,顯得越發另類。我當然不是說中國政府不該出錢支持社會工作,不是說搞個勞工的組織就必須以苦大仇深為底色。可是,歸根結底,究竟應該由誰來決定什麼是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以及某個特定的人群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服務?更何況,我們怎麼能保證一個群體不會今天還是為政者選定的服務對象,明天就成了需要被驅逐的「低端」人群?

在中國這樣一個政府職能龐雜到幾乎無所不包、社會力量卻又發育不良的環境裏,想做個有獨立性的機構不容易。

工友之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協調着各種關係,總算得到了一些來自於學界、媒體,甚至是政府的支持。「第一夫人」都去看過他們的演出,《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都表揚過他們的先進事蹟。這些「關係」太過炫目,以至於我一度懷疑工友之家作為一個勞工社區組織的「可複製性」。有時候我覺得他們像一座孤島一樣,在裏面的時候覺得好有希望,而向外看則是絕望的海洋。可即使積攢了這麼多「高端」的關係,到頭來卻連一個行為惡劣、漫天要價的鄉政府都搞不定。多年來的苦心經營,撞上個「驅逐低端人口」的政策就煙消雲散。那為數更多的、根本就沒有這麼多資源、也沒有這種和公眾打交道能力的草根組織,該指望什麼生存呢?我們這些人作為看客,在今後面對更多的不考慮人的實際生活困難的政策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只能感歎一句「經濟結構調整大勢所趨沒辦法」,然後就聽之任之?

2014年到現在,好像是個不斷告別的過程。聽到的消息基本上都是:某某組織從此消失了,或者某某不再做這些了。我總喜歡跟那些「大驚小怪」的人說,稍微看得長遠一些,都不用很長遠,近二十年吧,這些都是很正常的。這些組織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我曾經聽了無數這樣的故事。

我這一次也仍然願意保持「樂觀」的心態。也許這件事情最後還能妥善解決,工友之家可以繼續留在還有不少產業工人的皮村。就算真到了沒法收拾的地步,也能找到其他合適的地方,繼續組織工友、服務工友、教育工友。就算,我是說就算,工友之家會因為北京徹底擺脱「低端」人口而從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組織版圖上消失,我也相信,在將來的某一天,類似的機構也總會找到合適的土壤而生長起來的。因為總會有人不滿足於現狀。總會有人對自己和社會結構的關係感到困惑。總會有人為了一些有超越性的目標而放棄追求個人生活的舒適體面。這些人少、怪,生活在孤島上。但也許是希望吧。

(周沐君,目前在中山大學做研究員。致力於記錄和分析中國大陸90年代以來社會運動的歷史、政治與文化。)

北京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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