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我不想再談政治，我就想仰望星空做學問

三年了，中國政治學者俞可平再次來到香港。

2013年4月27日，時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主題是「中國大陸民主治理的路徑與方向」。引介他上台的是香港社會學者陳健民。與他同台演講的，是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者之一秦暉。

當時，陳健民已參與發起了香港致力於爭取普選的「和平佔中」運動，2014年秋天，他站在了雨傘運動最前線。2015年，俞可平辭去已擔任14年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職務，返回母校北京大學，擔任新組建的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2016年12月19日，俞可平受全國政協副主席、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之邀，再次訪港。這次，他在灣仔會展中心面向上千聽眾演講的主題是：「中國大陸如何治理」。與他同台演講的，是兩位海歸學者：有「中國夢倡導者」之稱的評論家張旭東，和自稱「週一到五做投資、週六日研究中共」的觀察者網創辦人李世默。

與三年前相比，俞可平的講題中少了「民主」兩個字。而此時，距離讓他一炮而紅的那篇文章——2006年12月28日人民網刊登的《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就快整整10年了。

仍然有很多人問他民主，問中國的政治改革，他這樣總結：「我到哪兒他們都希望我講中國的政治改革，我這麼多年已經不想講了，我回到北大以後呢，我就想仰望星空，做天上的學問。」

今天還堅持民主是個好東西嗎？「那肯定的」

1988年從北京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不久，俞可平加入中共中央編譯局，在那裏工作了27年，從當代研究所所長，到創辦「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並兼任主任，再到2001年成為副局長。

中共中央編譯局是中共意識形態進出口的樞紐，主要任務是編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翻譯中國黨和國家重要文獻和領導人著作，研究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發展等。不過，俞可平不是開口政治口號、閉口領袖語錄的政治官員，在「學者型官員」和「帶官銜學者」之間，他更接近後者。

在中央編譯局時，俞可平到過美國杜克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到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由中組部選派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任「新世界高級研究員」，並獲得了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在港大演講時，他還展示了一張在哈佛時，與「佔領校園」的學生對話的照片，對這種在當下的大陸和香港都有點敏感的抗議行為態度輕鬆：「老師學生沒受多大影響，最受影響的可能是我們中國的遊客，因為校園關閉了，他們沒辦法進去拍照了。」

在體制內，他持續地進行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提出「增量民主」——以「深化黨內民主和推進基層民主」突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他也是中國最早倡導公民社會研究的學者之一，提出「動態穩定」——政府應由「堵」變「疏」，轉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鼓勵公民與政府溝通、妥協、合作，最終實現善治。

如今不再談中國政治、現實問題，是因為失望嗎？「不是，」俞可平對端傳媒記者說，「我這麼多年做政治研究，28年，但我自己的興趣，我就喜歡做學問，喜歡想問題，我天生是個老師。」

2006年，作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作為同名訪談錄的序言，叫海內外的中國關注者眼前一亮。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史天健當時曾評價：「代表了黨內對民主的態度產生重大變化。」史天健曾研究1978年到2006年《人民日報》上「民主」的出現頻率，一開始「民主」也分「姓資」和「姓社」，到2002年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之後，中共開始承認「民主是追求的目標」。史天健認為，「從原來羞羞答答，到現在說是好東西，這是一個飛躍。」

這篇文章也讓俞可平承載了社會上對政治改革、民主進步的許多希望。同一個時期，中國人大宣佈香港可在2017年、2020年實現特首、立法會普選，在對外釋放的積極政治改革信號中，2007年，《南方週末》稱俞可平為中共十七大之後中國「最耀眼的政治學者」。2010年，《中國新聞週刊》評他為1999到2009年「十年影響力人物」，稱他為「民主的思想推手」。

如今不再談中國政治、現實問題，是因為失望嗎？「不是，」俞可平對端傳媒記者說，「我這麼多年做政治研究，28年，但我自己的興趣，我就喜歡做學問，喜歡想問題，我天生是個老師。」

到今天還堅持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嗎？「那肯定的，」俞可平哈哈笑起來。

中國距離這個好東西還有多遠？「具體的我就不談了，你可以看我的書。」

三年兩場中國治理演講的變與不變

俞可平不僅曾經談現實、研究現實，還曾經親力親為，推動現實改革。

2000年，俞可平創建的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與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聯合創立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兩年一屆，每屆評選10個優勝獎，鼓勵黨政機關改革創新，推進治理。

從2000年到2012年，六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一共收到了1756個自願申報項目。它們為俞可平的治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現實案例。

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俞可平向聽眾介紹了吉林省梨樹縣的村民「海選」、湖北省廣水市的「兩票制」、貴陽市人大的旁聽制、天津市南開區的「超時默許」審批制度、江蘇南京下關的「政務超市」……他說中國政府治理改革最大的數據庫就在他手上。

3年之後，俞可平在香港會展中心再次向聽眾展示中國治理改革成就時，用的案例和3年前幾乎一模一樣，PPT頁面上連照片都沒有變。但案例不變的兩場演講中，變化很微妙地展開。

原本排在第四的「試圖將選舉與推舉結合」消失不見了，增加了「以點帶面的治理改革策略」。「人治到法治」，在3年之後，變成了「從嚴治黨」。

3年前，俞可平演講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剖析中國政制和治理的弊病上：「讓官員審批一個東西，他們要煙酒研究，不是研究研究，是『煙酒研究』」，「公共權力沒有制度，第一把手權力太大，薄熙來你說怎麼制約他啊」，「公眾參與渠道不夠暢通，很多這兩年有影響的事件都是網上先產生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合法的參與渠道不暢通」。

「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個人利益合法化」，「腐敗當然很惡劣很可怕，我更擔心的是特權，特權是合法的、不受追究的、制度性的」。

「現代社會的穩定不等於老百姓不能開口表達不同意見，靜態穩定、傳統穩定是以堵為主的，不讓你講，再不行把你抓起來，這種控制現在已經不行了，現在一定要動態穩定，以疏為主，這本來是中華文明的智慧，你說出來，合理的我改，不合理的，你得聽我的，你違法了按照法律處理，政府違法了你可以告」；「行政成本過高、效率低下，首先一個是維穩，兩會期間多少人進京？兩會代表，上訪的也去了，截訪的也去了，當地領導要去慰問截訪的，四批人」。

「動不動就批示，總書記、總理批示不批示，後果不一樣」，「黨也是權力機構，而且是核心權力機構，政府也是權力機關，關係不協調」，「對政府的信任和社會信任度我很擔心，有些地方有些部門已經陷入信任陷阱，做得再好也不相信你了」……

3年之後，俞可平一開場便說，外部對中國政治改革有沒有進步的判斷，主要是評價標準不同，用西方的一套——多黨競爭、最高領袖普選產生、三權分立——中國確實沒有變化，但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標準，中國要「維護基本政治框架不變，國家治理重大改革」，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之後他詳細介紹了中國以中共中央為核心，人大、政協、國務院、軍委拱衞四方的領導體制，列舉政府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務改革、社會治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所舉案例都在「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中取得優勝，但無一誕生於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

3年前，俞可平列出了中國特色治理模式的6個特點，3年之後，這6個特點，排第一的從「路徑依賴、增量改革」，變成了原本排第二的「黨組織為主導的多元組織結構」，原本排在第四的「試圖將選舉與推舉結合」消失不見了，增加了「以點帶面的治理改革策略」。

3年前，俞可平對中國治理變革趨勢判斷中，其中一條，從「人治到法治」，在3年之後，變成了「從嚴治黨」。

俞可平一手成立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也變了。2000年第一屆評選收到了320個自願申報項目，之後兩年有所減少，2008年明顯增加，到2010年達到高峰368個，之後2012、2014和2016年三屆，分別收到的自願申報項目是213個、132個、119個，涉及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的政治改革類優勝獎項目，本就稀疏，趨勢也是越來越少。

「領導不聽沒關係，我主要講給我的學生聽」

離開灣仔會展中心的俞可平，到香港大學做了一場小範圍的、更學術性的演講，主題是「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

他談到大陸有人不願將populism翻譯成民粹主義，怕顯得負面，認為應該翻譯成平民主義：「在大陸翻譯是非常有講究的。Universal value，普遍價值是正面的，普世價值就要批判了，普適價值也要批判。Civil society，市民社會，負面的，公民社會，積極的，民間社會，中性的。Idealist，如果我跟你關係比較好，說你是理想主義者，如果我對你不太喜歡，就說你是唯心主義者，唯心主義在大陸是非常意識形態的用語，其實唯心主義英文也不叫idealist。」

「（研究）我會公開發表，哪個領導願意看、願意接受，他就聽，他要不聽，OK沒關係，我主要現在講給我的學生聽」

他曾在08年的訪談中對記者說「我上網可能比你們還多，我會關注網上的觀點」，現在對網絡輿情還是順手拈來：「中國網絡上的民粹主義已經非常明顯，舉一個例子，只要抓一個官員，老百姓肯定說好，仇官嘛，關鍵是這兩年官員自殺率特別高，成為自殺率最高的群體之一……官員要死了，消息一登出來，網民評論兩句話，第一句，死得好，第二句，查一查有什麼問題……富人也是這樣，有些老闆在美國有些激進，就（被）罵『賣國賊』，包括演員明星……作為政治家、作為學者，要高度警醒，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人類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除了民主和法治意外，可以克服民粹主義、超越民粹主義（的東西）。」

他還是關注公民社會和民間組織的成長：「我自己是大陸民間組織的倡導者。最後要社會越來越大，國家的權力歸社會，社會掌握更多權力……現在我們多少民間組織，官方統計數字100萬，清華大學估計300萬，我們北大估計400萬，比全世界最龐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還要多，基層黨組織大概200萬……總體來講，（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中政府還是過大，應當把更多職能交給市場和社會組織，但社會需要培育。」

3年之間，大陸升起了前所未見的領袖「核心」，香港爆發了前所未見的街頭佔領，「十七大後最耀眼的政治學者」告別頂級智囊團，在書齋裏迎接來年十九大的到來。

講座結束之後，他這樣說：「我長期在一個中央智庫工作，原來做的主要是對策研究，給上面的決策者提供政策參考，現在回到北大，就仰望星空，純粹學問了，我不想再談政治，也不想再提供決策建議了。」「（研究）我會公開發表，哪個領導願意看、願意接受，他就聽，他要不聽，OK沒關係，我主要現在講給我的學生聽」，「講講國家怎麼產生的，什麼是公平，什麼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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