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上海中學生小熊第二次轉換跑道。第一次，父母帶著他從體制內的中學轉到了國際學校，一年之後，父母又開始新的尋找，為還沒完全適應的他第二次轉學。
小熊不知道自己是不適應國際學校，還是不適應應試教育。他體驗了整整一年的這所為中國人開設的國際學校，更像是兩者的結合：從一個高考奔向另一個洋高考。
什麼才是最好的教育
在什麼才是最好的教育問題上，小熊的家庭已經爭論了好幾年。
1999年，小熊出生於江蘇，這裏一向以嚴格的應試教育訓練和高分學生的產出聞名中國。不過，小熊不像是這條生產線上的標準品。他活潑好動，甚至讓老師覺得頑劣。成績則忽上忽下，不按應試的套路來，也不會花心思好好鑽研提高成績。
他興趣愛好很多，比如網球和國際象棋。4歲時，他下象棋就能贏過父親，小學四年級已經進入國家競賽，打入全國前32強。但是進入初中之後，父母不得不逼他放棄象棋，只保留網球的練習。因為象棋會佔用學習的時間，「打網球卻可以練身體，初高中太苦了，以後學習拼的就是體力」，小熊媽媽說。
在美國定居的朋友打電話來，批評小熊媽媽不該剝奪孩子最熱愛的興趣，「但她不知道國內的教育壓力有多大，」小熊媽媽無奈回應：「容不下他的興趣了。」
「體制教育的問題出在，成功的標準太單一，孩子似乎沒有了思想。」
父母並不想這樣。小熊的父母80年代末都畢業於中國的名牌大學，但都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充滿遺憾。小熊媽媽回憶自己的考大學時代：「我只知道自己成績好。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究竟未來要做什麼，我又喜歡什麼。」
媽媽說，不希望小熊重蹈覆轍。「體制教育的問題出在，成功的標準太單一，孩子似乎沒有了思想。」他們想到，是不是該讓小熊去美國念高中。
很多年來，「去美國」都是不少中國家庭對於外面的世界、更好的生活的標準想像。小熊初二的時候，媽媽帶著他去洛杉磯考察當地中學。小熊的堂弟就被送來這裏讀書。但走進校園，母子倆發現，在走廊上聽到竟然都是中文。
小熊媽媽後來回憶，這是典型的「中國人聚集的美國高中，沒有什麼門檻」，她不想讓孩子去。但如果要進入更好的美國高中，小熊就要花更多時間學英文，但眼下的學業讓他根本擠不出這個時間。
他們做了一個折中的選擇：出國的目標延後，先去臨近家鄉的上海，尋找一所國際學校。
上海有將近100所國際學校，其中9成以上，都是在最近5年內冒起的。顯然，讓孩子盡早擺脱只求高分的應試教育體系，為未來出國留學早做適應——小熊父母的需求，並非孤例。
不過，尋找的過程並不順利。
當國際學校遇到「洋高考」式訓練
從1987年允許外國駐華使館開辦使館人員子女學校開始，30年間，越來越多的中國民辦學校開始主力教授國際課程，大城市的公立學校也紛紛開設國際部。根據《2015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的數據，中國已經有「國際學校」597所，超過阿聯酋，成了世界上最多國際學校的國家。
而上海和北京，則是國際學校最密集的兩個中國城市。
這些國際學校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外辦國際學校」，由境外機構或合法居留的外國人開辦；一類是「民辦國際學校」，由中國民間資本開辦；還有一類是由中國公立學校開辦的「國際部」、「國際班」。2015年，這三類學校分別有116所、256所和225所。
其中，中國的中產家庭，往往會給孩子選擇後兩者民辦國際學校和公立學校國際部，從這裏開始，為未來出國留學做準備。小熊家也是一樣。
「我媽媽每週開兩小時車到上海，聽各個國際學校的講座和介紹，」小熊說，「她都可以開中介了。」
國際學校的課程五花八門，包括國際文憑組織IBO設立的IB課程、美國的大學預修課程（AP課程）、英國高中課程A-level、加拿大哥倫比亞省高中國際課程（BC課程）、還有澳洲課程。學費都在每年10萬元人民幣左右，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生一整年的工資。
2015年，小熊初中畢業，成功考上一所國際高中。
家人送小熊到上海寄宿，以為會打開傳說中的素質教育大門。不過，現實卻與期待的有些不同。
「還是為高考打仗，但難度再升級，全是英文」「在這裏上課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用體制的方式學習國際課程。」
小熊說，學校採用中英混合的方式教學，上課會「劃重點、抄PPT，然後就是做題、背、刷題，刷完一張卷子，再來一套。」這裏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大大小小的考試。同學之間，每天都在比成績和排名。小熊記得在地理會考之前，學校還進行了6天的封閉式訓練，每天就是複習地理。
學校的大部分老師來自上海一所重點高中的國際部。同學則大部分來自上海一家以極其嚴酷教育模式出名的初中。「還是為高考打仗，但難度再升級，全是英文」。小熊說：「在這裏上課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用體制的方式學習國際課程。」
在提高名牌大學錄取率的壓力之下，越來越多的國際學校在用應試教育的方式，提高學生的成績。而對大部分中國家長來說，這樣是不是背離了國際課程的精神，並不是要擔心的，只要能讓孩子考進「國外的好大學」，就是「行之有效」。
學業壓力大，英文不好，許多課程跟不上，這一切都對曾經在體制內學習如魚得水的小熊而言，「好像哪裏都不對勁，心理上有點自卑。」
除了學業之外，人際關係和自我管理能力也是小熊面臨的新問題。
小熊試著在學校裏開國際象棋社，但最後只有三個人報名。也試著參與各種活動，包括模擬聯合國和辯論，但最後他對這些都不真正感興趣。很多作業需要通過手機和電腦完成，對于從小就在體制內被嚴格管理的小熊來說，面對突如而來的「自由」，顯得無所適從。
「找不到自己，像陷在一個怪圈裏，」小熊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而小熊媽媽焦急萬分，她搬到上海居住，在學校旁邊租了房子，給小熊陪讀，還給他請了補習老師。在小熊父母看來，學校老師非常盡心盡責的在幫助小熊尋找解決辦法，希望他能適應國際課程。但是在家裏，小熊變得寡言少語，吃飯也只盯著手機，學校裏的每件事情都好像沒有成就，GPA（成績平均積點）連3（滿分為4）都沒有。
「我們沒有想到國際學校會遇到這麼多問題，那段時間簡直亂套了，我連心理醫生都預約好了，」小熊媽媽坦言自己哭了好多次，不知道小熊對課程是否適應、在學校裏人際關係是否能處好、還有面對各種誘惑怎麼辦。「如果當初進入體制內的重點高中，或許遭遇不到這些問題。」
小熊爸爸也認為，兒子還小，卻要獨自一人从小城到大城市，獨自應對從教育軌跡的突然轉變，「如果自身問題無法解決，也可能進滬上任何一所國際高中都會出現的同樣的問題。」
無奈之中，全家人又開始尋找下一所國際學校。
當國際學校遇到「教育主權」
小熊遭遇的是中國式國際學校普遍存在的問題。而另一重問題更加隱性。
現正在國際學校讀高三的小金（化名）清楚記得，兩年前，她的高一課程表裏忽然多出了中國語文、地理、政治和歷史這四門課，而這些課程以前國際學校都不用教。小金形容，當時同學們「叫苦連天」，「課業已經很繁重了，我們還要上這四門『洗腦』課！」
這一變化，來源於2014年，上海市教委出台新政策，要求民辦學校的高中課程，必須增加「國家課程」內容，包括中國語文、地理、政治和歷史，俗稱「老四門」。這項政策針對的重點，是民辦的國際學校。而同時，這項政策還直接叫停了公立學校開辦的國際部課程，理由是維護教育公平與教育主權。
民辦的國際學校成為中國境內不受控制的「教育飛地」，而公立學校也大量開辦國際課程，擠壓國內的公共教育資源……因應市場需求蓬勃發展，卻完全脱離於意識形態體系之外的國際學校，令執政者開始擔憂。「教育主權」這個詞，逐漸從政策文件中出現。
「課業已經很繁重了，我們還要上這四門『洗腦』課！」
2011年的上海，當第一所公立中學（位育中學）面向中國學生開辦國際部，教授IB課程時，教育界的看法還是正面的。「那個時候，覺得這是一種多元化教育和創新，國際部好的教學模式，也可以拿來改進公立教育的不足，」一位教育界人士對端傳媒評價。當時依照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鼓勵各級各類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
政策轉捩在2013年左右出現。中國教育部明確要對各種形式的高中國際班、國際部，從招生、收費等多方面進行規範，對不符合規定的要清理或轉制。而在體制內的教育，英語變得也沒那麼重要。2014年，國家出台《2017年高考改革方案》，降低英語學科分數在高考招生中的權重，考試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2015年，在全國兩會上有人大代表提出，規範高中國際課程，對涉及意識形態、教育主權、國家主權和民族宗教等方面內容必須嚴加審查。
2016年10月，一份在網上曝光的「上海市涉外民辦學校政策解讀會議」內容再次強調了國家的擔憂：在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部分或全面引入境外課程進入中國基礎教育階段，突破中國教育主權」、「國際課程學校的教材引入，整合，取捨存在嚴重問題」，「國際課程學校的發展失控，已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要求拿出對策，進行整改。」
在種種政策壓力下，公立學校國際部紛紛轉制成私立學校，而私立國際學校，則紛紛增添國家課程。對學生和老師來說，這成了另一重尷尬。
「不敢開國際課程的歷史課，因為沒人敢教」
為了騰挪出「老四門」的課時，小金所在的國際學校將原先每天9節課，每節課45分鐘，改為了每日10節課，每節課40分鐘。
小金比較過必修的國家地理課程和自己選修了的IB地理課程的差異。國家課程以中國的自然地理為主，基本是知識點羅列。而IB課程不以任何國家的課程為主，因為它是國際文憑組織設計的一套具有世界觀的課程體系（也是中國政府審核同意的引進課程），更多是教授人文地理，議題包括人口、城市、貧富差異、極端惡劣的環境，還有全球化等，而考題可能是「用社會因素、環境因素來論述城市如何可持續發展，並舉個例子」。
「國際課程非常需要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答題的時候需要回答advantage（優點）和disadvantage（缺點），但體制內的課程最後就是死記硬背。」小金說。
「很簡單，萬一學生要研究文革史，你讓歷史老師怎麼辦？」
小熊記得，在小學的一次語文考試中，他遇上一道和南京大屠殺有關的題目，並回答了兩面性：指事件在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是侵略，在日本人的角度則並不是。他的回答被打上了一個紅色的大叉，得零分。「我們私下都說，和語文老師是最沒什麼可爭辯的，因為他掌握標準答案，」小熊無奈。而在國際學校，他說，答題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一名在公立學校教授國際部的老師Tina回憶，教授IB課程時，地理課本被貼掉了有關台灣和計劃生育的內容，「或許他們認為這部分敏感吧。」
自2011年開始IB課程以來，Tina所在的國際部至今不敢開設IB歷史課。一開始曾試圖從公立學校聘請歷史老師來授課，但歷史老師認為這裏的歷史觀和體制內區別太大，不敢勝任。「很簡單，萬一學生要研究文革史，你讓歷史老師怎麼辦？」Tina說。
Tina認為，國家課程希望構建學生的國家認同無可厚非，但用的是這種填鴨、甚至洗腦的方式，實在無濟於事。
她每次迎接新一批就讀國際部的新生時，都特意要敲擊一下他們的大腦。她會選一篇公立中學的語文篇目，例如朱自清的《背影》來做學生的入學考試。而學生們都會按照以前閲讀理解題的答題方式，千篇一律的作答。之後，她會組織同學們討論：為什麼你們的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在中國讀國際學校，我們成了中間人。該為國自豪的自豪，該反對的反對。我們不欣賞無端反動，也瞧不起無腦愛國。」
學生們開始七嘴八舌的討論，「都是以前學校老師教的」，「我們以前不被允許有自己的想法」，一個接一個開始「批鬥」起了體制內的教育。這時候Tina就問他們，你們有沒有想過，語文為什麼這樣教，中高考的合理性在哪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老師要做的是引導和激發孩子們獨立思考，從而學會什麼是理性。」Tina說。
新開設了「老四門」的國際學校裏，小金介紹，大家也慢慢找到了與新課程相處的方式。比如語文課，小金舉例，「有次老師上來就要我們把書翻到第幾頁，今天我們來批判一篇文章，就開始逐段批駁了。」有時候，老師講到蕭紅，會談到她和魯迅關係裏的蛛絲馬跡，更多的時候語文課老師教起了西方哲學史。政治課，則會講講G20的由來，國際峰會都討論什麼議題。上地理課的時候，課前會做daily presentation（每日演講），小金準備的題目是美國高鐵和中國二胎。「也有人下課會討論在Youtube上看到的六四視頻，然後一群人就在那兒討論鎮壓的正義與否。」
在有些國際學校裏，學校會安裝VPN（翻牆軟件），連上學校的WiFi就能直接翻牆。
南海爭議時，小金的微信朋友圈裏有以前公立中學同學轉發的《要為國家打仗》之類的文章，「我就挺無語的，你真的了解南海爭端嗎？了解了就要去打打殺殺嗎？」小金說，「在中國讀國際學校，我們成了中間人。該為國自豪的自豪，該反對的反對。我們不欣賞無端反動，也瞧不起無腦愛國。」
後記
經過一年時間，爸爸媽媽終於成功給小熊辦了轉學。
他進入另一所教授IB課程的新國際學校，成了小金的學弟。這所老牌的國際中學，更注重學生的具有國際課程的精神，多元發展，培養獨立思考，不搞考試集訓，「校園明星一定是社交達人，而且全面發展」。
轉學後的小熊發生了脱胎換骨的轉變。在這裏，他成立了國際象棋的俱樂部，招收到18個學員。他考到了國際象棋裁判的資格。他成了學校的社交明星，同時也是班長。老師和同學都對他讚不絕口，班主任會忍不住給家長發微信，「你是怎樣培養出這麼優秀的兒子的？！」
「第一所國際學校或許是個挫折吧，這次我的適應力更強。」小熊說。
「兩年前高中引入國家課程的時候我們已經預感到了，國際學校的口子將會被越收越緊，最後想要國際教育的家長，要不提早移民，要不就是繼續回體制內，教育改革可能一朝回到解放前。」
小金在國際學校讀到高三，她記得以前剛讀初中的時候，覺得做「學霸」才爽。但是現在讓她最有成就感的是她主持的一個名為CEED的活動項目，向農民提供小額貸款，她下鄉數次，和村支部書記談合作，和農戶簽合約，儘管遇到不少麻煩。「我以前只想著讀商科賺錢，但我現在想，或許我可以把公益和商科結合起來，做社會企業。」
對於國際學校的控制和整改，各種消息仍然沸沸揚揚在網絡上傳播。社會輿論說法不一，有人認為多元化的教育應該被鼓勵和允許，有人認為富裕階層可以繞過中高考的獨木橋，直接享受精英教育就是侵犯教育公平。
「兩年前高中引入國家課程的時候我們已經預感到了，國際學校的口子將會被越收越緊，」Tina老師對端傳媒說，「最後想要國際教育的家長，要不提早移民，要不就是繼續回體制內，教育改革可能一朝回到解放前。」
（應受訪者要求，小熊和小金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