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的中国式难题

这是上海中学生小熊第二次转换跑道。第一次，父母带著他从体制内的中学转到了国际学校，一年之后，父母又开始新的寻找，为还没法适应的他第二次转学。

小熊不知道自己是不适应国际学校，还是不适应应试教育。他体验了整整一年的这所为中国人开设的国际学校，更像是两者的结合：从一个高考奔向另一个洋高考。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

在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问题上，小熊的家庭已经争论了好几年。

1999年，小熊出生于江苏，这里一向以严格的应试教育训练和高分学生的产出闻名中国。不过，小熊不像是这条生产线上的标准品。他活泼好动，甚至让老师觉得顽劣。成绩则忽上忽下，不按应试的套路来，也不会花心思好好钻研提高成绩。

他兴趣爱好很多，比如网球和国际象棋。4岁时，他下象棋就能赢过父亲，小学四年级已经进入国家竞赛，打入全国前32强。但是进入初中之后，父母不得不逼他放弃象棋，只保留网球的练习。因为象棋会占用学习的时间，“打网球却可以练身体，初高中太苦了，以后学习拼的就是体力”，小熊妈妈说。

在美国定居的朋友打电话来，批评小熊妈妈不该剥夺孩子最热爱的兴趣，“但她不知道国内的教育压力有多大，”小熊妈妈无奈回应：“容不下他的兴趣了。”

“体制教育的问题出在，成功的标准太单一，孩子似乎没有了思想。”

父母并不想这样。小熊的父母80年代末都毕业于中国的名牌大学，但都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充满遗憾。小熊妈妈回忆自己的考大学时代：“我只知道自己成绩好。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究竟未来要做什么，我又喜欢什么。”

妈妈说，不希望小熊重蹈覆辙。“体制教育的问题出在，成功的标准太单一，孩子似乎没有了思想。”他们想到，是不是该让小熊去美国念高中。

很多年来，“去美国”都是不少中国家庭对于外面的世界、更好的生活的标准想像。小熊初二的时候，妈妈带著他去洛杉矶考察当地中学。小熊的堂弟就被送来这里读书。但走进校园，母子俩发现，在走廊上听到竟然都是中文。

小熊妈妈后来回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聚集的美国高中，没有什么门槛”，她不想让孩子去。但如果要进入更好的美国高中，小熊就要花更多时间学英文，但眼下的学业让他根本挤不出这个时间。

他们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出国的目标延后，先去临近家乡的上海，寻找一所国际学校。

上海有将近100所国际学校，其中9成以上，都是在最近5年内冒起的。显然，让孩子尽早摆脱只求高分的应试教育体系，为未来出国留学早做适应——小熊父母的需求，并非孤例。

不过，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

当国际学校遇到“洋高考”式训练

从1987年允许外国驻华使馆开办使馆人员子女学校开始，30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办学校开始主力教授国际课程，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也纷纷开设国际部。根据《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已经有“国际学校”597所，超过阿联酋，成了世界上最多国际学校的国家。

而上海和北京，则是国际学校最密集的两个中国城市。

这些国际学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外办国际学校”，由境外机构或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开办；一类是“民办国际学校”，由中国民间资本开办；还有一类是由中国公立学校开办的“国际部”、“国际班”。2015年，这三类学校分别有116所、256所和225所。

其中，中国的中产家庭，往往会给孩子选择后两者民办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国际部，从这里开始，为未来出国留学做准备。小熊家也是一样。

“我妈妈每周开两小时车到上海，听各个国际学校的讲座和介绍，”小熊说，“她都可以开中介了。”

国际学校的课程五花八门，包括国际文凭组织IBO设立的IB课程、美国的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英国高中课程A-level、加拿大哥伦比亚省高中国际课程（BC课程）、还有澳大利亚课程。学费都在每年10万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整年的工资。

2015年，小熊初中毕业，成功考上一所国际高中。

家人送小熊到上海寄宿，以为会打开传说中的素质教育大门。不过，现实却与期待的有些不同。

“还是为高考打仗，但难度再升级，全是英文”“在这里上课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用体制的方式学习国际课程。”

小熊说，学校采用中英混合的方式教学，上课会“划重点、抄PPT，然后就是做题、背、刷题，刷完一张卷子，再来一套。”这里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大大小小的考试。同学之间，每天都在比成绩和排名。小熊记得在地理会考之前，学校还进行了6天的封闭式训练，每天就是复习地理。

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来自上海一所重点高中的国际部。同学则大部分来自上海一家以极其严酷教育模式出名的初中。“还是为高考打仗，但难度再升级，全是英文”。小熊说：“在这里上课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用体制的方式学习国际课程。”

在提高名牌大学录取率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在用应试教育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成绩。而对大部分中国家长来说，这样是不是背离了国际课程的精神，并不是要担心的，只要能让孩子考进“国外的好大学”，就是“行之有效”。

学业压力大，英文不好，许多课程跟不上，这一切都对曾经在体制内学习如鱼得水的小熊而言，“好像哪里都不对劲，心理上有点自卑。”

除了学业之外，人际关系和自我管理能力也是小熊面临的新问题。

小熊试著在学校里开国际象棋社，但最后只有三个人报名。也试著参与各种活动，包括模拟联合国和辩论，但最后他对这些都不真正感兴趣。国际学校有很多作业需要在手机、电脑上完成，对于从小就在体制内严格管理的小熊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也显得无所适从。

“找不到自己，像陷在一个怪圈里，”小熊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而小熊妈妈焦急万分，她搬到上海居住，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给小熊陪读，还给他请了补习老师。在小熊父母看来，学校老师非常尽心尽责的在帮助小熊寻找解决办法，希望他能适应国际课程。但是在家里，小熊变得寡言少语，吃饭也只盯着手机，学校里的每件事情都好像没有成就，GPA（成绩平均积点）连3（满分为4）都没有。

“我们没有想到国际学校会遇到这么多问题，那段时间简直乱套了，我连心理医生都预约好了，“小熊妈妈坦言自己哭了好多次，不知道小熊对课程是否适应丶在学校里人际关系是否能处好丶还有面对各种诱惑怎么办。”如果当初进入体制内的重点高中，或许遭遇不到这些问题。”

小熊爸爸也认为，儿子还小，却要独自一人从小城到大城市，独自应对从教育轨迹的突然转变，“如果自身问题无法解决，也可能进沪上任何一所国际高中都会出现的同样的问题。”

无奈之中，全家人又开始寻找下一所国际学校。

当国际学校遇到“教育主权”

小熊遭遇的是中国式国际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另一重问题更加隐性。

现正在国际学校读高三的小金（化名）清楚记得，两年前，她的高一课程表里忽然多出了中国语文、地理、政治和历史这四门课，而这些课程以前国际学校都不用教。小金形容，当时同学们“叫苦连天”，“课业已经很繁重了，我们还要上这四门‘洗脑’课！”

这一变化，来源于2014年，上海市教委出台新政策，要求民办学校的高中课程，必须增加“国家课程”内容，包括中国语文、地理、政治和历史，俗称“老四门”。这项政策针对的重点，是民办的国际学校。而同时，这项政策还直接叫停了公立学校开办的国际部课程，理由是维护教育公平与教育主权。

民办的国际学校成为中国境内不受控制的“教育飞地”，而公立学校也大量开办国际课程，挤压国内的公共教育资源……因应市场需求蓬勃发展，却完全脱离于意识形态体系之外的国际学校，令执政者开始担忧。“教育主权”这个词，逐渐从政策文件中出现。

“课业已经很繁重了，我们还要上这四门‘洗脑’课！”

2011年的上海，当第一所公立中学（位育中学）面向中国学生开办国际部，教授IB课程时，教育界的看法还是正面的。“那个时候，觉得这是一种多元化教育和创新，国际部好的教学模式，也可以拿来改进公立教育的不足，”一位教育界人士对端传媒评价。当时依照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政策转捩在2013年左右出现。中国教育部明确要对各种形式的高中国际班、国际部，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进行规范，对不符合规定的要清理或转制。而在体制内的教育，英语变得也没那么重要。2014年，国家出台《2017年高考改革方案》，降低英语学科分数在高考招生中的权重，考试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2015年，在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规范高中国际课程，对涉及意识形态、教育主权、国家主权和民族宗教等方面内容必须严加审查。

2016年10月，一份在网上曝光的“上海市涉外民办学校政策解读会议”内容再次强调了国家的担忧：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部分或全面引入境外课程进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突破中国教育主权”、“国际课程学校的教材引入，整合，取舍存在严重问题”，“国际课程学校的发展失控，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要求拿出对策，进行整改。”

在种种政策压力下，公立学校国际部纷纷转制成私立学校，而私立国际学校，则纷纷增添国家课程。对学生和老师来说，这成了另一重尴尬。

“不敢开国际课程的历史课，因为没人敢教”

为了腾挪出“老四门”的课时，小金所在的国际学校将原先每天9节课，每节课45分钟，改为了每日10节课，每节课40分钟。

小金比较过必修的国家地理课程和自己选修了的IB地理课程的差异。国家课程以中国的自然地理为主，基本是知识点罗列。而IB课程不以任何国家的课程为主，因为它是国际文凭组织设计的一套具有世界观的课程体系（也是中国政府审核同意的引进课程），更多是教授人文地理，议题包括人口、城市、贫富差异、极端恶劣的环境，还有全球化等，而考题可能是“用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来论述城市如何可持续发展，并举个例子”。

“国际课程非常需要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答题的时候需要回答advantage（优点）和disadvantage（缺点），但体制内的课程最后就是死记硬背。”小金说。

“很简单，万一学生要研究文革史，你让历史老师怎么办？”

小熊记得，在公立初中的一次语文考试中，他遇上一道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题目，并回答了两面性：指事件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是侵略，在日本人的角度则并不是。他的回答被打上了一个红色的大叉，得零分。“我们私下都说，和语文老师是最没什么可争辩的，因为他掌握标准答案，”小熊无奈。而在国际学校，他说，答题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一名在公立学校教授国际部的老师Tina回忆，教授IB课程时，地理课本被贴掉了有关台湾和计划生育的内容，“或许他们认为这部分敏感吧。”

自2011年开始IB课程以来，Tina所在的国际部至今不敢开设IB历史课。一开始曾试图从公立学校聘请历史老师来授课，但历史老师认为这里的历史观和体制内区别太大，不敢胜任。“很简单，万一学生要研究文革史，你让历史老师怎么办？”Tina说。

Tina认为，国家课程希望构建学生的国家认同无可厚非，但用的是这种填鸭、甚至洗脑的方式，实在无济于事。

她每次迎接新一批就读国际部的新生时，都特意要敲击一下他们的大脑。她会选一篇公立中学的语文篇目，例如朱自清的《背影》来做学生的入学考试。而学生们都会按照以前阅读理解题的答题方式，千篇一律的作答。之后，她会组织同学们讨论：为什么你们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在中国读国际学校，我们成了中间人。该为国自豪的自豪，该反对的反对。我们不欣赏无端反动，也瞧不起无脑爱国。”

学生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都是以前学校老师教的”，“我们以前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开始“批斗”起了体制内的教育。这时候Tina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语文为什么这样教，中高考的合理性在哪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老师要做的是引导和激发孩子们独立思考，从而学会什么是理性。”Tina说。

新开设了“老四门”的国际学校里，小金介绍，大家也慢慢找到了与新课程相处的方式。比如语文课，小金举例，“有次老师上来就要我们把书翻到第几页，今天我们来批判一篇文章，就开始逐段批驳了。”有时候，老师讲到萧红，会谈到她和鲁迅关系里的蛛丝马迹，更多的时候语文课老师教起了西方哲学史。政治课，则会讲讲G20的由来，国际峰会都讨论什么议题。上地理课的时候，课前会做daily presentation（每日演讲），小金准备的题目是美国高铁和中国二胎。“也有人下课会讨论在Youtube上看到的六四视频，然后一群人就在那儿讨论镇压的正义与否。”

在有些国际学校里，学校会安装VPN（翻墙软件），连上学校的WiFi就能直接翻墙。

南海争议时，小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以前公立中学同学转发的《要为国家打仗》之类的文章，“我就挺无语的，你真的了解南海争端吗？了解了就要去打打杀杀吗？”小金说，“在中国读国际学校，我们成了中间人。该为国自豪的自豪，该反对的反对。我们不欣赏无端反动，也瞧不起无脑爱国。”

后记

经过一年时间，爸爸妈妈终于成功给小熊办了转学。

他进入另一所教授IB课程的新国际学校，成了小金的学弟。这所老牌的国际中学，更注重学生的具有国际课程的精神，多元发展，培养独立思考，不搞考试集训，“校园明星一定是社交达人，而且全面发展”。

转学后的小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在这里，他成立了国际象棋的俱乐部，招收到18个学员。他考到了国际象棋裁判的资格。他成了学校的社交明星，同时也是班长。老师和同学都对他赞不绝口，班主任会忍不住给家长发微信，“你是怎样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的？！”

“第一所国际学校或许是个挫折吧，这次我的适应力更强。”小熊说。

“两年前高中引入国家课程的时候我们已经预感到了，国际学校的口子将会被越收越紧，最后想要国际教育的家长，要不提早移民，要不就是继续回体制内，教育改革可能一朝回到解放前。”

小金在国际学校读到高三，她记得以前刚读初中的时候，觉得做“学霸”才爽。但是现在让她最有成就感的是她主持的一个名为CEED的活动项目，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她下乡数次，和村支部书记谈合作，和农户签合约，尽管遇到不少麻烦。“我以前只想著读商科赚钱，但我现在想，或许我可以把公益和商科结合起来，做社会企业。”

对于国际学校的控制和整改，各种消息仍然沸沸扬扬在网络上传播。社会舆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多元化的教育应该被鼓励和允许，有人认为富裕阶层可以绕过中高考的独木桥，直接享受精英教育就是侵犯教育公平。

“两年前高中引入国家课程的时候我们已经预感到了，国际学校的口子将会被越收越紧，”Tina老师对端传媒说，“最后想要国际教育的家长，要不提早移民，要不就是继续回体制内，教育改革可能一朝回到解放前。”

（应受访者要求，小熊和小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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