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程映虹：為什麼華人不在乎「種族政治正確」？

早前很多在美第一代華人移民一改以往沉默少數的形象，以公開動員和呼籲的方式，支持在競選期間仍然表現出明顯種族主義態度的特朗普（川普），引起了公眾注意。

批評者雖然理解這些華人在社會、經濟甚至宗教方面的理由，但難以接受如此高調和毫無批評性的亮相，認為這些人置特朗普現象的種族主義背景和一些基本道德準則於不顧。但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卻認為恰恰相反：華人群體本已是種族問題上的犧牲品，因為美國民主黨、自由派和左翼勢力長期以來有偏袒其他少數族裔的「政治正確性」。

這場爭論產生了一個意外的延伸效應，就是公眾開始注意華人族群整體的種族觀念。廣義而言，這也是一個在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國族認同和海外華人問題上長期被忽略的話題。

華人學者面對中國人種族觀念的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認為，華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與種族因素有關。他說：「很多大陸人在中國肯定都生活在一個高度種族單一的環境下，對其他種族的文化、習慣沒有起碼的認知」，所以缺乏在一個種族多元的社會培養的基本意識。他說「教育程度高的美國人對牽涉種族方面的言論是很小心的，但我自己認識的中國人裏面，即使有各種高等學歷的中國人，發表和種族有關的言論時可以完全沒有任何顧慮和忌諱。這就是所謂『政治正確』的問題。特朗普和好多中國人認為政治正確是一個荒唐的規矩，是禁錮言論自由的。」

黃教授進一步就這個和種族因素有關的假設說：「有可能大陸的中國人有一定的種族歧視傾向性。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想種族歧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種族缺乏接觸，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國人天生是種族歧視，是因為我們來美國以前可以說對種族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意識。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是一個單一種族的國家，我們也缺乏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的歷史。」與此相關，黃教授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在美國長大的第二代華裔，總體在種族問題上「政治正確」的意識比他們的長輩要強。

在中國和華裔學者中，就種族問題而言，黃教授這方面的意見是很少見很尖鋭的。這不是說他們不討論種族問題，而是說當他們討論時——至少在公開場合——針對的或者想到的多半是西方的種族主義，很少反思自己這個族群有沒有種族主義，如果有的話是否應該引起重視。

我同意黃教授的觀察，但對他的解釋感到有必要補充和發揮。例如，中國其實並不是一個單一種族的國家，雖然就世界範圍而言，整個東亞地區在種族成分上相對單一。英國著名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論述民族與民族國家時，曾經說中國是族群單一的歷史民族中，最極端的國家類型，很多學者都把這話視為對中國的常見誤解。和其他多族群國家一樣，中國歷史上當然也不乏族群壓迫的慘痛經歷。我理解黃教授只是在一個非學術的話語背景下涉足這個話題，但他的解釋讓我看到了很多華人學者對待中國人的種族觀念時的一些常見問題。

政治正確性的界限

有關中國人的種族觀念，我曾用中文和英文發表過很多文章。我對這話題的興趣最初和黃教授上述的一個觀察有關：在美國長大和系統接受教育的華裔第二代，在種族問題上和他們的長輩有根本差別。

多年前，我有一次探訪在新澤西的表妹，和她一家外出。新澤西是一個各族群聚居的州，族群差異很明顯。我們坐在車裏就此隨意議論，從華人說到墨西哥人、猶太人、南韓人、黑人、白人、印度人等等。忽然，我表妹那還是小學生的兒子（他完全能聽懂中文）插嘴說：「你們怎麼這麼種族主義？」（「Why are you guys so racist?」）我聽了一驚，心想我們大人不過是「實事求是」地議論了一下各個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偏好和特徵，並無褒貶之意，怎麼在你這個小孩聽來就成「種族主義」了？這帽子也太大了。

但今天，我承認那來自一個華裔小男孩的「種族主義」評論，顯示了兩代華人在美國社會環境下，對種族問題敏感性的差異，而這個差異是由不同的教育和社會背景造成的。我相信一些華人家長會有這樣的經歷：當他們議論左鄰右舍時如果經常用「那個印度人家」、「那個黑人家」或者「那個猶太人家」時，他們的孩子會不滿地說：「你們怎麼搞的，他們難道沒有名字嗎？」

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太習慣用集體身份來指稱個人，說那個河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甚至籠統地說「外地人」如何如何。但在美國，經過幾十年政治正確性的教育，個人身份已經重於群體特徵。例如在比較公開的場合，當你和某人交談中提到另外一個人卻想不起他／她的名字時，一般盡量不說「那個華人」、「那個日本人」或「那個黑人」，而是提到此人的其他身份特徵例如頭銜和工作等等。

那麼，這是不是說群體身份就成禁忌了呢？答案恰恰相反：在公共討論的層面上，從政治、學術到媒體，族群和種族又是最常見的話題。這裏的規則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和個人打交道時用群體身份來指代甚至判斷個人，但在社會的層面上卻必須正視由群體身份引起的有關問題，必須開放和鼓勵對族群問題的討論。

與此相反的情況，不但不正常而且危險：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個人的社會身份由他們的族群或者種族特徵決定，並因此受到習俗性的、公開的，甚至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視。但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媒體遵循另一種「政治正確」，對此類歧視視而不見、保持沉默，在公共討論的層面上你根本看不到這個社會實際上存在着非常嚴重的族群，甚至種族差別、敵意及矛盾，只看到媒體對其他國家的類似問題津津樂道。在媒體和主流輿論的掩蓋或者迴避下，主流族群對這樣的問題甚至危機基本缺乏認識甚至意識，直到它突然爆發出來。

黃教授認為中國人也有「種族歧視的傾向性」，這是一個很委婉的說法，實際上就是承認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也有種族歧視。我同意這個說法，也理解在談到中國人是否也有種族歧視時，身為中國學者或者華裔學者的謹慎。因為在這個特定圈子裏，牽涉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和海外華人自我意識的議題時，有一定的政治正確性。這個政治正確性，令這些學者在社會和政治意義上選擇性地使用與「種族」有關的概念。它可以簡單概括如下：

第一，在種族問題上，中國人歷史上僅僅是西方和日本種族主義的受害者，現在也仍然如此，而在美華人由於美國社會過分強調的政治正確性，甚至成為有色人種中的受害者；

第二，種族是一個和西方現代性有關的概念，種族主義主要是白人和其他人種之間的問題，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有關；

第三，中國是一個種族很單一的國家，中國社會的差異性和階層性概念中不包括種族觀念，至多是族群概念；

第四，在中國的族群問題上套用種族觀念甚至種族主義，是迎合西方的學術甚至政治興趣。

所有這些說法，我相信多半都經不起深思熟慮和考諸事實的。它們也讓我想起了當階級和性別這兩個概念被介紹進中國時引發的抵觸和爭論，反對者認為它們都是西方社會的區別概念，不符合中國國情。

此外，我也知道很多華人其實意識到自己難免有種族偏見，但他們認為和其他族群的種族觀念相比，自己的不過是一點態度問題，而且是被身處的環境逼出來的（例如他們所感受到的白人的歧視和黑人的欺負）。

正因為此，我想強調一點：支撐上述民族主義政治正確性的一個更為根本的錯覺：種族主義一定是對抗性的、壓迫性的、和特定種族意義上的「他者」相聯繫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習慣。對種族主義的這個錯覺，令大眾只注重它的一些極端表現方式，忽視了它觀念上的根源，也因此忽視了它在人類社會的普遍性。

什麼是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在觀念上的根源非常簡單，它由兩個部分組成。

第一是相信人類區分為各個種族，它們在社會和文化上的差別，其根源是生物性的，不可改變的，在生物學和遺傳學意義上說，屬於某個種族的個人先天就帶有這些種族特徵，個人的身份首先是由種族特徵決定的。通俗地說，你的外貌看上去屬於某個種族，你身上就流淌着那個種族的「血」，你在群體意義上就是那個種族的成員。

第二是相信各種族之間有優劣、智愚和美醜之分，其差序在世界或國家範圍內形成一個等級結構。這兩個部分合在一起，就是把個人的社會身份本質化：它是不可改變的，是先天就有優劣的。

種族在科學上是否有根據，這裏限於篇幅難以討論，但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是客觀存在，並成為研究對象的，正如主流科學至今認為沒有鬼魂，但鬼魂想像是普遍的文化現象一樣。相信種族主義的人不但堅信自己屬於某個血緣共同體，而且會為自己的種族在種族優劣的階梯中對號入座。所以，很多人在認為自己比某些人優越時，也會承認比另外一些人低劣，例如很多非西方人相信自己比其他非西方人優越，但不如西方人。很多西方人也在承認自己在社會組織能力、心智和道德水準上先天優越的同時，不否認非西方人的很多所謂的先天強項。

當你有了這個有關種族優劣之別的本質化觀念後，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個供你仰望或者俯視的「種族」，就不過是一個時機和場合的問題，其極端表現，就是基於種族優劣而產生的輕蔑和仇視（或者反之，嫉妒和恐懼），導致你在社會上壓制、排斥，甚至在種、類意義上消除某些特定群體。納粹的滅猶和美國的種族主義都是如此。

在這個意義上，我對黃教授的這段話有保留：「我想種族歧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種族缺乏接觸，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國人天生是種族歧視，是因為我們來美國以前可以說對種族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意識。」如果沒有種族意識是因為缺乏和其他種族的接觸和了解，那為什麼來了美國之後會單單歧視某些種族，而不是採用一個比較中立的觀察的立場呢？

中國人有非常明確的種族觀念

所以，我認為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很多中國人來美國之前在種族問題上決不是一張白紙沒有偏見，而是早就接受了相當程度的種族觀念，不但知道自己的種族身份，對自己在世界上的種族階梯定位非常清楚，而且對一些其實從未接觸或接觸很少的種族已經有了成見。他們到了美國後所生活的那個圈子，讓他們所看到這個社會表面的很多現象和他們的種族成見一拍即合。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對非洲裔族群的歧視。很多華人來到美國，甚至成為移民後，他們有限的生活圈子中接觸到的非洲裔族群成員，在教育、教養和行為規範上其實並不能代表這個族群的其他圈子或者層次，例如黑人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知識分子、藝術家等。但很多華人會以他們狹隘的生活經驗對整個非洲裔社群產生本質化的偏見。與此相應的是他們對白人的態度，也是根據自己原先已有的種族觀念：白人是最高種族，自己其次。

對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從奴隸制到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歷史經驗，很多華人至多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根本談不上同情，更難以想像自己在美國享受的自由和其他少數族裔歷史上的受難和奮鬥分不開。很多第一代華人對親身經歷的母國晚近歷史都淡漠處之，對非洲裔美國人在百年前承受的奴隸制和半個世紀前的種族隔離，那刻骨銘心的記憶和痛恨當然難以理解。作為在美國生活多年並對兩個群體都有相當了解的人，我對這兩個族群對歷史記憶完全不同的態度有深刻體會。

中國近代以來的種族觀念

對如何理解中國人（或者華人世界）的種族觀念甚至種族主義這個問題，學術界至今的研究仍非常有限。奇邁可（邁可．科瓦克）於2011年出版的《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最近出了中文版。這本書分析了黃種人這個種族概念是如何在19世紀被西方構建出來，並置於對世界秩序的想像中，也對這個概念如何在中國被接受做了介紹，但重點在前者。科瓦克認為，西方種族主義者構建出黃種人這個概念，表達的其實是對東亞人種的恐懼和擔憂。這種恐懼和擔憂的歷史淵源是東亞文明的成就和蒙古帝國的擴張，現實因素是19世紀下半葉，中國大量海外勞工移民。在這個意義上，黃種人的概念實際表達的是西方19世紀建立世界秩序時，西方種族主義者面對東亞文明和人口資源時感受到的威脅，而不是強調它對白種人的種族低劣，這就和對其他非白人種族（所謂的棕色、紅色和黑色）的想像有根本的區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正在20世紀上半期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並不是中國人，而是並不承認自己「黃種人」地位的日本帝國。

但西方構建出來的黃種人概念，以及包括黃種人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種族等級理論，卻在有悠久「華夷」之辨和「天下」視野傳統的中國，獲得了廣泛接受，成為很多中國人自認為不及白人但強於其他非西方人的根據。

在奇邁可之前，馮客的那本《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也有中文版，最近又出了英文的修訂版）對這個問題有比較多的介紹和分析。馮客認為，「黃種人」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中，種族概念的核心和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晚清的革命派、改良派、保皇派和各類知識分子在國族認同上共享這個種族概念。「黃種人」成為中華民族——其實基本上就是想像中的漢族——自我認同的種族內核，從晚清一直繼承下來。

在國際種族問題的研究中，馮客質疑主流的「散布論」（diffusion paradigm），即認為非西方世界的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完全是由西方傳播來的。他提出「交互性生成模式」（interactive model），強調種族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的原生性，認為它至少在認知（cognitive）意義上並非西方世界所獨有。中國古代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很多現象和說法，加上另外一些案例，在馮客看來就體現了「交互性生成模式」。

當代中國身份認同中的種族觀念

如果我們不拘泥於學術概念的梳理和爭辯，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就等同於黃種人這種觀念，確實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理所當然的種族身份，甚至中國人之外貌特徵就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以種族特色定義中國人在流行文化中尤其普遍，幾乎成了愛國主義的符號。有一首廣泛流行的歌曲有這樣的歌詞：「在無數藍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雙寶石般的黑眼睛／我驕傲，我是中國人！／在無數白色的皮膚和黑色的皮膚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黃色的皮膚／我驕傲，我是中國人！」不但如此，還有「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開始耕耘」這類毫無根據的種族自大。這首歌被很多中小學選為表演曲目，其歌詞也被作為詩朗誦的材料。

以黃種人為核心的種族觀念還包括了血統、祖先、土地等等生物和自然的因素，它們共同建構出一個本質上不可改變的自然——血緣共同體，據說其歷史在世界各文明或者民族中最為悠久，甚至上溯到舊石器和直立猿人時代，成為當代世界諸族中，中華文化與制度獨特性的史前甚至原始淵源。這套種族話語跨越當今中國各種訴求和階級、階層的區分，甚至超出國界，成為「中國人」和「海外華人」身份認同的象徵，一定意義上表現了當今世界政治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之外的種族民族主義話語的回歸。毫無疑問，在一個多族群的國家，這套種族性話語在強化主流族群凝聚力的同時，不利於非主流族群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同。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稱為「後種族主義時代」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和種族有關的政治正確性似乎被認為不再是一個問題了，但最近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前後發生的一些事件，已經迫使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很遺憾的是，不但在美國，在世界很多地方，與種族有關的意識形態、成見和敵意仍然是一個基本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它們在有些國家是沉渣泛起的老問題，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則是正在出現的新問題。在一個公然用財富、地位、美貌（如「顏值」）甚至「低端人口」這樣的語言來區分人群、評估個人價值的社會，一個有着視某個特定群體成員具有某種本質規定性（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等等）的歷史的社會，要接受和傳播用種族標準來劃分自我和他者，並不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程映虹，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編按：原文刊載於《經濟觀察報．書評》，經作者授權編修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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