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程映虹：为什么华人不在乎“种族政治正确”？

早前很多在美第一代华人移民一改以往沉默少数的形象，以公开动员和呼吁的方式，支持在竞选期间仍然表现出明显种族主义态度的特朗普，引起了公众注意。

批评者虽然理解这些华人在社会、经济甚至宗教方面的理由，但难以接受如此高调和毫无批评性的亮相，认为这些人置特朗普现象的种族主义背景和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于不顾。但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却认为恰恰相反：华人群体本已是种族问题上的牺牲品，因为美国民主党、自由派和左翼势力长期以来有偏袒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性”。

这场争论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延伸效应，就是公众开始注意华人族群整体的种族观念。广义而言，这也是一个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国族认同和海外华人问题上长期被忽略的话题。

华人学者面对中国人种族观念的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华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与种族因素有关。他说：“很多大陆人在中国肯定都生活在一个高度种族单一的环境下，对其他种族的文化、习惯没有起码的认知”，所以缺乏在一个种族多元的社会培养的基本意识。他说“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对牵涉种族方面的言论是很小心的，但我自己认识的中国人里面，即使有各种高等学历的中国人，发表和种族有关的言论时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顾虑和忌讳。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特朗普和好多中国人认为政治正确是一个荒唐的规矩，是禁锢言论自由的。”

黄教授进一步就这个和种族因素有关的假设说：“有可能大陆的中国人有一定的种族歧视倾向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想种族歧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种族缺乏接触，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国人天生是种族歧视，是因为我们来美国以前可以说对种族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我们也缺乏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此相关，黄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华裔，总体在种族问题上“政治正确”的意识比他们的长辈要强。

在中国和华裔学者中，就种族问题而言，黄教授这方面的意见是很少见很尖锐的。这不是说他们不讨论种族问题，而是说当他们讨论时——至少在公开场合——针对的或者想到的多半是西方的种族主义，很少反思自己这个族群有没有种族主义，如果有的话是否应该引起重视。

我同意黄教授的观察，但对他的解释感到有必要补充和发挥。例如，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虽然就世界范围而言，整个东亚地区在种族成分上相对单一。英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论述民族与民族国家时，曾经说中国是族群单一的历史民族中，最极端的国家类型，很多学者都把这话视为对中国的常见误解。和其他多族群国家一样，中国历史上当然也不乏族群压迫的惨痛经历。我理解黄教授只是在一个非学术的话语背景下涉足这个话题，但他的解释让我看到了很多华人学者对待中国人的种族观念时的一些常见问题。

政治正确性的界限

有关中国人的种族观念，我曾用中文和英文发表过很多文章。我对这话题的兴趣最初和黄教授上述的一个观察有关：在美国长大和系统接受教育的华裔第二代，在种族问题上和他们的长辈有根本差别。

多年前，我有一次探访在新泽西的表妹，和她一家外出。新泽西是一个各族群聚居的州，族群差异很明显。我们坐在车里就此随意议论，从华人说到墨西哥人、犹太人、韩国人、黑人、白人、印度人等等。忽然，我表妹那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他完全能听懂中文）插嘴说：“你们怎么这么种族主义？”（“Why are you guys so racist?”）我听了一惊，心想我们大人不过是“实事求是”地议论了一下各个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偏好和特征，并无褒贬之意，怎么在你这个小孩听来就成“种族主义”了？这帽子也太大了。

但今天，我承认那来自一个华裔小男孩的“种族主义”评论，显示了两代华人在美国社会环境下，对种族问题敏感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是由不同的教育和社会背景造成的。我相信一些华人家长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议论左邻右舍时如果经常用“那个印度人家”、“那个黑人家”或者“那个犹太人家”时，他们的孩子会不满地说：“你们怎么搞的，他们难道没有名字吗？”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太习惯用集体身份来指称个人，说那个河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甚至笼统地说“外地人”如何如何。但在美国，经过几十年政治正确性的教育，个人身份已经重于群体特征。例如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当你和某人交谈中提到另外一个人却想不起他／她的名字时，一般尽量不说“那个华人”、“那个日本人”或“那个黑人”，而是提到此人的其他身份特征例如头衔和工作等等。

那么，这是不是说群体身份就成禁忌了呢？答案恰恰相反：在公共讨论的层面上，从政治、学术到媒体，族群和种族又是最常见的话题。这里的规则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和个人打交道时用群体身份来指代甚至判断个人，但在社会的层面上却必须正视由群体身份引起的有关问题，必须开放和鼓励对族群问题的讨论。

与此相反的情况，不但不正常而且危险：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个人的社会身份由他们的族群或者种族特征决定，并因此受到习俗性的、公开的，甚至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但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媒体遵循另一种“政治正确”，对此类歧视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在公共讨论的层面上你根本看不到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族群，甚至种族差别、敌意及矛盾，只看到媒体对其他国家的类似问题津津乐道。在媒体和主流舆论的掩盖或者回避下，主流族群对这样的问题甚至危机基本缺乏认识甚至意识，直到它突然爆发出来。

黄教授认为中国人也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性”，这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有种族歧视。我同意这个说法，也理解在谈到中国人是否也有种族歧视时，身为中国学者或者华裔学者的谨慎。因为在这个特定圈子里，牵涉有关中国民族主义和海外华人自我意识的议题时，有一定的政治正确性。这个政治正确性，令这些学者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选择性地使用与“种族”有关的概念。它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第一，在种族问题上，中国人历史上仅仅是西方和日本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现在也仍然如此，而在美华人由于美国社会过分强调的政治正确性，甚至成为有色人种中的受害者；

第二，种族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性有关的概念，种族主义主要是白人和其他人种之间的问题，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关；

第三，中国是一个种族很单一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和阶层性概念中不包括种族观念，至多是族群概念；

第四，在中国的族群问题上套用种族观念甚至种族主义，是迎合西方的学术甚至政治兴趣。

所有这些说法，我相信多半都经不起深思熟虑和考诸事实的。它们也让我想起了当阶级和性别这两个概念被介绍进中国时引发的抵触和争论，反对者认为它们都是西方社会的区别概念，不符合中国国情。

此外，我也知道很多华人其实意识到自己难免有种族偏见，但他们认为和其他族群的种族观念相比，自己的不过是一点态度问题，而且是被身处的环境逼出来的（例如他们所感受到的白人的歧视和黑人的欺负）。

正因为此，我想强调一点：支撑上述民族主义政治正确性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错觉：种族主义一定是对抗性的、压迫性的、和特定种族意义上的“他者”相联系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习惯。对种族主义的这个错觉，令大众只注重它的一些极端表现方式，忽视了它观念上的根源，也因此忽视了它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性。

什么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在观念上的根源非常简单，它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是相信人类区分为各个种族，它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别，其根源是生物性的，不可改变的，在生物学和遗传学意义上说，属于某个种族的个人先天就带有这些种族特征，个人的身份首先是由种族特征决定的。通俗地说，你的外貌看上去属于某个种族，你身上就流淌着那个种族的“血”，你在群体意义上就是那个种族的成员。

第二是相信各种族之间有优劣、智愚和美丑之分，其差序在世界或国家范围内形成一个等级结构。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就是把个人的社会身份本质化：它是不可改变的，是先天就有优劣的。

种族在科学上是否有根据，这里限于篇幅难以讨论，但种族观念和种族主义是客观存在，并成为研究对象的，正如主流科学至今认为没有鬼魂，但鬼魂想像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一样。相信种族主义的人不但坚信自己属于某个血缘共同体，而且会为自己的种族在种族优劣的阶梯中对号入座。所以，很多人在认为自己比某些人优越时，也会承认比另外一些人低劣，例如很多非西方人相信自己比其他非西方人优越，但不如西方人。很多西方人也在承认自己在社会组织能力、心智和道德水准上先天优越的同时，不否认非西方人的很多所谓的先天强项。

当你有了这个有关种族优劣之别的本质化观念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供你仰望或者俯视的“种族”，就不过是一个时机和场合的问题，其极端表现，就是基于种族优劣而产生的轻蔑和仇视（或者反之，嫉妒和恐惧），导致你在社会上压制、排斥，甚至在种、类意义上消除某些特定群体。纳粹的灭犹和美国的种族主义都是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黄教授的这段话有保留：“我想种族歧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种族缺乏接触，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国人天生是种族歧视，是因为我们来美国以前可以说对种族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识。”如果没有种族意识是因为缺乏和其他种族的接触和了解，那为什么来了美国之后会单单歧视某些种族，而不是采用一个比较中立的观察的立场呢？

中国人有非常明确的种族观念

所以，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中国人来美国之前在种族问题上决不是一张白纸没有偏见，而是早就接受了相当程度的种族观念，不但知道自己的种族身份，对自己在世界上的种族阶梯定位非常清楚，而且对一些其实从未接触或接触很少的种族已经有了成见。他们到了美国后所生活的那个圈子，让他们所看到这个社会表面的很多现象和他们的种族成见一拍即合。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非洲裔族群的歧视。很多华人来到美国，甚至成为移民后，他们有限的生活圈子中接触到的非洲裔族群成员，在教育、教养和行为规范上其实并不能代表这个族群的其他圈子或者层次，例如黑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等。但很多华人会以他们狭隘的生活经验对整个非洲裔社群产生本质化的偏见。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对白人的态度，也是根据自己原先已有的种族观念：白人是最高种族，自己其次。

对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从奴隶制到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历史经验，很多华人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根本谈不上同情，更难以想像自己在美国享受的自由和其他少数族裔历史上的受难和奋斗分不开。很多第一代华人对亲身经历的母国晚近历史都淡漠处之，对非洲裔美国人在百年前承受的奴隶制和半个世纪前的种族隔离，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痛恨当然难以理解。作为在美国生活多年并对两个群体都有相当了解的人，我对这两个族群对历史记忆完全不同的态度有深刻体会。

中国近代以来的种族观念

对如何理解中国人（或者华人世界）的种族观念甚至种族主义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的研究仍非常有限。奇迈可（迈可．科瓦克）于2011年出版的《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最近出了中文版。这本书分析了黄种人这个种族概念是如何在19世纪被西方构建出来，并置于对世界秩序的想像中，也对这个概念如何在中国被接受做了介绍，但重点在前者。科瓦克认为，西方种族主义者构建出黄种人这个概念，表达的其实是对东亚人种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恐惧和担忧的历史渊源是东亚文明的成就和蒙古帝国的扩张，现实因素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量海外劳工移民。在这个意义上，黄种人的概念实际表达的是西方19世纪建立世界秩序时，西方种族主义者面对东亚文明和人口资源时感受到的威胁，而不是强调它对白种人的种族低劣，这就和对其他非白人种族（所谓的棕色、红色和黑色）的想像有根本的区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在20世纪上半期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并不承认自己“黄种人”地位的日本帝国。

但西方构建出来的黄种人概念，以及包括黄种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种族等级理论，却在有悠久“华夷”之辨和“天下”视野传统的中国，获得了广泛接受，成为很多中国人自认为不及白人但强于其他非西方人的根据。

在奇迈可之前，冯客的那本《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也有中文版，最近又出了英文的修订版）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介绍和分析。冯客认为，“黄种人”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中，种族概念的核心和区分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晚清的革命派、改良派、保皇派和各类知识分子在国族认同上共享这个种族概念。“黄种人”成为中华民族——其实基本上就是想像中的汉族——自我认同的种族内核，从晚清一直继承下来。

在国际种族问题的研究中，冯客质疑主流的“散布论”（diffusion paradigm），即认为非西方世界的种族观念和种族主义完全是由西方传播来的。他提出“交互性生成模式”（interactive model），强调种族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的原生性，认为它至少在认知（cognitive）意义上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和说法，加上另外一些案例，在冯客看来就体现了“交互性生成模式”。

当代中国身份认同中的种族观念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学术概念的梳理和争辩，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就等同于黄种人这种观念，确实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所当然的种族身份，甚至中国人之外貌特征就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以种族特色定义中国人在流行文化中尤其普遍，几乎成了爱国主义的符号。有一首广泛流行的歌曲有这样的歌词：“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不但如此，还有“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这类毫无根据的种族自大。这首歌被很多中小学选为表演曲目，其歌词也被作为诗朗诵的材料。

以黄种人为核心的种族观念还包括了血统、祖先、土地等等生物和自然的因素，它们共同建构出一个本质上不可改变的自然——血缘共同体，据说其历史在世界各文明或者民族中最为悠久，甚至上溯到旧石器和直立猿人时代，成为当代世界诸族中，中华文化与制度独特性的史前甚至原始渊源。这套种族话语跨越当今中国各种诉求和阶级、阶层的区分，甚至超出国界，成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象征，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当今世界政治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之外的种族民族主义话语的回归。毫无疑问，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这套种族性话语在强化主流族群凝聚力的同时，不利于非主流族群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后种族主义时代”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和种族有关的政治正确性似乎被认为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但最近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很遗憾的是，不但在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与种族有关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敌意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它们在有些国家是沉渣泛起的老问题，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正在出现的新问题。在一个公然用财富、地位、美貌（如“颜值”）甚至“低端人口”这样的语言来区分人群、评估个人价值的社会，一个有着视某个特定群体成员具有某种本质规定性（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等等）的历史的社会，要接受和传播用种族标准来划分自我和他者，并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按：原文刊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经作者授权编修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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