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2016奧斯卡紀錄片大師講座

金像獎導演對談:紀錄片提出真實的問題,是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

客觀紀錄與倫理觀點的掙扎,三位紀錄片製作人如何細說鏡頭人物的故事?


【編者按】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在2016年推出「香港紀錄片拓展計劃」(Hong Kong Documentary Initiative),意在集合國際及香港的專業人材,推動與推廣香港紀錄片發展。拓展計劃當中的奧斯卡紀錄片大師班更邀來獲奧斯卡金像獎兩次提名的導演 James Longley,以及三次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並於2007年獲頒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導演 Thomas Lennon,一同來港出席連串紀錄片放映會及座談會,跟參與大師班的學生分享製作紀錄片的珍貴經驗。

James Longley與Thomas Lennon兩位導演在楊紫燁教授(Ruby Yang)主持引領,在座談會中道出影片背後的理念和拍攝時面對的掙扎、取捨,以及如何用紀錄片去說一個故事。
James Longley與Thomas Lennon兩位導演在楊紫燁教授(Ruby Yang)主持引領,在座談會中道出影片背後的理念和拍攝時面對的掙扎、取捨,以及如何用紀錄片去說一個故事。攝:葉家豪/端傳媒

以下為11月2日(三)「Storytelling for a Global Audience:Filming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aching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座談會節錄翻譯,James Longley 與 Thomas Lennon 兩位導演在楊紫燁教授(Ruby Yang)主持引領,道出影片背後的理念和拍攝時面對的掙扎、取捨,以及如何用紀錄片去說一個故事。

Ruby Yang(R)︰首部執導紀錄片是以香港回歸為題的《風雨故園》,後與 Thomas Lennon 一同追蹤採訪拍攝安徽阜陽潁州地區的愛滋兒童,製作成《潁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2006),並以此作品獲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和多個國際獎項,另一合作影片作品《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2010)也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自2013年起獲香港大學邀請擔任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任教於新聞及傳播學院。

James Longley(J)︰曾一人於加沙地帶、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拍攝紀錄片,紀錄政治動盪環境下的中東平民生活,觸及少數西方電影製作人能到達的地方,拍攝計劃更多為自資與低成本製作。其作品 Iraq in Fragments(2006)和 Sari's Mother(2007)曾先後得奧斯卡金像獎紀錄片及紀錄短片提名。

Thomas Lennon(T)︰長年在美國大型電視台ABC、PBS及HBO工作,憑與楊紫燁合拍的《潁州的孩子》獲頒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二人合作的《仇崗衛士》與個人作品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 (1996)也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

2007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的楊紫燁教授(Ruby Yang)。
2007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的楊紫燁教授(Ruby Yang)。攝:葉家豪/端傳媒

與其創作故事,不如去發現故事

R︰今天我們來談論如何講故事。作為一個紀錄製作人,我們如何讓一個故事得到不同國家人士的喜愛呢?另外,為什麼你們會想要製作紀錄片?

非虛構故事需要有一種難以置信的特權,相較參於其中,我更享受成為一個觀眾。非虛構故事會讓人發現到,真實的故事往往比創作故事更叫人驚訝,且無法預測。

T︰在我開始拍電影之前,我便知道我想拍攝非虛構的故事或紀錄片。在剛成為電影製作人的首三、四年,我意識到實際上最好的故事並不是我所創作的故事。我的天賦並不是作為一個創作故事的人,相比創作,我更好奇事件是如何發生,所以便意外地投身進製作紀錄片,然後發現自己做得還不錯。真實的故事通常比創作的故事更叫人驚訝、更無法預測。我曾在一個紀錄片製作人下工作了一段日子,我很感謝這段當學徒的時間。我認為要說非虛構故事需要有一種難以置信的特權,相較參於其中,我更享受成為一個觀眾。非虛構故事會讓人發現到,真實的故事往往比創作故事更叫人驚訝,且無法預測。

但我們也趁這機會談談製作的困難。紀錄片的主題都包括對象和我,對象代表着他所在的城市。當我開始問你(對象)各種重要且私密的問題時,在我們的關係中,了解你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事,便成為我的工作。若我不這樣做,我的電影便無法進行,所以我隱藏起自己並把自己推至一段親密關係之中。我認為這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優越感,讓我能繼續做下去。

真正讓我想去拍攝紀錄片的原因,是它允許人轉化為觀眾。這意味着你可以開闢一些經驗,一些他們不曾想到會發生的經驗。這就是我們如何超越日常生活去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

J:身為一個電影製作人,很容易發現實際情況和你想要做的有出入。做一部電影,你會發現有很多事情不能做,除非你出身自富有家庭或你有許多人脈。一部劇情電影動輒涉及數百人以上,而做一部紀錄片,只要技術上容許,你可以去做一切你所想的,或是你能決定怎樣去做。實際上,現在任何人都能嘗試用他們的手機去製作一部電影。也許你能製作出很美麗、很刺激的或與某事相關的劇情電影,但真正讓我想去拍攝紀錄片的原因,是它允許人轉化為觀眾。這意味着你可以開闢一些經驗,一些他們不曾想到會發生的經驗。這就是我們如何超越日常生活去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我們可以體驗什麼?

那些在電視上看到的媒體作品,總受到各種變幻莫測的限制。 電影是人類現在最強大的媒體,當它結合聲音和影片一起播放時,它便是一種虛擬現實,一種其他的現實,超越了電影院、電腦或任何你所在之處。因此,你可以製作一部電影,它或可被數百萬人看到,你作為一個電影製作人便正在改變一個人的感知邊界與限制,擴大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不只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在這過程中,我向其他人敞開了世界,自己也去探索這世界。這是一份麻煩的職業,甚至是欺詐。但這是一種專業,同時也是一種回饋。

T︰是的,在過程中會得到所有的困難,但當它結束時,都會轉化為真實的、生動的描述。我們有責任讓你們知道︰紀錄片的核心並不是作新聞報導,而是把一個人拉入宇宙,一個他們不會進入的宇宙,讓他們去知道、去關心。當然不一定成功,但當你做到了,那是世上最美好的感覺。

2007年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導演Thomas Lennon。
2007年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導演Thomas Lennon。攝:葉家豪/端傳媒

從局外人漸變為見證歷史的局內人

R︰我們來討論一下作為一個外國人,如何可能到一個不懂其語言的國家工作?我跟Tom一起在中國從事田野工作好一段時間了,當時我們一年內,大概要飛到中國約七次呢。

T︰有人可以進入一個連語言都不認識的陌生國家,還可以誠實地去訴說一個真實、完整的故事與人物形象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時候,局外人才有真正的優勢。我從小因父母關係,曾先後搬到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英國,我總是一個局外人且移動着。它給了我很大的優勢,能夠同時處於一個社會群體的內部與外部的邊界。有些時候局外人會看到一些局內人看不到的事,這是局外人的真正作用。

局外人能夠同時處於一個社會群體的內部與外部的邊界。有些時候局外人會看到一些局內人看不到的事,這是局外人的真正作用。

實際上,我認為紀錄片製作人應該要維持局外人的心態。即使在製作關於自己家庭的電影,也要保持一種既親密但又帶有一點距離的觀察,不會完全地成為對象的一部分,帶着你局外人的角色,發揮作用。

James正在進行一個非常大的項目,你投入了多少時間來做你目前參與的電影?時間是大家必須考慮的事情,這是一個非常具破壞性的職業生涯,可以破壞你的生活,亦可以涉及到長時間移動到別處。或許你可以談一談你曾到過巴基斯坦與伊拉克的經驗。

J:我想你知道我有得到拍攝對象的認同,而最後我會離開這一點是確定的,這會讓我比較容易知道如何去做一部電影。我對戰爭感到厭倦,伊拉克是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我只想在一個和平的地方製作電影,但對美國與西方觀眾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2007年我去了伊朗,拍攝現在進入第十年了,但我仍在製作同一部電影。

電影製作給了我一個藉口出去與世界互動,去與真正了解世界的人去談話。你參與了人們生活與周圍最重要的事情,你說的話很重要,會被所有觀眾看着。

我在2009年綠色起義期間被踢出伊朗,我便把我的計劃移到巴基斯坦。但在2011年巴基斯坦政府因與美國之間的醜聞,而把所有美國護照持有人踢出境內,包括我。我的拍攝計劃又再被打斷。這些都是計劃以外的事,歷史事情就這樣無法被掌控下發生。我的電影就像被大象壓碎了的草一樣。

2007年到2015年我搬到了阿富汗,計劃由一個更年輕、更純真的人再開始。現在我們仍在編輯,已是一個至少10年的計劃,既非選擇也非設計,而是在見證歷史,我知道在我之前,世界有着更好的事情。在你開始拍攝電影,才會體會到這雲後的曙光。電影製作給了我一個藉口出去與世界互動,去與真正了解世界的人去談話。你參與了人們生活與周圍最重要的事情,你說的話很重要,會被所有觀眾看着。

信任的兩難:朋友?紀錄者?

R:如果定位自己是一名局外人,我們又應該怎樣獲得拍攝對象的信任呢?你又是怎樣做的呢?我相信這裏有許多有志於投身電影製作的年輕人會想要知道過程和方法。

T:信任是紀錄片中的重大課題。你請對方容許你拍攝,在我們被允許拍攝時,便發生一個非常複雜的人類交換。對方相信帶着攝影機的你走在他附近,與James拍攝小孩不一樣,如果你的對象是一個成年人,他一定會意識到有一台攝影機在身邊。攝影機是一種抑制,但有些奇怪的時候,它也是一個朋友。

你的對象會告訴你更多、分享得更多,因為他們會因你這外人的到來和問題感到興奮,所以你會被託付一些非常微妙的信息。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關鍵的轉捩點,我在做這部關於你的電影,對於你的生活、你的家庭和你,我有這種非常微妙的信息。不管那些是什麼事情,我現在就是一個存儲的人。我置身在這個過程中,幸運地成為你的朋友,因為此刻我是多麼的了解你。

當我想要製作出人們想看的好電影,我的優先考量便不會以保護你為先,而是要盡我所能地說一個有張力的、令人興奮且強大的故事。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共處,成為朋友,但當我開始編輯這部電影的時候,我便要關心別的事情而非跟你的友誼。當我想要製作出人們想看的好電影,我的優先考量便不會以保護你為先,而是要盡我所能地說一個有張力的、令人興奮且強大的故事。我不會使用「背叛」這個詞,但我得到你的親密信任而做出與之違背的事,便會產生這種感覺。這對對象和電影製作人而言,都是一個非微妙和困難的時刻,而我正是喜歡紀錄片值得這樣的信任。

J:我的情況與你所說的有些分歧。在加沙地帶、伊拉克或阿富汗遇到任何一人,他們都面對着生與死的問題,或是在擔心家人是否安全。你必須與對象站在一起,並試圖把這些主題呈現,為此我不會改變我的位置,否則我不會製作電影了。我不會花這麼多年去製作一部關於某些我不關心的人的電影,或是關於一些我仍未準備好要去保衛的人。

曾獲奧斯卡金像獎兩次提名的導演James Longley。
曾獲奧斯卡金像獎兩次提名的導演James Longley。攝:葉家豪/端傳媒

界入生命或是隱身旁觀?紀錄片的倫理立場

R:我們在中國拍攝愛滋病兒童時,也有不同的關切。為了展示被政府施壓的片段,我們必須與監護人和政府談判。作為一個在某國工作的外國人,你會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若你要做最好的電影,你便要面對這個變幻莫測的環境。你要拿捏怎樣做才不會傷害到孩子,也要留意紀錄片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我認為這是紀錄片製作人很重要的倫理議題,你必須有一個很強烈的道德觀。

J:這倫理並不是非黑即白。當我準備了要去處理某些對象或主題,並不意味着我一定要喜歡最後製作出來的電影,它們可能不是我最好的作品,或像是那些「我不建議你製作這電影」。但我會以他的安全為首要考量。

一個紀錄片製作者,理論上是不能改變情景,你只為在那裏觀察。但眼見這個孩子越來越嚴重,我們真的很痛苦和嘗試找出解決方法。

T:是的,但當Ruby和我在拍電影時,最終贏得奧斯卡獎的那部電影(編註:《潁州的孩子》,2006)主角是一個可愛但患有重病的孩子。他感染了愛滋病毒,我們都知道他沒有得所需要的適當治療。但我們是身在北京的美國人,我們知道有克林頓基金會、醫生,同時,我們正在拍攝這個生病中的孩子。他生病了,且正在惡化而變得危險。那麼,你會怎樣做?

一個紀錄片製作者,理論上是不能改變情景,你只為在那裏觀察。但眼見這個孩子越來越嚴重,我們真的很痛苦和嘗試找出解決方法。幸運的是,後來有位醫生搬到這裏並開始治療他。我們並不想要干預故事,但我們也無法冷眼旁觀地讓孩子的病情惡化下去。這是非常困難的決擇,對他們也是。我認為我們能以這種方式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榮幸,也是處理這問題的真正特權。

不可避免的事實是,當你說我們參與他們的生活,你也只是在某處用相機,你便改變了情境。你不能假裝你是透明的,但相機也意味着你的「不存在」,因你只是作為一個觀察者,並非實際存在着。

J:但我認為衝突是一種方式,因為我們看到新聞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在美國的訓練。傳統是你知道,而你不干擾、不改變,你是客觀的觀察者。你知道你不能給予意見,這是美國新聞的「客觀」。而我認為英國的新聞涉及一種更細微的傳統,他們很清楚他們會對現實有所評價等等。但不可避免的事實是,當你說我們參與他們的生活,你也只是在某處用相機,你便改變了情境。你不能假裝你是透明的,但相機也意味着你的「不存在」,因你只是作為一個觀察者,並非實際存在着。

T:無論在香港還是歐美,在過去五、十年間,互聯網、部落格、專業人士都改變了人們對新聞的觀念。不再假設記者是匿名且完全中立的,我認為網路文化破壞了這觀念。我出身自傳統的電視主播環境,我甚至不被允許給政治候選人任何金錢,我應該是完全中性的,我被訓練為一個拿着相機與對象問答的記者。但在最近一部我還沒有完成的電影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轉變,我在乎我的對象,我已經成為了他的朋友。

奧斯卡紀錄片大師班邀來獲奧斯卡金像獎兩次提名的導演James Longley,以及三次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並於2007年獲頒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導演Thomas Lennon,一同來港出席連串紀錄片放映會及座談會。
奧斯卡紀錄片大師班邀來獲奧斯卡金像獎兩次提名的導演James Longley,以及三次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並於2007年獲頒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導演Thomas Lennon,一同來港出席連串紀錄片放映會及座談會。攝:葉家豪/端傳媒

一部紀錄片,就是一場辯論

J: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完全中立,你可以假裝你是,但我們確實不是。所有在報章電視上看到的消息都帶有自己的觀點,也有其影響力與議程,你就是無法離開這些。自稱中立的人說不要界入參與,那只是些不誠實的說法。我的第一部紀錄片是在加沙地帶拍攝生活在以色列佔領下的巴勒斯坦人,而你知道在15、16年前的美國,這是一個沒有人想接近的議題。你不可能找到資金去製作一部講述巴勒斯坦的故事,若你沒有同時提供以色列方的故事。

若電影主要顯示巴勒斯坦人的意見,那以色列的觀點又該怎樣處理?假如你知道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我曾以此題目拍攝過電影,你也該知道ANC(編註︰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非洲民族議會,現時南非最大政黨)與南非的解放運動。我們在道德上有約束力,身為記者必須在同一時間,以同一比重地呈現種族隔離政府的論點。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明確的比喻,但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我們對事情會有意見評價,也許在別人眼中是錯誤的,但我們可以迴避它。我們有自己想法,有時你只需要走出去、發現你真正的想法。紀錄片往往是一場辯論。

紀錄片是其中一種認知方式,世上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來促進人類的理解。有時它是通過展示一個議題的正反雙方,有時它只是非常積極地爭論一個被忽視的位置。

T:很多時候,一部紀錄片都是在說一個重點。我相信這一個重點並不是全部的真實,所有的紀錄片都不一定是真實的。有時它更像是一個律師,使你能與其他力量去爭論,這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貢獻。換句話說,我認為這是其中一種認知方式,世上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來促進人類的理解。有時它是通過展示一個議題的正反雙方,有時它只是非常積極地爭論一個被忽視的位置。我不一定要明確地爭論,而是藉着屏幕時間來提供一種方式來促進理解,即便你是支持某一種論點。所以我認為世界會因為這樣而改變許多。

J:要記住的你不是唯一在拍電影的人,還有其他人在那裏,他們都有自己的觀點,只是因為你無法覆蓋一切,也沒法說出一切。你沒有給予世界上每個人都有機會去說他們的話,這並不等於他們沒有自己的故事。

T:我認為要在紀錄片中提出了一條首要規則︰若你試圖做很多事情,那你什麼也做不到(If you try to do everything, you do nothing.)。你能做的是選擇一個世界,或是一個論點、一個縮影。我們作為製片人,我們經常談論你所知道的一個縮影。通過事實,通過密切的關注,專心致志地在一件事上反覆思考更廣泛的事情。記着︰若你試圖做很多事情,那你什麼也做不到。


完整錄像重溫:Oscar Masters Symposium: Storytelling for a Global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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