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選了一個局外人，一個能給解釋的人——以我的觀點來說，這些解釋是編造的（trumped-up），沒有說服力，只不過，人們飢渴地需要答案。」「川普有一個很簡單，容易理解，且在某程度上令人滿意的故事。我想我們民主黨對於如何看待經濟，還沒有提供一個足夠清楚的訊息。」........「現在有非常多人認為他們的工作越來越不受尊重。他們自身也沒受到足夠的尊重，句號。」
這段話準確地分析川普當選的原因，且不是在選後，而是選前幾個月發表的；更重要的是，說話的人，是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希拉莉柯林頓）。顯然她不是不知道她自己或者民主黨的問題，只是已經來不及了，因為民主黨早就不是一個被勞動階級信任的政黨。
Ｉ. 1968的挫敗，從階級政治到認同政治
對民主黨來說，1968年是一個轉捩點。
從1930年代起，白人藍領階級主要支持民主黨，成為民主黨新政（New Deal）聯盟的一部分。但自從1964年民主黨的莊遜（Lyndon Johnson，詹森）總統通過《民權運動法案》（Civil Rights Act）後，南方的白人工人階級因仍有較強烈的種族偏見，因此逐漸開始離開民主黨。
1968年，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陷入一片混亂。而當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原任莊遜副手的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 Jr），更是敗給共和黨挑戰者的尼克遜（尼克森）。
這場挫敗，以及1960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衝擊之後，讓民主黨核心認識到，美國的主要矛盾不是階級，而是「認同政治」；而工會是舊時代的恐龍，太過白人中心。因此，勞工被排除於黨內主要權力結構之外，原來「新政」的階級修辭也被拋棄。
於是他們在選後成立一個「麥高文-佛瑞瑟委員會」（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目標是改革民主黨的提名制度、弱化地方黨機器頭人的影響，並強化女性、少數族群、年青人的角色。年輕民主黨人的新關懷是環境、多元文化、軍事主義等議題，對生活品質的關切，取代了階級利益。這被稱為「新政治」（New Politics）。
1972年，這個新的黨內權力結構，選出了強烈自由主義立場的麥高文做為總統後選人。麥高文再次大敗給尼克遜，民主黨陷入混亂分裂，但基本轉變趨向沒有改變：少數族裔、女性或其他單一議題團體在民主黨地位更顯活躍，大工會雖然仍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但民主黨的確越來越不是以工人階級作為主要支持者。
麥高文當年的競選總幹事是個耶魯法學院畢業的律師，叫做蓋瑞哈特（Gary Hart）；哈特指派他的學弟擔任德州的競選總幹事，那個年輕人叫比爾克林頓。蓋瑞哈特在1988年參與民主黨初選，後因緋聞而退出。四年後，擔任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
II. 1984 「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改革
不過其實，克林頓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進行「新民主黨」改革。如果68年是戰後民主黨的社會基礎與價值的一次典範性轉移，那麼再一次新路線的提出，就是這次由克林頓領軍，在經濟政策左右光譜朝中間路線的靠近。
在1984年民主黨候選人孟岱爾（Walter Mondale）慘敗給競選連任的列根（Ronald Reagan 雷根）後，一群主要是南方出身的白人民主黨政治人物和他們的金主認為，孟岱爾和72年麥高文的經濟民粹主義（強調勞工利益），在選舉上不會成功，因此決定成立一個新組織推動民主黨的新路線，叫做「民主黨領袖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主席就是克林頓。
這個組織的宗旨是「要去定義，並激發公眾去支持一種新的公共哲學；這種公共哲學是建立在進步理想、主流價值，和創新、非官僚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具體來說，他們在許多大方向上並不反對當時執政的里根，如提高預算對抗蘇聯這個大惡魔、認為稅太高且反對提供最低工資、認為太多管制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他們的政策方向就是推動平衡預算、自由貿易、福利改革、強力打擊犯罪等。這些，都成為後來克林頓總統任期的主要政策。
1980年代初另一個和他們關係接近的群體被稱為「阿塔里民主黨人」（Atari Democrats），他們主張：新投資、高科技和自由市場，是對1930年代「新政」的當代回應。這種看法當時被許多老派民主黨人批評。其中有些人，在1980年代後期更強調環境政策，被稱為「綠色民主黨」——主要人物包括參議員戈爾（Al Gore，高爾）和舒默（Charles Schumer）。舒默就說，環境議題「可以超越舊的階級分野。如果你是民主黨人，尤其是在中產階級選區或在西岸，這對新選民來說絕對是一個好議題。」
簡言之，從1968年後到1980年代列根時期，新一代民主黨人希望超越階級政治，不強化和勞動階級的關係，讓南方白人工人越來越倒向共和黨。
III. 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與專業主義主導
到克林頓的總統任期（1993-2001），他雖然語言上帶有經濟民粹主義色彩，但更像一個共和黨在執政。當然，經過了1980年代的列根主義，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取得主導，民意也越來越來不信任政府。克林頓任內通過關於犯罪的新法案，讓更多黑人入獄、強調預算平衡、解除許多金融管制、修改社會福利制度，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宣稱「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上面的許多政策，都是今日民主黨惡果之根源。例如，1996年克林頓通過以「福利改革法案」取代傳統福利津貼，規定地方政府必須提供在職訓練或社區服務，不然就必須取消發放津貼；然而對地方政府來說，取消發津貼最輕鬆。華盛頓郵報引述學者研究指出，這個法案對窮人造成嚴重傷害，讓美國最貧窮的家庭增加一倍——有一百多萬的南方家庭，因此陷入每天不到兩美元的貧困生活。
克林頓民主黨確實並不太在乎工人階級。當時擔任財政部長的著名經濟學者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今年的媒體訪問中，就承認自己沒有去過很多美國的工人城鎮——如密芝根（密西根）芬林市（Flint，導演 Michael Moore的故鄉）或揚斯敦（Youngstown，搖滾樂手 Bruce Springsteen 曾以這個勞工鎮為名寫過一首歌）。他說，「鐵鏽區的失業白人勞工的問題不在我們的雷達上，因此他們感到生氣」。
從68年後民主黨開始的轉型，可以說到1990年代取得新的高峰。民主黨越來越轉向擁抱專業階級（the professional class）──律師、醫生、企業家、高級白領、文化界人士、科技界等，而不是以工人為基礎。
美國知名政治評論家 Thomas Frank 在今年新書《聽見沒！自由派》（Listen, Liberal: Or,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Party of the People?）分析，這群民主黨的專業階級的價值觀就是：社會不平等不是主要的問題，只要透過好的教育，就會帶來個人的成功。克林頓的福利改革就是強調教育和職業訓練，來鼓勵個人加入全球競爭。
時代氣氛的轉變，讓希拉莉在今年《紐約客》的訪問中，批評這是一種「特別型態的菁英主義」。她指出，教育主義者（esducationalist）要讓每個人往上爬，但「他們不想告訴任何人，不是你想往上爬到哪就可以到哪」——問題在於很多工作只需要藍領技術，而不是大學學位。
後來到了奧巴馬（歐巴馬，2009-），他本人和希拉莉夫婦都屬於成功的法律專業人士，他的主要財經團隊也和華爾街關係密切，以致於金融風暴後，沒有對華爾街進行大規模改革。在他的第二任時，矽谷取代了華爾街，成為他們主要的財經夥伴。
IV. 小布特執政，民主黨網路世代崛起
回看克林頓與奧巴馬之間的小布殊（小布希）時代，民主黨陷入嚴重挫敗，民主黨的主流態度更為保守的，當時連「自由派」（liberal）都成為一個髒字。
2004年總統初選中，民主黨初選出現一位佛蒙特州州長候選人迪恩（Howard Dean），他是高度自由派，且在所有候選人中，最激烈批評一年前的伊拉克戰爭（希拉莉和許多民主黨人都贊成開戰）。當時對小布殊不滿的民主黨群眾，在他身上找到新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美國剛進入了一個網路政治的新時代，而迪恩是第一個成功運用網路動員草根力量的政治人物（註）。
當時已經有好幾個網站取得很大影響力，如集體部落格如 Daily Kos，或者一個以網路為平台的草根組織 MoveOn 。後者是由一對軟件（軟體）工程師夫婦成立於於九十年代末，伊拉克戰爭開打後，反戰聲浪把 MoveOn 推到一個全新的高峰。美國左翼網站 Alternet 說：沒有 MoveOn，反戰運動不可能有這種草根動員能力。他們在 2003 年初舉辦線上民主黨候選人初選投票，兩天內吸引了超過三十萬人投票。到了2004年，網站會員超過三百萬，並且是民主黨派中最強大的募款機器，而執行長不過是二十多歲。
這些偏民主黨或自由派的網路草根力量被稱為「網根」（netroot）——相對於傳統的草根（grassroot）。他們大多是高學歷的專業人士，且不像以往的草根組織是單一議題團體，透過網路，他們可以橫跨不同議題，集結社會支持，展現強大的動員力量和捐款能力，以影響議程。這些民主黨傾向的網根在 2004 年約有幾百萬人，他們把自己視為民主黨的改革者，要衝破既有主流政治的大門。
當這群進步「網根」在民主黨中取得越來越大發言權，就更把民主黨往遠離工人階級的方向推開。四年之後，他們成功地讓奧巴馬打敗形象保守的希拉莉，取得民主黨初選資格，並且讓奧巴馬當選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
V. 奧巴馬的社會平等，口惠不實
1960年代末有一本著名的書叫做《崛起中的共和黨多數》（The Emergent Republican Majority）預測了後來共和黨後來二三十年的勝利。2002年，一本書《崛起中的民主黨多數》（The Emergent Democratic Majority）出版，該書作者認為：隨著美國人口轉變，如非白人人口越來越多，及年輕世代態度更自由派，會對民主黨更為有利。而民主黨在白人選票表現較弱的南方，也會因為北方人的移入和拉丁人口的增加而改善。
2008年奧巴馬當選似乎證明這個理論，他被認為建立了一個「奧巴馬聯盟」(Obama Coalition)，包括年輕人、單身女性、非裔美人、拉丁裔、自由派的高學歷人士，以及部分的藍領階級。奧巴馬在白人中的整體選票表現，是二十年來最差，因此此後民主黨的白人候選人，只可能會表現更好。（然而更仔細分析，奧巴馬是在美國南方的白人選票中表現差，在北方則沒有低於以前的民主黨候選人。）
到2012年選舉，奧巴馬在拉丁裔、亞裔和女性選民中，都取得比上次更大比例的勝利。但在白人選票中，則比上次輸更多。民主黨內的組成也出現結構性變化。例如，在1992年，在民主黨內，大學以下學歷的選民比大學或大學以上的選民比例更高（55-21），另外的24％是有上大學但沒學位。但到2016年，民主黨內有大學學歷或以上的人卻超過大學以下的人（參考《紐約時報》Thomas Edsall的專文分析）。可以說，民主黨愈來愈轉向擁抱專業階級（professional class）──律師、醫師、企業家、高級白領、文化界人士、科技界。因此，他們變得更加自由派、更都會，更多元文化，但也離藍領階級越來越遠。
然而，在這次大選失敗後，許多事後孔明說：宣稱民主黨忽視社會平等並不準確。
事實上，在2008年大選時，奧巴馬強調重分配的重要，以致於被共和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麥肯和裴林批評他是「社會主義者」，來召喚選民對他的反感──那時，這個字還是令大多數美國害怕的。
上任之後，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奧巴馬提出一個將近八千億美金的財政刺激方案來救經濟、救銀行，並且接收通用汽車，尤其提出一個大幅度改革健保方案。這讓2009年5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開會時有代表提議，應要求奧巴馬的民主黨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在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之後，民主黨的主流意識逐漸改變。黨內左右派都同意，自由貿易必須和國內保護加強配套。他們也越來越把社會不平等問題當作主要政治議題。連克林頓時期的重要財經官員羅伯魯賓（Robert Rubin）都承認：當前社會分配的議題，比1993年更為嚴重。而後來接任魯賓的桑默斯，在這幾年也不斷談「中產階級滑落」，並且在2015年和他人提出一份報告，強調「包容性的繁榮」（Inclusive Prosperity）。
奧巴馬和民主黨想要處理不平等，不過事實上，他們做的不夠多。知名歷史學者Eric Foner 在奧巴馬任期第一年後提到：許多人曾經把奧巴馬視為小羅斯福總統，期待他在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危機中推出新的「新政」計畫，但是奧巴馬並沒有要強烈主張新政式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著手對付經濟不平等、失業問題、不受限制的企業力量等問題。在他任期結束的今天，這個判斷看起來仍是對的。
簡言之，奧巴馬時代最大的成就是通過大規模的醫療保險改革，讓同性婚姻合法，強化再生能源等等，但是他並沒有解決結構性不平等。因此選民的憤怒讓初選時出現桑德斯現象，並終於迫使民主黨向左轉，只是一切都為時已晚。因此有了白人勞工的憤怒復仇。
ＶI. 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
其實，十多年前「崛起中的民主黨多數」的分析並沒有錯。美國選民確實是向左轉，尤其是年輕世代更自由派，因此希拉莉贏了兩百萬票。
不過，大選之後，民主黨陣營再度陷入辯論。著名政治哲學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大選之後的一篇文章《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批評：「學校和媒體對多元的執著，塑造出一整代的自由派和進步派，自戀到無視於他們自我界定群體外面的世界，也不重視與美國一般大眾接觸。」此文引起許多討論
然而，認同政治或承認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真的和分配政治（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是矛盾的嗎？民主黨要東山再起，當然要更關注勞工，要面對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但是少數族群的權利和多元文化然是不能撤退的，尤其在新的川普時代。
民主黨的新挑戰正要開始。
（張鐵志，台灣著名作家）
註：對於那幾年美國網路政治的進一步討論，見張鐵志〈網路如何改變政治〉，收於《反叛的凝視》，2007年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