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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鈞禧:卡斯特羅去世,古巴為何未見巨變?

卡斯特羅終於長眠黃土下,而要展望「後卡斯特羅」時期的美古關係,先得從兩國百年恩怨情仇講起。


2016年12月3日,古巴,一個卡斯特羅的悼念儀式。
羅鈞禧:無論如何,卡斯特羅的去世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攝:Enrique de la Osa/REUTERS

毋庸置疑,卡斯特羅(卡斯楚)在拉丁美洲史上,以至過去半個世紀的國際政治裏,都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人物。在卡斯特羅死訊傳出後,數以千計在美國邁阿密生活的古巴裔人湧到街上,大叫 “¡Libertad! ¡Libertad! ¡Libertad!”(「自由!自由!自由!」),慶祝卡斯特羅去世。特朗普(川普)同樣以慶祝方式回應卡斯特羅離世,描述他為一個「殘酷的獨裁者」,說他的死帶來了一個「自由古巴」的可能性。

在美國為首的媒體長期妖魔化下,古巴彷彿只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島國,必須顛覆而後快。奧巴馬(歐巴馬)前的歷屆美國政府,也早計劃好卡斯特羅死後的古巴政局變化,以及美國的對應措施。

2003 年,小布殊(小布希)成立了「援助自由古巴委員會」(Commission for Assistance to a Free Cuba, CAFC),由美國國務卿賴斯(萊斯)和古巴裔商務部長古鐵雷斯(Carlos Gutierrez)共同領導,開宗明義表示要幫助古巴「加速民主改革」。2006 年,卡斯特羅傳出病訊,委員會 7 月提交的報告,第一章即題為「加速卡斯特羅獨裁統治的終結:要過渡不要繼位」,要求美國阻止卡斯特羅弟弟──現任總統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接班,並在卡斯特羅落台後成立「古巴過渡政府」(Cuban Transition Government),實質上就是傀儡政權。

美國想推翻卡斯特羅政權,本來是公開的秘密,但如斯赤裸裸的一份報告,當時亦難免震驚古巴政界。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主席 Ricardo Alarcón 公開說,古巴「正面臨被侵略的危險」。報告出台後,卡斯特羅就於同月宣布移交主席權力予勞爾(Raúl Castro)。當然,古巴共產政權沒有因此倒台,「古巴過渡政府」也始終是一個影子政府。

現在,卡斯特羅終於長眠黃土下,而要展望「後卡斯特羅」時期的美古關係,還先得從兩國百年恩怨情仇講起。

古巴,美國在拉美的利益與芒刺

古巴和美國的距離只有 100 英里,在古巴革命前,一直是美國的半殖民地。古巴素被稱為「加勒比海明珠」,是西班牙在拉美的第一個殖民地,但因為是一個島國,所以幾乎是最晚才獲得獨立,比其他拉美大陸國家晚了差不多一個世紀。

1898 年,通過美國與西班牙戰爭,古巴才罷脫了西班牙統治,但美國藉機在古巴建立經濟和政治霸權,迫使古巴 1901 年在憲法中加入了《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授權美國隨意干預古巴內政,變相殖民古巴,並要求古巴永久「租借」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作為海軍基地,使美國在古巴國土上得到永久據點。美國在 1934 年廢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但對關塔那摩灣的控制卻一直延續到現在。關塔那摩灣本來沒有多少人認識,只是《普拉特修正案》通過後的剛好一個世紀,發生了 911 事件;美國在隨後發動的反恐戰中,將關灣作為秘密拘留和審訊恐怖分子的基地,才使它變得廣為人知。

1902 年,美國允許古巴「獨立」,但美國隨後多次佔領古巴。古巴當時是世上最主要的蔗糖生產國,在一戰期間佔全球供應量約四分之一,其出口佔古巴八成外匯收入。美國迅速佔據了古巴大部分蔗糖業:美國投資的工廠生產的古巴蔗糖產量,從 1906 年約 15%,升至 1928 年達 75%。當然,美國也同時成為古巴蔗糖的主要入口者,佔總出口的約八成左右。由此,古巴經濟命運基本上完全取決於美國的決策。

1959 年,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正式成功,推翻了親美的獨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雖然卡斯特羅政府和美國之間開始時並不是敵對關係,但這段「蜜月期」只維持了不足一年。隨着卡斯特羅進行土地改革和國有化計劃,美國的蔗糖利益大為受損,導致美國對古巴實施貿易限制。卡斯特羅轉向蘇聯填補空白,使這個長久以來的美國保護國,忽然進入了敵對陣營。

1961 年 1 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艾森豪)宣布與古巴斷交,並秘密命令中央情報局(CIA)推翻了卡斯特羅政權。迫於國內壓力,新上任美國總統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批准古巴流浪者「反攻」古巴的計劃,導致1961年4月豬灣入侵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

豬灣事件以失敗告終,但就標誌着古美關係的分水嶺,進一步把古巴推向蘇聯勢力範圍。為防止美國另一次入侵,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赫魯雪夫)決定在古巴暗中安裝核導彈,最後引發 1962 年 10 月的古巴導彈危機,使世界處於核戰的邊緣。經過驚心動魄的13天,赫魯曉夫妥協,撤出導彈,而美國亦保證不再入侵古巴。

邁阿密,古巴的「流亡政府」

儘管美國承諾不再軍事介入古巴,但美國對古巴的政策目標,依然是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為了實現目標,美國一方面設法暗殺卡斯特羅(據稱 CIA 曾直接或間接參與了 638 次暗殺行動),另一方面則支持卡斯特羅的敵對力量。

從 1959 年古巴革命成功起,美國就向大量古巴流亡者和難民打開大門。特別是 1980 年的馬列爾事件(Mariel Boatlift),卡斯特羅決定開放馬列爾港,不再阻攔不滿意古巴現狀的人離開古巴。結果,短短七個月內,共有 12 多萬古巴難民逃至彼岸的佛羅里達州邁阿密。這些人被稱為 “Marielito”,即「馬列爾來的人」。

經過幾十年的移民/難民潮,邁阿密的小夏灣拿(Little Havana,小哈瓦那),彷彿就是古巴境外的另一個首都。就連卡斯特羅的親妹妹胡安妮塔.卡斯特羅(Juanita Castro),因多年來反對古巴政權,現在也居住於邁阿密。古巴人在邁阿密建立了活躍的社群,也慢慢在佛羅里逹州建立了強大的政治力量。華府把邁阿密的反卡斯特羅社群視為古巴的「流亡政府」;而古巴裔美國人強大的動員力量,多年來亦左右了華府的古巴政策。

結果是,美國的政策使卡斯特羅得以「輸出」反對派,令古巴的異見者紛紛離開古巴。因此,卡斯特羅最強的反對者,都不在古巴境內,而是在邁阿密。卡斯特羅把逃到美國的反對者稱為古巴叛徒,但這卻為他排解了國內的政治壓力,加上網絡和資訊的封閉,及頗為完善的社會福利(特別是醫療和教育),長期保持了古巴共產政權的管治合法性。

「後卡斯特羅」時期的隱憂

隨着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卡斯特羅和古巴早已不再被其他國家視為威脅或學習模式。去年美國與古巴復交,結束半個世紀的敵對關係,是因時制宜的舉措。古巴人普遍熱衷於與美國恢復關係,但長久以來對美國佔領關塔那摩灣極為不滿。過去半世紀,古巴一直堅決拒絕承認美國可以合法租借關灣,至今拒絕兌現美國每年付出的租金支票,僅有一年因作業失誤領得 4,085 美元

奧巴馬 2009 年宣誓就職兩天後,就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盡速關閉關灣監獄。至今,奧巴馬兩任任期快結束了,但關閉該監獄的議題仍深陷政治角力中。雖然美古關係有所改善,但關灣仍會是個棘手的問題。在今年初奧巴馬歷史性訪問古巴時,勞爾就曾當面要求美國歸還關灣。

而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特朗普對待古巴共產政權的強硬態度,是否會收回奧巴馬伸出的友誼之手?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白宮幕僚長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稱,如果特朗普從古巴「得不到他所希望的東西」,例如釋放政治犯、推動古巴宗教和經濟自由等,那麼他肯定會廢除奧巴馬的政策。

過去兩年多來,美古兩國的外交談判迅速發展。雙方已簽署了十多項新協議,從環境保護到對販毒者的執法合作。古巴甚至願意討論補償 1960 年代國有化的美國財產,和人權等敏感問題。

然而,和他的哥哥卡斯特羅一樣,勞爾一直拒絕談判古巴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就算在過去兩年,古巴在宗教、經濟,甚至言論自由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進步,但這亦只是美古兩國關係改善的副產品,而非華盛頓直接談判得到的結果。所以,若果特朗普堅持要求古巴進行政治改革,幾可肯定徒勞無功,兩國關係很可能會開倒車。

摒棄個人崇拜,反有利古共承傳

十年前,美國政府以為卡斯特羅去世後,古巴共產主義會崩潰。但卡斯特羅是一個聰明人,知道共產主義大業並不應繫於他一人身上,故當時已經願意主動讓位勞爾。而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相比,卡斯特羅極少搞個人崇拜。卡斯特羅在退休後出版的自傳《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就評價毛澤東在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看到個人崇拜到了那種地步,的確是觸目驚心。」

亦因此,就算走在夏灣拿街上,隨處可見的,只有哲古華拉(Che Guevara,切.格瓦拉)的肖象。但這也只是因為哲古華拉的革命形象深入民心,古巴也樂意用他頭像做的紀念品,象徵古巴共產主義,也吸引遊客消費。卡斯特羅的遺願,是不在古巴樹立任何他的雕像,或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共場所。現在,卡斯特羅這個傳奇人物離去,古巴並未有發生大變,其實是意料之內。

但不確定的是,當現已屆 85 歲之齡的勞爾亦退出歷史舞台,一黨的古巴社會主義,是否能夠撐得下去?這似乎才是古巴最擔心的問題。畢竟,古巴革命發生在 1959 年,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掌權的卻還是領導當年革命的卡斯特羅兄弟。勞爾已表明會於 2018 年退任,把權力交給 56 歲的卡內爾(Miguel Diaz Canel),讓年輕一代領導人帶領古巴繼續改革之路。

無論如何,卡斯特羅的去世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沒有卡斯特羅的古巴會否走樣,反而不是一個問題:在勞爾的經濟改革下,古巴早就慢慢走出一條有「古巴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而這亦是卡斯特羅默許的。說實的,能讓古巴和平作出轉變,才是卡斯特羅留給古巴的最大政治遺產。

(羅鈞禧,香港大學亞洲國際金融法研究院榮譽院士,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及甘迺迪政府學院講師,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及拉美政治等)

延伸閱讀:

William M. LeoGrande and Peter Kornbluh, Back Channel to Cuba: The Hidden History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Hava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雷競璇,《遠在古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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