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中港關係

劉銳紹:放寬泛民申請回鄉證,放餌還是醒悟?

看了以下例子,大家就會了解,在鬥爭思維主導之下,溝通工作是多麼困難……


周融在北京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後,向傳媒宣佈中央將放寬對部份非建制人士的入境限制,重新接受他們申領回鄉證。
周融在北京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後,向傳媒宣布中央將放寬對部分非建制人士的入境限制,重新接受他們申領回鄉證。攝:Jim Chan/EyePress via AFP

正當北京通過全國人大釋法,趁着「宣誓風波」收緊香港的政治空間之際,忽然透過「幫港出聲」放風,指「反對派」可以申請回鄉證。從好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好消息,也是泛民爭取多時的政策。北京如能放寬這種無理的限制,將有助緩和眼前的緊張氣氛,我一直樂觀其成。

不過,北京在此時放出這個消息,而且是透過緊跟中央的團體放風,官方卻迴避了直面公眾,難免令人感到官方的行動背後是否另有盤算,懷疑放寬申請回鄉證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調整,而不是政策性的改變。這到底是魚餌?還是代表官方是真正的醒悟?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想法都是狹隘的陰謀論,只懂從反面或負面的角度看問題,不理解「中央的寬鬆政策」。不過,如果大家多點了解過去的一些事情,就明白上述看法不是無中生有的。今天這種互不信任的狀況,日後能否改變?還要看雙方的互動,更重要的是看官方是否真的寬鬆、寬鬆的行動能否持續,因為官方擁有公權力和主動權。

眾所周知,北京與泛民關係破裂,主要源於「六四」的血腥鎮壓。其後,不少有心人嘗試為雙方修補關係。據我不少香港和內地的圈中人表示,這些有心人多數不是官員,因為他們身在官場,不敢倒捏龍麟,只會明哲保身,附和北京。

北京對泛民戒心重重

可是,經過多年努力,多次嘗試公開和私下接觸,北京對泛民仍然戒心重重,多次在臨門一腳變臉。也許以下的例子可供參考,但由於不想引起部分當事人不便,故未能詳述過程,只能點到即止。這些例子可讓大家了解,在鬥爭思維主導之下,溝通工作極其困難。

  • 1994年,距離回歸只有三年。一些香港和內地的有心人感到,必須盡力創造良好氣氛,否則將為回歸增添困難。幾經努力,北京人士 A 君與泛民陣營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B 君和 C 君多次接觸,雙方願意走近一步(這不是幕後交易,而是不失立場的互動)。可惜,中央某領導人出於慣性的鬥爭思維,認為回歸之前要控制大局,下令「找尋目標,予以打擊」,藉此鎮懾其他人。指示一下,主事官員只有胡亂找尋目標,但他們又不知前線人員的工作進展,結果 B 君和 C 君成了打擊對象,A 君不僅努力付諸東流,還被禁止來港一段時期,協助牽線的人也在1995年9月被沒收回鄉證。

  • 民主黨羅致光過去經常與內地交流,一次,他應邀到上海交流,但不得入境。事件公開後,香港中聯辦一位副主任親自跟進,其後表示只是某些環節的問題,可以解決。但另一個部門卻認為羅致光「有問題」,不能放行。在不同的部門政策打架之下,羅致光多年不得返回來地,那位副主任也無可奈何。這說明誰的權力大,誰就說了算。其他不是主管香港事務的高官,不會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更不會理會他們的做法已破壞「一國兩制」,只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 長期以來,支聯會和民主黨的領導層有多人身份重疊,所以北京把它們視為兩大焦點,而內部有一條界線,凡是這兩個組織的領導層,均不能返回內地。其後,有心人建議,如果有關人士任期結束,不再是這兩個組織的領導層,應該讓他們返回內地,創造寬鬆氣氛。其中一個具體的建議是,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在內地有親戚,他任滿之後可以讓他回內地探親。上級初時同意了這個建議,但久久未能成事。原因是:不知道為什麼。

  • 回歸以後,有心人多次建議逐步讓沒有回鄉證的民主派取回證件,但除了劉千石等少數人士外,大部分被禁足內地的民主派都不能取回證件。有心人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鍥而不捨地建議:如果不能全面放開,也可以逐步放開,至少不斷創造機會,讓泛民用一次性的證件回內地看看。當時,首先操作的是泛民立法會議員。但這類建議引起內部爭論,反對聲音不少。結果,由2005年起至今,只有五次成功,平均兩年多才一次,而且每次都是有政治需要才放行(例如2005年珠江三角洲三日兩夜的行程,主要是為爭取民主派通過2007年的政改議案),當中還有不少阻滯(例如「長毛」梁國雄在2009年獲准參加汶川大地震災區之行,但出發前忽然被阻止上機,皆因北京某領導不高興)。

  • 2010年,民主黨基於長遠考慮,願意通過2012年的政改方案。有心人隨即建議,在適當時候再安排泛民(不單民主黨)到內地去,讓雙方進一步拉近距離;即使民主黨沒有把取回回鄉證作為條件,也應該選擇時機主動發還。豈料,由於民主黨的支持度上升,北京某高官認為「民主黨是通過政改後的大贏家」,「不能讓它強大下去」,竟然建議「要打壓民主黨的升勢」。這明顯是過橋抽板、政治變臉,結果民主黨兩面受敵,更不用說繼續溝通和發還回鄉證了。

  • 2014年「雨傘運動」後,有心人建議應該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建議先行開展跟溫和民主派的青年對話,但建議同樣石沉大海。2015年,北京發覺「香港青年的躁動情緒愈來愈嚴重」,請人做調查報告,但大部分寬鬆的建議都不見落實。這時候,一些前線人員開始嘗試「接觸躁動的青年」,但礙於上級還未同意,故要求對方不要公開;對方當然不願意,他們認為私下接觸可能是一個陷阱。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未能磨合,加上梁振英破壞了社會氣氛,敵我分明,更難與廣泛的青年人對話了。這說明北京的政策強硬,其他人就可以借勢騎劫,形成中國政治的「競『左』怪圈」。

這類例子多不勝數,可見官方不主動寬鬆、不真正寬鬆,實難打開溝通的大門,反而令雙方猜疑更深,導致今天的局面。官方經常感到很委屈,頻說民主派也有責任,不肯讓步,動輒把事件張揚,甚至跑到外國去勾結外國勢力。我經常說,這是政治常態,建制派也跟外國交往,只是官方認為性質不同而已(建制派是「了解敵情」;民主派和青年人則是「裏通外國」)。其實,如果官方能夠抓到香港青年人的心、增強凝聚力,根本毋須擔心他們跟外國接觸。

「政權保衛意識」蓋過理性策略研究

事實上,官方的「政權保衛意識」已蓋過理性的策略研究。如今,北京已不理會有什麼盲點了,總之穩定壓倒一切,壓了再說,才會出現藉「宣誓風波」釋法施壓,跟着窮追猛打,意圖一了百了,殊不知卻引起更大的問題。

北京朋友還說,高層總認為「壓了再說」的做法「不是問題」,也「不會有問題」,「有什麼問題共產黨也可以頂得住」。就是這種心態,導致「不管你,不管理」的思維。所謂「不管你」,是指不再理會你們香港人的主流民意;所謂「不管理」,是指「中央說了那麼多道理,香港人總是不明白,所以也不求你們明白中央的道理,讓港府和建制派按中央指示幹吧。」這說明今天的北京高層對鄧小平所說的「一國兩制」內涵已失去耐性,只按今天的政治需要行事。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現代義和團」就此而生。

了解上述事例後,再看現在北京讓民主派申請回鄉證的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何泛民的反應如此冷淡了。他們不感到北京是真正的放鬆,而是出於分化策略,充滿政治意圖,機心十分明顯。無論北京是否真的這樣想(容或外界誤解了北京的善意),但外界的感覺確是這樣,北京鑒往知今,也應該理解泛民的態度和疑慮。互信不是一日建成的,更何況雙方遠遠未到融冰的階段;只能慢慢來,從改變根本政策做起。

北京調整部署須注意三點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北京也在調整部署。過去它比較簡單化、粗線條,把香港的政治版圖一刀切,一邊是建制,一邊是泛民。據了解,不少有心人早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已向北京建議,即使是一刀切,也應該一邊是建制加溫和泛民,一邊是激進泛民。他們說,這才是團結大多數的「新切法」。可惜,北京聽不入耳,一聽到「泛民」二字就提高警惕,敲響戰鼓,溫和泛民也是敵人。

到了今天,情況與北京的期望相去越遠,民意沒有因為北京的高壓而屈從,泛民不單沒有被打下去,而且溫和泛民也跟你對立起來,激進泛民更不斷擴大。內地朋友告訴我,以前「長毛」在官方眼中是「激進」的,但現在已是「溫和得很」。所以,北京又想起「新切法」的建議,讓民主派申請回鄉證,只可惜已晚了十三年。

雖然晚了,但我仍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一次,北京透過「幫港出聲」放出讓泛民申請回鄉證的消息,效果將是利害參半,但北京必須注意三點:

一、泛民認為這是「一手硬,一手軟」的統戰伎倆(例如「幫港出聲」仍用「反對派」稱呼泛民,反映北京仍是有界線的),泛民不會輕易接受。所以,北京對此應該理解,暫時不宜操之過急。

二、社會氣氛暫時不會因為放寬申請回鄉證而緩和下來,主流民意不會因此而感到官方寬大為懷,因為泛民取得回鄉證跟普羅大眾沒有太大關係。所以,北京應該從更多的寬鬆措施着手,例如停止對立法會的泛民議員窮追猛打。豈料,就在此時,港府忽然再提司法覆核,指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四人宣誓無效。此舉一出,馬上抵消放寬申請回鄉證的作用。如果此議是北京下令的,那就是軟硬兼施的鬥爭手法,沒有誠意解決問題;如果此議是梁振英決定的,那就有騎劫北京之嫌。他聲稱在放寬回鄉證問題上「一直大力推動事件」,更難令人相信。

三、北京也許忽略了一事,這次高規格以至破格接見「幫港出聲」,表面上廣結善緣,但另一面卻引致建制派內爭風吃醋。這不是新聞,建制派內的矛盾,路人皆見,所以才出現「早愛國不如遲愛國,遲愛國不如不愛國」的情緒,因為北京的統戰政策歷來都是「以利害關係、利益分配和駕馭為主軸的」。今天,建制派都知道主流必須「愛國」,於是又出現了「忽然愛國」和「口頭愛國」的現象,實質就是利益凝聚。這與昔日講求理念凝聚的建制派完全兩樣,內部恩怨自然產生。北京對此政策是否應該反省?

我經常想,中國的政治怪圈一下子難以避免,只有讓官民雙方共同承受,早日提煉出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從磨擦而結合就行了。但中國的事情總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的。今天北京雖然願意調整策略,但形勢又改變了。尤其是近期的連串事件──全國人大利用「宣誓風波」,擇肥而噬,乘機壓縮「兩制」空間。港府只講一面,不及其餘,利用「民族大義」和全國人大釋法的權力,希望掌控一切。就現實而言,官方確實可以控制大局,但卻難以控制人心。

加上以前北京就香港政制的發展層層施壓,例如「香港白皮書」、全國人大的「8.31決定」,在在說明,今天北京與香港之間矛盾的實質,就是封建王朝管治意識和模式,與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內的現化文明的矛盾。未來的風浪看來難以避免了,只能盡力減輕傷害吧。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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