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 Huntington）所著的《「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早於2004年面世，當時的美國正陷身泥淖般的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以及不見盡處的反恐戰爭。但作者所擔心的認同危機並非來自美國境內的穆斯林或境外的伊斯蘭狂熱分子，而是持續湧入的拉丁裔移民。他們帶着雙重的身份認同和資源，大力影響着美國的政治局面與政策釐定。
就針對外來移民來說，杭廷頓看似與特朗普的支持者雷同，但特朗普的焦點在墨西哥非法移民來美國搶走美國人的工作機會，杭廷頓則聚焦於中南美洲的拉丁裔移民。他在書中指出拉丁裔「透過兩種族群、兩種文化、兩種語言，把美國一分為二」，他們帶着雙重的國家和族群認同，並有意識地把在美國所賺取的資源，投放於改善源生地的經濟困境，以及支援族群代表參與美國政治，企圖左右與自己族群利益相關的政策。
話雖如此，但杭廷頓並沒有如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樣帶有排外的主張，他只是認為美國社會的過份強調多元文化而招來危機。他主張美國人的應回到當初盎格魯薩克遜人來到北美的認同，重新建立殖民地時期所信仰的新教文化，如早期般成功地把移民同化成「愛國的美國人」，方能應對眼下的國家認同危機。
以下節選自《「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的第八章 〈同化：歸化者、雙重國籍者與公民身分的腐蝕〉及第十章〈美國與世界的融合〉，獲左岸文化授權刊出。
《「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出版時間：2008年12月
出版社：左岸文化
作者：Samuel Huntington
譯者︰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
同化：現在還算成功嗎？
美國就某種意義來說是一個移民國家，但更重要的是，美國也是一個將移民及其下一代融入美國社會與文化的國家。正如米爾頓．高登在他精闢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移民的同化與否，取決於他們接納移入國社會的文化型態（稱為「文化適應」）、進入移入國社會的「群體與制度的網絡或社會結構」、與移入國社會的人們通婚（稱為「融合」）、以及與移入國社會發展出具排他性的「群體意識」，這四項指標的程度高低。此外，移民的同化也需要美國人經過三個階段的接納過程：沒有歧視、沒有偏見、沒有價值—權力的衝突。
不同群體融入美國社會的情況不盡相同，而且始終還沒有完成。但總的來說，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同化，尤其是文化上的同化，已成為一個偉大的、可能是最偉大的美國成就。它使得美國得以在人口上有所擴充，占據整個大陸，並藉由億萬個奉獻己力、充滿活力、企圖心十足、以及有才幹的人民，發展出其經濟規模。這些人全心全意地信奉美國盎格魯—新教文化與美國信念價值，從而幫助美國成為國際上的強權。
在這項其他社會難以比擬的成就中存在着一個內含的協議，即彼得．賽林斯所稱的「同化，美國風格」。賽林斯指出，根據這個內含的理解，移民若欣然接受英語是他們的國語、以美國認同為傲、信仰美國信念的原則、並依循着「新教倫理」（亦即做一個自食其力、辛勤工作且道德正直的人）而活的話，便能為美國社會所接納。雖然每個人對這項「協議」的詮釋可能各有不同，但協議的原則正是1960年代之前千萬移民得以美國化的核心。
移民的同化與否，取決於他們接納移入國社會的文化型態（稱為「文化適應」）、進入移入國社會的「群體與制度的網絡或社會結構」、與移入國社會的人們通婚（稱為「融合」）、以及與移入國社會發展出具排他性的「群體意識」，這四項指標的程度高低。
同化的第一個關鍵步驟便是讓移民及其子孫接受美國社會的價值與文化。高登認為，移民逐漸進入「一個由各種群體與機構所構成的次社會網絡，這個已經固定成形的網絡是由盎格魯—薩克遜文化、更廣泛來說是由新教文化所建構出來的。早已存在的盎格魯—薩克遜制度、英語的普及、再加上盎格魯—薩克遜人在人口數上的絕對優勢，都讓這樣的結果無可避免……
與其說這是一個不帶偏袒的大熔爐，加入了來自所有移民的各種不同文化型態；實際上所發生的，比較像是後來移民的特定文化，被轉化後加入盎格魯—薩克遜的文化型態中。」除了「少數極為封閉的圈地」之外，第二代移民經歷了「對美國本土文化價值幾近完全的文化適應過程（雖然不必然包括結構上的同化）。」
威爾．赫伯在其1955年的著作當中也有同樣的結論。他說，「認為美國人的自我形象──包括當族裔成員成為美國人時的自我形象──是將族裔元素的組合或綜合融入美國人的構成，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美國人的自我形象，仍然是獨立之初就存在的盎格魯—美國人典型……我們文化同化過程基本上與我們的語言發展近似──這裏那裏加點外來字，有一些形式上的修正，但仍舊徹徹底底且毫無疑問的是英語。形容此一過程的適當隱喻並不是『大熔爐』，而是喬治．司徒華所說的『轉化爐』，是將外來元素每次一點點地加入爐中，這些元素不僅被融化，還大大地變質轉化，而且並不會如原本所預期般地明顯改變最初的物質。」
或者，就如先前提過的隱喻，這些元素混入蕃茄湯裏，讓湯更加美味，卻又不會影響到湯頭。這便是美國文化同化的歷史。
就歷史的角度而言，美國是個移民與同化的國家，而所謂同化就是美國化。但如今的移民已異於過往；與同化相關的制度與過程也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美國也變得不同了。偉大的美國成就史可能要面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同化的來源
在過去，有許多因素有助於移民融入美國社會：
．大部分移民來自文化背景與美國文化類似或相容的歐洲社會。
．移民涉及自我抉擇；移民必須願意面對移民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風險以及不確定性。
．移民一般而會願意成為美國人。
．不願意讓接受美國價值、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移民會回到自己的母國。
．移民來自許多國家，歷史上並沒有任何時候有單一國家或單一語言具有主導地位。
．移民散居於全美各地，並沒有單一移民群體在任何地區或主要城市形成多數人口。
．移民並非持續不斷的，無論是就整體或個別來源國而言，都是時而暫停時而受到限制的。
．移民在美國參與的戰爭中為國奮戰並犧牲。
．美國人擁有一個共享、相當明確且高度正面的美國認同概念，並創造出若干活動、制度與政策以促進移進的美國化。
1965年之後，上述的這些因素不是蕩然無存，就是不再像從前那樣明確了。對於目前移民的同化過程因而可能變得更為緩慢、更為不完全、或有別於早先移民的同化過程。同化已經不再必然是美國化了。對於墨西哥裔及其他西語裔移民的同化更是問題叢生。他們的移民對美國形成了空前的問題
我們文化同化過程基本上與我們的語言發展近似──這裏那裏加點外來字，有一些形式上的修正，但仍舊徹徹底底且毫無疑問的是英語。形容此一過程的適當隱喻並不是『大熔爐』，而是喬治．司徒華所說的『轉化爐』，是將外來元素每次一點點地加入爐中，這些元素不僅被融化，還大大地變質轉化，而且並不會如原本所預期般地明顯改變最初的物質。
改變中的環境
二十世紀末期冷戰結束、蘇聯崩解、大量的國家採行民主制度，再加上以全球化為名而蓬勃發展的國際貿易、投資、運輸與通訊，大幅度地改變美國的外在環境，並對美國認同造成至少三項重大的影響。
首先，蘇聯與共產主義的崩解不僅讓美國失去了唯一的敵人，也讓它在歷史上首度缺乏一個清晰的「他者」印象可以藉此定位自己。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信念中的自由與民主原則構成了美國認同的中心要素。美國與歐洲觀察家經常將這些信念要素比喻為「美國例外主義」，然而現在，特殊主義成了普世主義，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再也沒有其他世俗的意識型態能夠如二十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那樣再度挑戰民主制度。
其次，因為美國當前之商業、學術、專業、媒體、非營利組織與政治菁英對國際事務的高度參與，並且將自己、個人興趣與自我認同定位在超越國界、全球的組織、網絡與目標，相對就減少了他們的國家認同色彩。如我們所見，比起一般依然維持高度國家認同感的民眾，有些美國菁英傾向於彰顯自己的次國家認同，他們更願意展現自己的跨國認同。
第三，因為意識型態不再是認同的主要歸屬，文化便成了認同感的重要來源。擁有雙重認同、雙重忠誠以及雙重國籍的人數日益增多，增加了海外散居者的數量與其重要性。海外散居者是跨兩國或跨多國的文化社群，並且視其中一國為其祖國。
蘇聯與共產主義的崩解不僅讓美國失去了唯一的敵人，也讓它在歷史上首度缺乏一個清晰的「他者」印象可以藉此定位自己。
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移民族裔團體在美國社會中提倡自己的利益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當前的移民能夠更容易與其祖國人民維持聯繫、互動、以及通訊，並將自己定位為某一支離散族群的成員。此外，如今這些海外散居者的祖國政府也將其視為資金與其他支援的關鍵來源，並期待能透過他們來影響其居住國的政府。因此，他們提倡擴張、動員其散居者，甚至予以制度化。
在2001年以前缺乏明顯的「他者」、民主制度的普及化、社會菁英的去國家化、以及散居者的興起，均模糊了國家認同與跨國認同的界線。［…］
擁抱愛國情操的大眾
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中，愛國主義仍然普及且興盛。儘管這樣的情況令菁英們失望，大部分國家中的大多數人民依然是愛國者並且深深地認同自己的國家。美國人一向是最貫徹愛國主義且最願意為國家奉獻的民族，但是他們對國家的認同仍因為種族與出生地不同而有所差異。
大多數的美國人宣稱自己是愛國者並且表現出對國家的強烈驕傲。一項在1991年的調查中，當被問到「身為一個美國人，你有多覺得驕傲？」有96％的美國人回答「非常驕傲」或是「相當驕傲」。1994年，在回答同樣問題時，86％的人覺得身為美國人是「非常」或「極度」驕傲。1996年，人們被問到「身為美國人這件事對你而言有多重要？0代表完全不重要，10代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45％的人選擇10，38％選擇6到9之間的數字，2％的人選擇0。2001年九一一攻擊事件無法而且也沒有撼動如此高程度的愛國宣言。2002年9月，91％的美國人表示自己「極度」或「非常」驕傲能夠身為美國人。
美國人對國家認同的程度似乎直到二十世紀末以前都在持續上升。當被問到哪一個是他們「最重要的」所屬地──如鄉鎮、州或區域、國家整體，北美洲或是世界整體──選擇美國的美國人在1981至1982年是16.4％，1990至1991年是29.6％，1995至1997年則是39.3％。相較於全球所有國家人民在國家認同上所增加的平均值為5.6％、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值為3.4％，這22.9％的增加率使得美國遙遙領先。儘管少數美國的企業與知識菁英傾向於認同全球整體並且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公民」，整體而言美國人對國家的承諾是越來越強。［...］
海外散居者、外國政府與美國政治
［...］最近數十年間，散居者深刻影響了美國對於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爭議、高加索山麓區的和平問題、對馬其頓的承認、對克羅埃西亞的支持、對南非的制裁、對非洲大陸的援助、對海地事務的干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北愛爾蘭獨立問題、以及以色列與其鄰國間關係的政策。符合散居者期待的政策有時可能會切合廣大的國家利益，如受到爭議的北約東擴；但是這樣的政策更經常會犧牲美國國家利益並且損害美國與其長期盟友間的關係。
當散居者完全認同於其祖國時，這樣的情況更難以避免；如埃利．維瑟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例子：「我支持以色列，就這樣。我認同以色列，就這樣。當我不在以色列的時候，我從來不曾抨擊、不曾批評以色列。……猶太人的角色就是要和自己的族人站在一起。」湯尼．史密斯表示，研究發現，猶太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其他散居者之「組織性的領導受到外國政府強烈的影響，並且可能會採取與美國在該地區之政策或利益相反的立場」，同時不願意「在世界上任何與其相關之地區的事務上做出退讓，也不容許在這些事務上有其他聲音比他們更具權威性。」
符合散居者期待的政策有時可能會切合廣大的國家利益，如受到爭議的北約東擴；但是這樣的政策更經常會犧牲美國國家利益並且損害美國與其長期盟友間的關係。
散居者宣稱有權主導美國有關其祖國地區的政策；如此觀點的基礎在於其祖國利益與美國利益間不存在任何可能的衝突。如已遭判刑的以色列間諜強納森．波拉德所言：「我從來不認為以色列的獲利會造成美國的損失。怎麼可能呢？」
因為提供競選所需的資金與人力予其盟友，並且極力阻撓反對其政策之候選人，散居者可以左右國會的選舉結果，並進而影響國會議事。猶太散居者的政治行動因為在1982年的選舉中擊敗了眾議員保羅．芬迪雷（伊利諾州共和黨員），以及在1984年令參議員查爾斯．帕西（伊利諾州共和黨員）落選而聲名大噪。芬迪雷是眾議院外交政策委員會中東小組的資深共和黨員，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帕西則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贊成將F-15戰機賣給沙烏地阿拉伯。
2002年，猶太散居者團體也發揮了關鍵影響力，使得曾為巴勒斯坦與阿拉伯議題背書的眾議員厄爾．希利爾德（阿拉巴馬州民主黨員）與辛西亞．麥金尼（喬治亞州民主黨員）在改選的黨內初選中遭到重挫。美國亞美尼亞民族委員會在1996年令兩位被歸類為最支持土耳其的眾議員落選──吉姆．邦恩（奧勒岡州共和黨員）與葛瑞格．雷福林（德州民主黨員）──同樣也受到一些矚目。邦恩的對手達蓮娜．胡雷讚揚該委員會「為了使我獲選而發動全國性的競選活動」。
反對這些祖國的國家通常會面臨失敗的結果。不過，其他逐年增加且來源分歧的移民者也在美國繁衍其離散社群的數量並增加其實際和潛在性的政治力量。因此，美國海外敵對祖國之間的衝突逐漸演變成為內部敵對散居群體之間的衝突。
以色列、亞美尼亞、希臘、波蘭和印度等國顯然受惠於美國少數有地位、富裕且能夠影響輿論的散居者。反對這些祖國的國家通常會面臨失敗的結果。不過，其他逐年增加且來源分歧的移民者也在美國繁衍其離散社群的數量並增加其實際和潛在性的政治力量。因此，美國海外敵對祖國之間的衝突逐漸演變成為內部敵對散居群體之間的衝突。
一位阿拉伯裔美國人領袖形容2002年喬治亞州的選區競爭是「一場小小的中東代理戰爭」。這些在美國境內海外散居者間所打的「代理戰爭」，是他們爭取讓美國影響雙方祖國間實際戰爭的政治角力的明證，亦是散居者與其祖國政府能夠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程度之證據。當散居者的來源越來越多元，代理戰爭同樣地也會越來越多、性質也越趨分歧。一場特別激烈的衝突發生在1996年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選舉。這是一場印度人與巴基斯坦人之間的競賽，而非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選戰。
每一位候選人均熱烈地訴諸於一個散居者組織。印裔美國人共捐獻了約15萬美元給賴瑞．普瑞斯勒的競選團隊，因為他支持限制美國對巴基斯坦的軍武輸出。巴基斯坦裔美國人也提供了相等金額給他的對手。普瑞斯勒的敗選讓伊斯蘭馬巴德大肆慶祝，而新德里則是鬱鬱寡歡。2003年，同樣的集結和結果也發生在印裔美國人包比．金道競選路易斯安納州州長的失敗上。他收到印度人和印裔美國人的熱烈支持，也受到巴基斯坦裔美國人的強烈杯葛，他們貢獻了龐大的金援給他的對手。
美國政治逐漸成為散居者與其祖國政府試圖主導美國政策以符合祖國利益的競技場。加上其他國家與其散居者族群的參與，讓這場在國會山莊的戰爭延燒至全國各地的選區；一股無可避免的動能已經在運作。
阿拉伯裔美國人與穆斯林美國人數量的增加，與兩者逐年提高的政治參與度，同樣也對猶太散居者在美國中東政策上的運籌帷幄造成挑戰。在2002年民主黨於喬治亞州的初選上，長久以來支持巴勒斯坦議題的現任眾議員辛西亞．麥金尼「收到來自全國阿拉伯裔美國人的政治獻金」，包括「具有崇高地位的律師、醫師與企業家」，但也收到其他來自「遭聯邦調查局懷疑可能與恐怖分子有關者」的捐獻。
麥金尼的對手，丹妮絲．馬偕特因為受到「喬治亞州以外猶太人」的幫助，成功籌募到一百一十萬美元的獻金，幾乎是麥金尼的兩倍。因為還有其他問題纏身，麥金尼最後以42比58％的支持度落敗。不過根據《經濟學人》在兩年前針對阿拉伯裔美國人的政治影響力正在成長的報導：「相較於其假想敵，支持以色列的遊說力量比較有組織且資金來源較充沛。但至少現在他們已經有了假想敵──這對美國政治而言確實是一項轉變。」
美國政治逐漸成為散居者與其祖國政府試圖主導美國政策以符合祖國利益的競技場。加上其他國家與其散居者族群的參與，讓這場在國會山莊的戰爭延燒至全國各地的選區；一股無可避免的動能已經在運作。美國在全球政治上的權力越大，外國政府與其散居者越希望影響美國的政策；當美國的國家利益無法與輸出人民到此地的國家相符時，它越沒有能力去清楚界定並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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