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變動中國

星荃:是誰掏空了中國精英大學生的心?

「空心病」的結構原因,是「個人價值至上」與國家資本主義侵蝕社會的結合,是自以為全能的個人面對畸形社會時深深的無能。


圖為2015年6月8日,中國北京,一個學生在校門外與家長合照。
圖為2015年6月8日,中國北京,一個學生在校門外與家長合照。攝:Kevin Frayer/GETTY

北京大學一向被視為中國「最高學府」之一,北大學生也被視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繼承者。而近期北大心理系徐凱文老師一篇「四成北大新生認為活着沒意義」的文章在網絡空間飛速流傳,把「空心病」這個形象的詞彙帶到大眾眼前,道出了長期盤踞在中國青年群體中的一個幽靈:「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文中,徐批評中國的功利心態和應試教育讓孩子一味追求成功,而沒有得到「最好的陪伴和愛」,結果造就了 「價值觀缺陷所致的心理障礙」。

徐的問題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正是因為它積弊已久。中國中產階級群體的「心理諮詢」消費熱,大概在十年前顯著興起。抑鬱症、焦慮症等等心理健康問題,也隨着崔永元等名人的「科普」而變得眾人皆知。人們對精神健康的重視,也帶來了蓬勃發展的市場和精神科醫生、註冊心理諮詢師、網絡情感達人、成功學專家等等正規或不正規的從業者。

當然,這次情況更加特殊。徐老師把國人心中具有神聖地位的北大學子放在火上烤,佐以科學心理學嚴謹的實證調研手法,用讓人觸目驚心的「40.4%」的數據說話——使得價值觀缺陷造成的情緒困擾作為社會問題,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精緻利己」的北大精英,與解構式的個人解脱

正如徐老師文中所提,他的憂思可與另一位北大教授錢理群老師的吶喊比照來看。2012年,錢教授指出,如今的北大已經墮落,「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遠去,青年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聰明、靈活、雄心勃勃,把自己的才智在追求個人成功方面發揮到最大。

徐凱文認為空心人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有着緊密的聯繫。然而他沒有說透的道理在於——空心人恐怕就是想成功而不得的精緻利己主義者。

在中國,要成為北大學生,就要在高考中「幹掉上萬人」。走進北大,你往往對自己有習慣性的成功期待。如果能繼續在所在院系中成績名列前茅,在社團中眾星捧月,戀愛轟轟烈烈,最後又順利拿到北美名校全獎 offer,或進入法、政、商等專業領域就業,你大概是不會表現出空心人症狀的。

而如果偏偏自己的成績不再突出,身邊的天才同學就是不學習也考滿分,或者你發現自己除了學習並無一技之長,在各種文藝明星學生前黯然失色,同學們畢業後的去向,已經由社會關係、家庭人脈鋪好了路……總之,如果你已經習慣享受人群裏的優越感,但這種感覺又無法繼續,你很可能就會因嚴重的挫敗感而感到抑鬱。這可能正是徐凱文所說的,精英大學「空心人」有抑鬱情緒卻並不是典型抑鬱症的根源。

上述現象在一篇北大學生「羋十四」寫來回應徐老師的文章中也得到印證。作者清楚地看到:對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來說,社會階級流動幾近堵死,唯才是用的教育價值和通過學術水平換來的一點文化資本,在強大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運作體制中,越發杯水車薪。「利己主義者們」很難再保持精緻優雅的生活,要吃相難看,或許才能分一杯羹。

但是,羋十四看似通透論述卻未能自圓其說——她說「已經參透,人生本無意義」,並認為任何一種所見的「意義系統」都是人們的建構。而在當下,上一輩的意義遭到了解構——我們「沒有經歷過立國的艱辛,沒有像老一輩人那樣有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共同記憶,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全部建構主要來源於政治課本和新聞聯播,所以無法把個人價值溯源完全植根到宏大敘事裏,」 於是我們的人生路上,前方永遠是一片霧茫茫, 險象環生,如臨深淵。

但羋又認為,這種意義缺失的恐慌,最終是會被克服的,不是以生命主動終結的形式,就是忍受不確定性繼續生活,直到習慣了思想的漂泊,成就羅曼羅蘭意義上的英雄主義——「看清了生活,然而繼續愛它。」 顯然,她選擇了後者。

到這裏,羋十四完成了自己所認同的意義證明過程,但卻停止於此。

按照她的邏輯,這一選擇也是某種建構,不是必然存在的。如果羋用同樣的方式解構自己的意義系統,會發生什麼呢?像她自己所說,她發現同齡人中,這樣的一種「無意義的意義」很普遍,「啊,原來大家都一樣。」 當一個社會中的精英青年,不少都被這樣一種無意義感籠罩的時候,我們會知道,這並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巧合,這樣的論述也不是人群中隨機生發出的零星火花——這是一個強大的意義系統,根植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藉助媒體、教育、家庭中流通的話語不斷強化,並通過民間討論不斷地自我複製、升級,影響着青年。並且,弔詭的是,那些在羋看來與「自我價值」毫無關係的「政治課本、新聞聯播話語」, 也在這個過程裏,作為被否認的他者,起到了建構要素的作用。

三十年「空心病」的政經起源

那麼,這套主導今日青年的系統從何而來? 早在36年前,《中國青年報》就刊登過一篇署名「潘曉」的青年來信,「她」在另一個時空裏,用不同風格的語言,幾乎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着就是活着,許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我求助於書本……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脱」

「……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麼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麼就是虛偽,要麼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撫、平復創傷的名言……」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儘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麼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這樣一封「個人色彩」強烈的信,其實是上級授意的集體創作,也並非僅僅反映北大學子這個單一精英群體。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社兩位編輯馬笑冬、馬麗珍,在對當代青年進行思想狀況調研時,分別發現了兩個典型的例子: 出生於1955年的女青年黃曉菊(當時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廠的女工);出生於1959年的男生潘禕(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系本科二年級)。編輯把黃曉菊的經歷與潘禕的觀點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組成了「潘曉」。

80年代的中國,毛主義的激進政治偃旗息鼓,市場化改革逐漸深入, 在當時的氣氛下,「潘曉」們懷疑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試圖突出個人的優先位置,談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貌似西方的、科學的、現代的價值觀,直接衝擊了雷鋒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社會意識形態。这种迷茫中对「個人價值」的探索,针对的仍是社會主義集體「大家庭」的背景条件。

但潘曉們不會料到,到了90年代,國家從意志層面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社會組織形式,撤銷以城市單位、農村人民公社為單元的社會組織、保障系統。2000年以後,無論是產業工人所處的單位,農民所在的村集體,還是青年學生所處的校園,過去那種所有制和社會組織形式——都紛紛轉型或解體了。「大家庭」不再,只有個人孤零零地飄散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市場上,個人與資本,個人與國家直接對應,所有制度化的社會關係,除了小家庭,都煙消雲散了。1980年「潘曉」大討論的同時,北京大學在進行海淀區人大代表的普選,學生自我提名,競選演講如火如荼。而到今天,大學校園也不再是公共空間發育的場所,即便同一宿舍的人,也可以彼此非常陌生。

從這樣的角度看,「空心病」得以形成的結構原因,正是「個人價值至上」與國家資本主義對社會侵蝕的結合,是自以為全能的個人,面對畸形社會時,深深的無能。

走出「空心病」,需要重拾創造力

三十年前,面對剛剛「告別革命」的中國社會,重新發現自我,反思集體形態下的權力壓制,是需要勇氣和誠實的。而三十年後,原子化的自我已經實現,權力並沒有消失,而是改頭換面,隨着中國社會主義公共組織形式的隱退,隨著國家-資本的完備,以更隱蔽又無處不在的方式與自我對接,互相強化。

一方面,國家-資本的「國家」獨佔了這一時代的一切普遍價值,公民社會的一切努力,必須最終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本」又敏感地抑制任何自發社會變革的努力,壓縮公民社會的討論空間與行動空間,對個人主義金權至上的風潮卻大開方便之門。

在國家-資本籠罩下,一個人如果不想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她就只能是愛國的;結果當她意識到國的異己性時,她只能歸於虛無;為了在這虛無中得到一點慰藉,她只能宣稱這天地間的一切心靈都如她自己一般虛無,只為一己之私而生存——這便是看似虛空、實則默認「社會達爾文主義」建構的機制。

顯然,建基於個人主義方法論的當代心理學,能診斷「空心病」的存在,卻無法提出社會性的方案,有限的個人調適,最終無法應對變化的嚴峻現實環境。一切既有的物質追求、一切既有的關係,都越發索然無味,中國人也許已經到了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定義的時刻。尤其是中國的青年人:如果我們不滿足於在這樣一套特定的意義系統裏生活下去,如果在我們的政治圖景裏,還有「可能更好」的價值要素,值得我們去建構、實踐,那麼接下來的路,要如何走?

想有所改變的第一個困難是:在今日中國的學校課堂、網絡討論、電影屏幕上,我們看到的都只有同一套「召喚」,個人與國家、個人與資本的關係,已經絕大程度上被消費關係所定義。當我們的情感喚起,只限於異性戀浪漫愛、愛國主義、和居高臨下的憐憫時,我們如何去建構一個指向多元、自由、平等的空間,並確保這個新空間不是舊制度的複製?

這一切的癥結,也許都在於我們如何去開創一條有所突破又有實在可行性的「道路」。既然身邊的一切都是被定義,被建構的,那何不自己重新建構意義?而既然「我」可以是自己意義的立法者,那為什麼不可以用「我們」取代「我」,成為意義與生活的建構者,而不僅僅是既有經驗道路的消費者和複製者?

往往,我們不敢邁出第一步的恐懼,來自於不知道離開平日的「安全空間」後,未知中會有什麼。因此,我們必須用廣義的「知識勞動」,自己成為成新空間中文化、知識的創造者。立足于自己的勞動創造,所面對的就不是完全未知的虛空。也只有人們走出各自的原子領地,在新的共同體裏創造不一樣思想的要素,才能看到建構新意義的可能。如果說中國年輕的精英一代有什麼歷史責任的話,那便是是從國家-資本手裡奪回社會組織與意義感,改造文化,讓它不再是對既有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複。而最終,生活的詩意,將體現在被實踐的未來,而不在已解構的過去。

(星荃,心理學學士,社會學博士候選人,「一個幽靈」寫作小組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