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書摘.陳映真

不需掌聲陪伴的陳映真:選讀季季《行走的樹》

從年少到年老,陳映真始終堅持着一條自己想走的路。


2001年3月,參觀浙江紹興魯迅故居時,陳映真執筆寫下:民族宗師、半生向往。
2001年3月,參觀浙江紹興魯迅故居時,陳映真執筆寫下:民族宗師、半生向往。攝:季季

【編者按】台灣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赫然逝世,回顧其一生,其文學創作、政治立場或是創辦《人間》雜誌,都離不開知識份子對社會的人道關懷與鬱結。他說:「我的命運非常脆弱,我必須要創作,成為一個作家。創作,是為了保衛我所見到的這些人。」台灣、中國、第三世界國家,無一不是他關心與書寫的對象。

以身成就左派知識份子的範式,既樹立華文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的模範,也創立台灣鄉土文學工農兵以外的風格。種種的堅持使陳映真一直被誹議、爭論,但他仍「橫眉冷對千夫指」地走在他所嚮往的道路,不需掌聲與讚美,繼續前行。

以下節選自《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訂版)的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3.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獲季季授權刊出。

《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訂版)

出版時間:2015年7月
出版社:印刻出版
作者:季季

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我隨台灣文化界一群朋友去河南省參加文化旅遊活動。陳映真夫婦也從北京去參加。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大型的公開活動,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主辦單位特別備了一輛小巴,讓他與醫生、護士、志工及醫療器材同行。參觀一些範圍比較廣的景點(如龍門石窟),他必須時常坐着輪椅。走訪紅旗渠時,山徑狹隘崎嶇,輪椅無法推行,他仍堅持同去,拄着拐杖慢慢端詳;護士、志工、麗娜前後隨行,醫生在附近小巴待命。那兩星期的行程,對體弱的他是夠辛苦的,吃飯還得被請去主桌陪主人應酬。麗娜不喜歡坐主桌,偶而過來與我同桌聊天,才知他們到北京一個月還住在旅館裏,因為人民大學配的宿舍還在大整修;「聽說還要一個多月呢。」麗娜不滿的說。

九月十七日,黃春明收到陳映真來信,簡單告知已搬進新家,當晚春明太太美音轉告我陳家新電話,我立即打去道喜。麗娜說,新家位於朝陽區中站里,房子在三十八樓,三房兩廳,還算寬敞,「你們以後來北京就住我們家……。」我說,想跟永善講幾句話,麗娜說,醫生囑咐他必須躺着,不方便來接電話。我問怎麼啦,麗娜說:「摔跤了啦,這房子新鋪的木地板,漆得太亮太滑了,我叫他走路要扶着牆壁慢慢走他就不聽,從房間出來就在門口滑倒了……。」

原來已經滑倒一個多禮拜,去看過骨科,照過片子,說是脊椎中間兩節挫成一節,必須靜臥不動,慢慢等待復原。

他的心臟不好,又有高血壓,也許不止因為地板太滑,可能腦中風導致身體失衡。我這麼揣測着,卻不好意思說出口。就讓他照醫生的囑咐靜養吧,過一陣再打電話去看看是否好轉些。

過了大約兩星期,電話已經沒人接。其後每隔幾天再撥一次,電話依然空響。十月十四日下午,某報記者來電話:聽說陳映真在北京病危了妳知道嗎……?十月十五日,各報大篇幅報導他二度中風,嚴重昏迷,已在北京朝陽醫院插管……。 時近中午,林懷民應該起床了,我急着告訴他消息,幾次打他手機都沒回應。三個多小時後,回電來了:「季季,我知道了,我在丹麥,不要再打來,電話很貴。」—他的聲音疲弱,也許哭過了。

「林懷民把他的偶像陳映真,珍藏在心底四十年,不時回味,左右推敲,終於在二○○四年的九一八,把陳映真的小說從幽微的角落,推向了燈光明滅,車聲隆隆的舞台。 雲門舞集《陳映真.風景》首演的日子,你在舞台上看到的,也許是紀律和技巧,也許是意念和意象。但是在那一片白的紅的綠的黑的風景裏,我還看到了一種清澈的溫暖和鼓舞,那是林懷民對一個堅持寫作的靈魂的熱情擁抱。我也從那傾斜的山坡,浪漫的探戈與巨大的撞擊聲中,看到一條讓我不時回首的路,一段讓我終生緬懷的時光;那些只能在記憶裏傾聽的笑聲和話語,喟嘆和眼淚,驚恐和怨恨,如今都與我的血肉合而為一了。……」

這是我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發表〈林懷民的陳映真〉起首的兩段。

九一八那天晚上,國家戲劇院坐了兩千人,陳映真聽到的掌聲,可能是他寫作生命中最多的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陳映真其實是不在乎掌聲的。從年少到年老,他始終堅持着一條自己想走的路。一九七五年七月出獄後仍不改其志。他入獄前深愛的裴四小姐,協助他回到職場,進入溫莎藥廠工作,後又繼續秉持理念寫作。溫莎也是「美帝」公司(和他入獄前上班的輝瑞藥廠相同),辦公室在忠孝東路四段的大陸大樓。那幢大樓高僅十一層,卻是台北最長的大樓,裏面有無數家跨國公司。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背景原型即是大陸大樓。我去《聯合報》服務後,偶而在附近的大陸大樓一樓西餐廳見到他,他都假裝沒看到我。我知道那是他對《聯合報》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不滿;同時「楊蔚的陰影」也還橫在我們之間。

一九七八年三月,他同時發表〈賀大哥〉與「華盛頓大樓」之一〈夜行貨車〉。出獄後首次發表作品就是兩篇,震動文藝界與出版界。一九八○年初我轉去《中國時報》服務後,因為編輯事務偶而必須跟他通電話,那年八月讀完「華盛頓大樓」之三〈雲〉,我在電話裏開玩笑問他,「你這幢大樓要蓋幾層啊?」他在那頭輕輕的笑了,「呵呵,十二層。」—呃,比大陸大樓高一層咧,就慢慢的看他起高樓吧。

然而,他的回答也是玩笑的吧;「華盛頓大樓」只蓋到第四層就停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發表〈萬商帝君〉後,他轉而書寫在獄中見聞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故事;陸續發表了〈鈴鐺花〉、〈山路〉、〈趙南棟〉。

那些年是他生命的高峰期,除了持續發表小說,也在一九八五年創辦以報導文學為主的《人間雜誌》(1985-1989),並請一向熱心推動報導文學的高信疆擔任總編輯。一九八○年我從《聯合報》副刊轉到《中國時報》副刊即是高信疆邀請的。他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卸下「人間」副刊主編之職赴美遊學兩年,返台後陳映真即找上這個「紙上風雲第一人」,於十一月創刊《人間雜誌》。高信疆大我半歲,「人間」副刊同事都尊稱他高公。他委婉的告訴我,《人間雜誌》的主要人力是報導文學寫手,大多在外面奔波於各地採訪,希望我去幫他做些稿件整理、修飾、代筆及座談會文字記錄的工作。他也特別說明,《人間》經費有限,我去幫忙做這些是義工,沒有報酬的,我一口答應了。

高信疆是夜貓子,習慣晚上工作,我常常從大理街的「人間副刊」下了班,十點半坐計程車去和平東路的《人間雜誌》,十二點多甚至一兩點再坐計程車回永和,與陳映真見面的機會不多。偶而遇到他弟弟,大概是映朝吧,會對我笑着鞠個躬,「謝謝哦。」

我很樂意去做《人間雜誌》義工。其他人可能以為我是去幫高信疆的忙,只有我自己知道,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彌補對陳映真的虧欠。但這是說不出口的。一九八七年六月,陳映真在《人間雜誌》發表〈趙南棟〉,我以先讀為快的心情仔細拜讀五萬多字原稿,並選出其中第二節「趙爾平」約兩萬字在「人間副刊」轉載發表;一方面幫《人間雜誌》做宣傳,也讓陳映真有些稿費收入。

那一年,陳映真五十歲了,可能因為應付《人間雜誌》的編務與業務太忙,寫完〈趙南棟〉沒空再仔細修飾,我發現其中有不少敘述邏輯錯誤:包括人名、年齡、情節前後不一的問題。我的讀稿習慣六親不認,像陳映真這樣的名家,更應在編輯作業時嚴格把關。當時他恰好出國開會,我用《中國時報》的電話打去香港,把每一個前後不一之處指出來,讓他了解如何修改,是否同意……。

如此弔詭的,通過〈趙南棟〉這篇五○年代白色恐怖小說的越洋修改,我與陳映真之間那道「楊蔚的陰影」消失了。後來他每次見到我,都要張開大手擁抱一下,「妳是全台北最好的編輯。」—我不敢以此自豪,只是如實轉述他的用語。

一九八九年九月,《人間雜誌》因不堪虧損停刊,他繼續經營「人間出版社」,同時也還兼任首屆「統聯」主席,活動重心漸漸移往大陸,「統派」標籤更為明顯,引起不少「獨派」和本土派作家的非議。

以陳映真的文學成就,獲得「國家文藝獎」應是實至名歸。然而,一九九七年後兩次被推薦都錯身而過。據說是獨派評審委員反對「那個統派的」;某委員甚至一開始就把他的案子往旁邊用力一放,大聲說道:「阿這個統派的,放一邊去就好啦……。」—在那個評審文學成就的場合,評審評的不是他的文學,而是他的政治意識。

這些從評審委員溜出來的小道消息,輾轉流傳到海外,也引起一些既非統派也非獨派的文學人士之非議。其中之一是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二○○一年開始頒贈的「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該獎兩年舉辦一次,獎金一萬美元,十八個評審委員是終身制;據說有些委員不平的說,「台灣不給,我們來給好了……。」

二○○三年,陳映真以《忠孝公園》獲得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二○○四年,雲門舞集演出《陳映真﹒風景》。
二○○六年,陳映真遠走北京,無法歸鄉。



二○○六年五月十四日,黃春明來電告知陳映真不得不遠行的消息,我驚嚇莫名,腦袋旋轉着這幾個字:怎麼會,這樣?

據說是他弟弟做生意需要周轉,向銀行貸款,請大哥做保。這個弟弟曾受「民主台灣聯盟」案牽連,判刑七年,作為大哥的他一直覺得虧欠。他於溫莎藥廠上班期間,好不容易在偏遠的中和鄉南勢角買了個小樓,登記在妻子名下,麗娜一向很尊敬他,聽從他的話拿出土地權狀去抵押作保。然而,弟弟的生意沒做起來,虧欠銀行的貸款不是小數目,沒人有能力幫上忙,還款的最後期限已至,銀行通知五月底要查封房子;五月三十一日恰好是端午節……。「以後他們就沒房子住了,」春明說:「有收入還得按比例扣款還銀行呢,聽說人民大學安排他去做長期講座教授,會配給一個宿舍,他們不得不去北京住了……。」

我們約好五月二十七日去尉天驄家為陳映真夫婦送行。天驄家比較寬敞,有個橢圓形大餐桌,太太桂芝燒得一手好菜,以前她身體好時,年節常請我們去聚餐。二○○五年十二月初,桂芝因「再生不良性貧血」辭世;那年過年,我們三家帶了菜去陪天驄過年。那麼,五月二十七日這天,也兼為陪天驄提前過端午吧。

我們買了粽子,帶了些菜,天驄還做了他最拿手的蔥燒鴨。陳映真神情落寞,吃得不多,說話更少。我們強顏歡笑的說,以後你們在北京有家啦,我們去北京就住你們家啦,聽說北京的秋天很美,我們九月就去找你們玩啦……。

年輕的麗娜倒是比較開朗,說前一陣子快累垮了,整理衣物打包裝運,「他的書又那麼多,好難打包呀。」一個多星期前,好不容易處理妥當,該運的都運走了,本想五月底前就去北京,「是我媽捨不得這個女婿啊,堅持要我們吃了端午粽再走,我們只好把機票改到六月一日……。」

那之間,天驄說起我在《印刻文學生活誌》連載《行走的樹》專欄,已經寫了不少阿肥、陳述孔、楊蔚等等與「民主台灣聯盟」案有關的人、事,陳映真倒是以那宏遠的中音說了一句讓我很感動也很期待的話:

等妳全部寫完,我會寫一篇回應文章。

在台灣,那是我們三家老友最後一次與陳映真相聚。

然後是一個多月後,在河南,我最後一次看到陳映真。

二十九歲開始走向左翼實踐之路的陳映真,大概沒料到所謂的「民主台灣聯盟」的結局,陰魂不散的延伸了三十多年;最後導致他失其所有,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不得不遠離家鄉,去了已經很資本主義化的左翼首都,病倒在那裏,失去了語言,失去了寫作能力。

我也已經了悟,他所允諾的「一篇回應文章」,不可能得到回應了。

足堪告慰的是,他早已一字一句的建構了自己的文學城堡,那是他「永遠的國」,誰也無能摧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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