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九七回歸以降，香港從殖民地轉為中國的邊陲之地，重新思索着自身的主體性，也使社會充斥着各種探討本土文化的公共論述。邊陲有自己的聲音，同樣地，中央也有。在探求自身定位與獨特性的同時，或許，我們更應該暫停腳步，聽聽中國對香港的理解與認知。香港浸會大學駱頴佳博士在其碩士論文回顧爬梳了過去五四運動至九七回歸，中國人民以香港為題的影視、文藝創作，嘗試理解中國人是如何以不同的國族論述來理解「香港」——作為一個「親密的他者」。今由印象文字翻譯成中文出版，駱博士也補充了九七至今的觀察，讓中國對香港的文化論述更為完整，也點出了回歸前後的轉變。

這節選部分帶出回歸初期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國族主義者，視香港為一個高度消費城市——充斥着各式玩樂與生活風格濃厚的商品，只要維持經濟的繁榮，香港便仍會認為自己「自由」。認知與現實的差異，與後來一連串的社會議題爭議有脫不了的關係。重新了解中國如何認識香港，或能找出未來可行的路向。

德國哲學家尼采在《善惡的彼岸》說道：「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駱博士在新書書序中提到，當今香港社會着眼於與中央政權斡旋，而不自知地跟隨了對方的邏輯運作。這書的出版或能成為一種善意的提醒，香港不只是「中國香港」，也能是面向東南亞、亞洲，乃至世界的香港 Hong Kong。

以下節選自《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的第五章〈快感的回歸政治：新自由主義國族論述中對中港融合的想像〉，獲印象文字授權刊出。

《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印象文字
作者：駱頴佳
譯者︰黃大業

香港：新自由國族主義者的消費樂土

在新自由國族主義者眼中，多元混雜及消費不再是萬惡的，反而成為中國新生代的消費樂土。在過往的香港文化研究裏，特別喜愛強調香港文化的多元混雜性（例如早年的陳冠中），認為那種不中不西的雜質，正好對抗強調血統純粹論的同質化國族主義。

被國族主義者「消費」的香港混雜性

當然，香港文化帶有多元混雜性是一回事，但如何將之轉化成一種顛覆國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資源，卻是另一回事。而聰明的新自由國族主義者，亦會轉而「消費」這種多元混雜性，嘗試淡化它的政治顛覆性，並將之轉化成某種消費的多元選擇，以此證明九七後的香港仍是「自由」和「文明」的地方。但正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言，新自由主義社會都愛推崇一種多元的消費選擇，但當中未必真箇是多元，因所謂多元選擇，往往只是同一東西的變種，例如可樂有健怡可樂、無糖可樂、雲呢拿味可樂、櫻桃可樂……

此外，新自由主義社會往往將「自由享樂」視為某種控制性的道德律令，即不斷鼓勵人消費，令人覺得自己能「自由」消費多元商品，乃代表着擁有真正的自由精神，殊不知這只是倒錯的偽解放（perverse pseudo-liberating），將一種壓制自由的法則，裝扮／倒錯成一種「偽消費自由」，以生產一種以為自己「擁有自由」的幻覺，這終究只是權力體制的把戲。當然，很多人並非不知道這種「偽消費自由」的虛假性，但他們大部分人卻如齊澤克所言，「他們知道，在他們的行為中，他們在追尋着幻覺，但他們依然我行我素」，自欺地過着一種潔身自愛的犬儒生活（某些香港人被叫作「港豬」，便是這類錯以為可以自由消費就代表擁有真自由，並抗拒一切政治改革的犬儒主義者）。

新自由主義社會都愛推崇一種多元的消費選擇，但當中未必真箇是多元，因所謂多元選擇，往往只是同一東西的變種，例如可樂有健怡可樂、無糖可樂、雲呢拿味可樂、櫻桃可樂……

為了證明回歸後一切不變，香港人仍然擁有「自由」，新自由國族主義特別強調消費上的享樂自由（言論自由在回歸後日益收窄、傳媒在自我審查、政制改革裹足不前等則沒被看在眼裏），好證明香港的日常生活在九七後沒有改變。在另一套2007年由深圳衞視拍攝的紀錄片《魅力香港》之中，香港就被想像成一個多元混雜的消費城市。這部紀錄片是回歸十年後製作的，目的是為了加深深圳和香港兩地人民的了解，且嘗試建構內地人對回歸後的香港的想像。

香港人：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典範

當香港人正在擔心在中港融合之中會迷失自己之際，《魅力香港》卻從經濟角度，肯定中港融合的互利性。《魅力香港》文字版的序言便寫道，「近10年來，因為祖國的繁榮穩定，香港與深圳在人員、資本、商品、文化等方面的往來和交流日益頻繁、不斷深入。尤其是近年來，深港兩地因為自身發展的需要，正在進一步嘗試優勢資源上的互補和更為密切的合作。它將使深圳和香港共同成為珠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樞紐和橋樑，從而大大提高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形成深港雙贏的局面」。這是新自由主義十分典型的論述，即以市場的開拓為大前提，以利益作為中港融合的基礎；當中雖有民族大義的成分，但新自由國族主義者比以往的中國國族主義者更加務實，一切以互利雙贏為目標。

以市場的開拓為大前提，以利益作為中港融合的基礎；當中雖有民族大義的成分，但新自由國族主義者比以往的中國國族主義者更加務實，一切以互利雙贏為目標。

《魅力香港》將香港視作樣板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並以此作為敍事的切入點。紀錄片開首是這樣介紹香港：「香港實行自由開放貿易政策，從上世紀中業開始，香港逐漸成為全球知名的國際航運中心、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維多利亞港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世界500強企業和全球最重要的銀行大多數在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2006年，香港GDP總值達14722.9億港元，與一河之隔的深圳GDP之和佔中國GDP總量的八分之一。」2016年，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更將香港的本地經濟及教育，接連中國「一帶一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好配合官方的對外政策。因此，香港在新自由國族主義論述的高度肯定下，被介紹各種消費生活便顯得更合情合理了。

片中所見，香港人的唯一身分，彷彿就是追逐潮流的消費者身分。其中一位影片撰稿員寫到，「文明在香港也是一種時尚，港人身上的小小手機就最具代表性」；「每當面對時尚狂潮的時候，你要有健康的心智和靈敏的嗅覺，不要讓時尚牽着你走，而是爭做一名能駕馭時尚浪潮的人，這正是港人的聰明過人之處」；「身材健美適度是香港人身形的一大特點，不知是刻意keep fit，還是常年飲食習慣所致，總之多數港人是苖條的，極具時尚身形的」；「在各項香港美食中，都能看到很多香港人的特質：隨處可見的茶餐廳，就是香港人勤快、忙碌的生活的寫照；而那些價格昂貴，裝潢奢華的西餐廳，則體現了港人對生活品質的嚮往，以及對於浪漫的追求」。由此可見，「愛消費」乃是香港人的主要特性；而所謂「文明」的香港，又僅僅只是「時尚」。

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沒有所謂先驗的主體，只有透過身體的規訓及轉化，主體才得以「構成」。從這類新自由國族主義的論述裏，香港人就是一群被自由消費社會規訓得相當成熟的消費人：他們的身體及心智，已被消費社會規訓成一種能駕馭各種潮流符號、並接受各類消費法則（苖條身形）規訓的消費人，而所謂「文明」的體現就只是各種消費體驗。是以，這類論述表面上是在介紹香港，實際上卻是召喚內地人學效港人，好叫他們規訓自己成為一個像香港人的新自由消費主體，以完成新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文明大業」。

從這類新自由國族主義的論述裏，香港人就是一群被自由消費社會規訓得相當成熟的消費人：他們的身體及心智，已被消費社會規訓成一種能駕馭各種潮流符號、並接受各類消費法則（苖條身形）規訓的消費人，而所謂「文明」的體現就只是各種消費體驗。

九七回歸後，中國民族主義者仍是用英國殖民者的目光（the colonizer’s gaze），把香港人視為一純消費的經濟主體。正如羅永生指出，中國「為了安穩人心，平穩過渡，也對殖民地的過去諱莫如深……在與英國人同一調子地讚揚香港經濟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國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為一群『經濟動物』，只是今後要令香港人懂得『飲水思源』，承認『祖國』一直以來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貢獻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榮安定。」這正是之前所指的，香港回歸後根本不意味着一種真正的解殖，反而是再殖民，因北京仍是沿用過往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及政治框架來管治香港人。

透過貌似客觀的紀錄片，新自由國族主義者不斷擴散及深化香港這一純粹的消費城市的形象，且更規訓內地人以一種如厄里（John Urry）所言的「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來觀看香港人。今天內地自由行旅客來港，除了消費之外，便彷彿沒什麼事情可幹，這與上述提及的這類內地媒體的「香港想像」不無關係。

商品拜物教的倒置：消費自由即生活自由

自此，香港的中西混雜，不再是不道德的民族背叛，反倒是中西文明的結晶。正如片中一位創作人說道：「踏上香港的土地，能夠很強烈地感到香港文化根植於中華，深受5,000年中華文化的熏陶；與此同時，她處處又存在着西方文化留下來的烙印，從而造就了香港中西文明交融的獨特風貌。」

香港的中西混雜文化，在以前的五四國族主義者眼中，代表着對國家的不忠，甚至是一種向西方投誠的賣國文化。但在新自由主義的國族論述裏，混雜文化卻是某種崇高的文化和文明體認，甚至令人想像香港為狂喜的「風情萬種的國際大都會」，而不是以前叫人「憂鬱」的殖民地都市。

在節慶方面，「在香港的法定節假日中，不僅有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還有西方的一些宗教節日帶來的休閒與享受，不同的節日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涵義和精神享受，使香港人的生活豐富多彩、融會中西」；在飲食方面，香港的「飲食文化為東方文化及西方文化的交匯所在，發展出了一個糅合中國菜和西餐的飲食習慣，因而被譽為『美食天堂』……這些外來飲食文化也豐富了香港本地飲食文化……香港的美食，就是這麼風情萬種，這麼迷人」；當中「『鴛鴦奶茶』可能算是『最港式茶餐廳』的飲品，最具體現香港融匯東西文化的地方特色」。

香港的中西混雜文化，在以前的五四國族主義者眼中，代表着對國家的不忠，甚至是一種向西方投誠的賣國文化。但在新自由主義的國族論述裏，混雜文化卻是某種崇高的文化和文明體認，甚至令人想像香港為狂喜的「風情萬種的國際大都會」，而不是以前叫人「憂鬱」的殖民地都市。但正如之前的分析所指，新自由主義國族論述將香港的多元／中西混雜的消費生活等同於惟一的「自由」，視港人為一群精於拜物的消費者，無視他們對政治或言論自由（各種公民權益）的訴求。

新自由國族主義者變得自信滿滿，不但不視混雜香港為一種感脅，還蠻自信地認為可給這個混血的、有點外國風情的孩子可能連做夢也沒想過的機會，而此際中國的「自由」和「開放」，正好與「自由」的香港融合。

這種視而不見本身，就是齊澤克所指的由商品拜物教倒置而成的幻覺，一種意識形態對現實的幻覺式建構。這裏所提到的「混雜」，只是一種空洞及浮動的能指，供新自由國族主義者任意使用及「消費」，以此來「引證」香港在九七後仍然安定繁榮。新華社記者曾這樣引述西方傳媒的看法，藉以印證中國的成就：「此時此刻，中國內地正變得日益自由和開放，可以給予香港——這個混血的，有點外國風情的孩子可能連做夢都沒有想過的機會。」新自由國族主義者變得自信滿滿，不但不視混雜香港為一種感脅，還蠻自信地認為可給這個混血的、有點外國風情的孩子可能連做夢也沒想過的機會，而此際中國的「自由」和「開放」，正好與「自由」的香港融合。當然，他所指的「機會」，就是中港融合能帶來各適其適的經濟商機，例如自由行。

新自由國族主義者的自信，明顯地，是建基於一種由經濟帶動的民族自信，以為可以用國家的經濟實力，收服香港這個他者。但對於本土意識漸濃的香港人來說，這只是某種吞噬本土經濟及文化的經濟殖民，而今天憂鬱起來的反而是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