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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行的菁英自我批判,失落的交談藝術

對於今天美國大選後風行的菁英批判,這本書實在合適不過,他反映了菁英們的心態仍舊精英,這本書與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與Alain Brossat的《傅柯/危險哲學家》對讀,特別有意思。


【編者按】本書題目《菁英的反叛》極盡挑釁之能事。作者Christopher Lasch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社會評論家,他說從前被認為會威脅到西方文化社會秩序與文明傳統的是「群眾的反叛」——群眾討厭義務,不明白超越的文明與理想,他們沒有對知識的驚奇與尊敬;而菁英本來的義務,就是要為文明定下標準,傳揚堅苦卓絕的理想。然而在今天,那些本來屬於群眾的缺點,全部被菁英所繼承了。菁英們「背叛」了他們的推動文明的責任,成為了專業的知識工作者與管理層,他們以專業的符號術語代替普羅的日常語言,醉心學院象牙塔內的文章遊戲,把自己隔絕於公共知識受眾,遠離現實世界。

這種說法聽來熟耳不過,正是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下任總統後媒體界不絕於耳的說法——菁英們手握權力而傲慢,漠視普羅大眾的觀點,大家已經受夠了,因此,知識菁英們往後要做的是教育工作,更好的教化群眾文明社會該有的規則。這本書的題旨既延伸了薩依德傅柯對知識分子的批評,卻也同時落到他們的批評之中。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菁英分子繼續自詡高人一等,把自己與普羅區隔成兩個階級——「我們」是教化者,「他們」只是被動等待改造的野蠻人。Lasch的說法,並沒有真正走入邊緣,從鄙民的角度思考,也沒有發現他們當中的反抗潛力與知識。

對於今天美國大選後風行的菁英批判,這本書實在合適不過,他反映了菁英們的心態仍舊精英,這本書與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與Alain Brossat的《傅柯/危險哲學家》對讀,特別有意思。

然而,這次書摘的內容卻是書中一篇名為「交談和是公共藝術」的章節。Lasch說到,我們當下的社會缺乏促成跨階級對話的地方,這些地方是「非正式的聚會場所」,簡單點來說就是像咖啡館,公園,社區活動中心,人人會到的雜貨店之類的地方。這些地方充滿了交談,也讓我們接觸到性格志趣迥異的人們,無拘束地暢言,而不像「公民社會」所謂「自由結社」一樣每個小群體充滿著相同興趣分享著共同思想語言的人們。要讓「菁英們」了解真正的社區而非在強化傲慢偏見,也許他們也該多到這些地方走走,更重要是放下教化的心態,嘗試理解與學習——「社區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

以下節選自本書第六章「交談和是公共藝術」,獲「商周出版 」授權刊出。

《菁英的反叛》

出版日期:2014年04月
出版社:商周出版
作者:Christopher Lasch
譯者:林宏濤

交談和公共藝術

如果說,菁英們只和他們自己人講話,其中一個理由即在於缺少一個促成跨階級對話的機制。公共生活需要一個背景,讓人們平等相遇,不分種族、階級或原籍地。由於公共體制的式微,從政黨到公園以及非正式的聚會場所,交談和知識的生產一樣被專門化。各個社會階級以他們的方言和自己人講話,外人則不得其門而入;他們只有在典禮的場合和國定假日裡才會彼此交談。遊行或其他大型表演也無法彌補非正式聚會的貧乏。原本似乎和政治以及公共藝術扯不上邊的酒館或咖啡館,為那些讓民主成長的街談巷議提供了一個好地方,但是現在隨著社區的聚會場所被商店街、速食店和外賣給取代,它們也有銷聲匿跡之虞。我們的飲食漸漸和節慶儀式無關。它變成完全功能性的事:我們總是吃得很匆忙。快節奏的生活習慣讓我們沒有時間或空間好好交談,即使是提倡生活空間的城市裡亦然。

充滿了交談和咖啡館的城市

一般認為愛默生不會很喜歡城市,但是他曾經說巴黎是「世界的社交中心」,又說它「最重要的優點」在於它是個「充滿了交談和咖啡館的城市」。尤有甚者,愛默生很重視孤獨的價值,但是他也承認社交有「莫大好處」,他在〈社交和孤獨〉(Society and Solitude)裡說:「和第一流的人物交遊而弦歌不輟,是一件絕對不會失去浪漫的事。」

吉姆.史利普(Jim Sleeper),《最親密的陌生人》(The Closest Strangers: Libe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New York)的作者,把城市裡的社區稱為「公民文化的坩鍋」。史利普指出,社區的成人變成年輕人的模範,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為教養者、守護者、鼓舞者、傳承者、隊友、情人、朋友。而這些角色是城市市場僅能間接回報的,如果它能回報的話」。用愛默生的話說,和第一流的人物交遊,讓我們得以一窺家庭和朋友的鄰近視野以外的開闊世界,窺見「浪漫」。如果史利普是對的,它也會讓我們學到公民生活的重要德行:忠誠、信任、負責。它以責任去節制浪漫。它鼓勵我們去了解自己,承擔艱鉅的任務,並且對於獻身理想甘之若飴,完全不同於市集裡璀璨華麗卻不真實的滿足感。史利普說,樸實無華、但深邃而長久的滿足,可以在許多場合和不同的活動裡看到,但是「那些世界公民當然會不屑一顧,雖然至少在社區、地區教會或會堂、在附近的小酒館、餐廳、社區活動中心或公園裡,紐約人總是可以看到那樣的活動。」

第三個地方

歐登堡(Ray Oldenburg)的輕快作品《絕妙的好去處》(The Great Good Place: Cafés, Coffee Shops, Community Centers, Beauty Parlors, General Stores, Bars, Hangouts and How They Get You through the Day),也談到那些支撐著社區的生活的非正式聚會場所。非正式的聚會場所(歐登堡稱為「第三個地方」,有別於大型而結構嚴謹的組織,以及家庭和其他小團體)最重要的魅力在於,「任何的等級評斷都是以人的教養為依據」,而不是憑著財富、姿色、侵略性甚或聰明。歐登堡提到一句羅馬諺語:「沒有比下等人爬到上流地位更讓人討厭的事。」他比較社區聚會場所的非正式社交以及職場的階級(在那裡,羅馬的智慧沒有那麼明顯)。另一方面,在「絕妙好去處」裡,「權利是很平常的事」。在歐登堡的經驗裡,「激濁揚清」是「不變的」律則。其次,那精神也會感染到整個街坊鄰居;在和同儕的非正式社交裡習得的教養,即使是常客們離開了他們聚會的地方,也不會忘記它。

在第三個地方裡的教養的增益並不限於該處。酒客們不太會做在吧台絕對不容許的事。在第三個地方漫長隨興的閒聊裡,會對於合宜和不合宜的行為逐一品頭論足。他們不喜歡有人隨身的東西看起來很礙眼,或是把紙尿布亂扔在停車場裡,或是為了不該他的錢而隨時找藉口要告人的道德白癡,或是沒有善盡父母親的責任的傢伙。如果沒有養成某種好惡觀念,你很難成為他們的核心分子。

在心裡問人們會怎麼想,那就是以前所謂「社會控制」的有力動因(那是指社群自動自發的約束力,而不是行為矯正專家或其他專科醫生的權威)。歐登堡認為,因此我們可以絕不誇張地說,「較之於許多號稱美德化身的機構」,非正式的聚會場所「不必大聲疾呼就更能夠提升教養」。

正如這些觀察所暗示的,第三個地方之所以有價值,不是因為「你在那裡度日」,而是因為小酒館、咖啡館、露天啤酒屋和夜店都鼓勵交談,而那正是公民生活的本質。歐登堡說,在非正式的聚會場所裡,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放言高談,而唯一的限制是談話的方式本身。就像愛默生一樣,他相信交談是城市的存在理由。沒有好的談話,城市就變成僅僅是「度日」的地方。

因此,第三個地方是街談巷議的家,一個介於職場和家庭、介於「塵務鞅掌」和「母親的懷抱」之間的聚會的地方。這個語詞讓我們想起自由結社的熟悉領域,社會學家和受社會學傳統影響的社會評論家都很重視它,認為它是個人和國家之間的中介。然而,正如歐登堡所說的,「第三個地方」聽起來像是窮人的公共論壇。它不完全是「自由結社」,也就是為了推動某個共同的目標而組織起來的團體。它也不是一個「生活類型的圈地」,貝拉和其他作者在《心的習慣》(Habits of the Heart)裡用這個詞去指涉以共同的鑑賞力和人格傾向為基礎的非正式團體。你總是可以在第三個地方看到老面孔,但是你也會遇到不速之客,甚至是陌生人。就像是比較大的社區,第三個地方因為地利之便而讓人不由自主地聚在一起。瑪麗.佛萊特曾說:「我們可能比較喜歡某個團體,而不想和鄰居為伍,但是因為相同性而得到的滿足卻暗示了一種貧乏無趣的人格。」另一方面,社區提供了「讓人耳目一新的不同經驗和典型」。或許有人會說,這些差異提供了熱烈交談所需的材料,而不同於彼此的欣賞和不成問題的共識。

重視教養的地方

這種不由自主的聚會給與第三個地方一個類似政治的性格。在這種氛圍下,對彼此的承認是來自於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你的成就,更不是你的銀行存款。佛萊特在一九一八年的《新國家》(The New State)(至今仍是關於社區的政治潛力的最佳作品)裡鞭辟入裡地說:「我的鄰居知道我家後院髒兮兮的,他們並不會因為我是畫家而多麼瞧得起我,但是喜歡我的顏色的藝術家朋友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我的後院是否乾淨。我的鄰居知道我不是第一個有麻煩的鄰居,他們不會因為我的科學研究而尊敬我。」歐登堡認為,自由結社的團體和鄰里的社交的差異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第三個地方」更重視教養,而不是財富或卓越的成就,而教養是最顯著的公民或政治德行。這個觀點使得我們可以主張說,第三個地方的社交以很純樸的方式讓德行和政治生活恰如其分地結合在一起,而遠勝於以自由結社組成的「公民社會」。

它也以另一種方式去獎掖政治德行。它幫助人們克服日常生活裡的某些壓抑和拘謹而稍微「開闊」一些(用歐登堡的空間隱喻來說),但是它也會戳破驕矜自大的氣球。在許多第三個地方裡,人們會把酒言歡,以打開話匣子,但是不鼓勵飲酒過量的傳統也會讓人們說話不致於天花亂墜。只要人們的言詞不會流於裝腔作勢,我們倒是可以隨時聽到珠璣咳唾。交談「沒有那麼壓抑,也比較有興味」,「比較戲劇化」,而解頤妙語也就層出不窮。因為那些地方的常客「都很熱中於交談」,但是他們比常人更討厭「東拉西扯,無論是由於離題的評論,或是因為講個沒完沒了」。

我們不難看到,為什麼「第三個地方」在歷史上一直是時事評論作家、從事各種運動者、政客、記者、革命分子和其他鼓唇搖舌之輩很自然的聚集之處。在現代新聞業興起以前,小酒館和咖啡館(經常在公路旁或大街路口)也扮演媒體的角色,是蒐集和傳播新聞的地方。在極權國家裡,它們至今都維持著這個功能。這個歷史使我們更加有理由去強調第三個地方的原型政治性格,並且猜測說(即使歐登堡不認為如此),參與式民主的沒落和第三個地方的消失有直接關係。當社區的聚會場所被郊區的商店街或私人的雞尾酒會給取代,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交談藝術被職業用語或個人的流言蜚語給取代。漸漸的,交談在美國社會幾乎沒有地位。沒有了交談,政治習性如何(或在哪裡)能夠被養成且磨鍊呢?

巴黎的露天咖啡店,人們輕鬆的在交談。
巴黎的露天咖啡店,人們輕鬆的在交談。攝:Lior Mizrahi/Getty Images

社區為日常生活世界開一扇窗

歐登堡主張說,第三個地方在大城市裡重新創造了小鎮生活的某些性質。有人認為小鎮是無可救藥的褊狹心態,但是歐登堡不認為如此,他讚賞小鎮的自娛能力、樂群的習性,以及為更開闊的世界提供一扇窗子的可能性。他引用了一個婦女寫給他的信,她在大蕭條時期成長於俄亥俄州的小鎮,並且相信「在雜貨店聽到的所有交談」,而這讓她漸漸明白「世界比俄亥俄州的巴克頓鎮要大得多」。她懷疑小時候偷聽大人講話讓她「一輩子都對政治、經濟和哲學頗感興趣」,它們都不屬於家庭的一部分,卻是小鎮社交能力的核心。

如果說在小鎮和郊區裡的社區能培養「一種對於人群的興趣,以及他們彼此娛樂和啟蒙的能力」,如歐登堡所說的,那麼在商店街就很難有這種事,儘管人們把它當作新版的「大街」(Main Street)去招徠顧客。他認為那些主張商店街可以提倡新的社區意識者「根本是無稽之談」。商店街裡住的都是短期居留者以及商家,而不是社區。一個地方性的商會毫不諱言商店街的目標:它「歡迎來購物的人,而不是來閒逛的人」。酒吧和餐廳也是為了高營業額和快速周轉率而設計的。長椅子的不足讓顧客無法在裡頭磨磨蹭蹭。背景音樂取代了交談。歐登堡說拿它和「大街」相比是「不倫不類」;大街上有「各種角色的陣容」,而在商店街裡,卻只有「熙來攘往的不存在的人(nonperson)」。

郊區的生活方式和小鎮或老城社區的對立,其實不在於他們所說的提倡什麼社區意識,而是在於對於社區的「批判」,他們主張說,小鎮和城市社區的是狹隘的、種族中心主義的、對外來者很猜疑的,而且無法容忍「差異」(歌頌差異已經成為學術上的「後現代主義」的指標)。佛萊特說,她在讚美社區的優點時,反對者會「立即鳴鼓而攻之」:

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話題特別容易激怒他們。他們會直接認為我是要他們困守社區,把他們密封起來;他們認定我是要以社區去取代任何其他的接觸形式。他們對我說社區的生活有多麼可憐,而我必須聽他們講一堆社區惡行惡狀的故事,從閒言閒語到堅決的聯合抵制。他們說,社區的團體充斥著排擠和褊狹的觀念;在範圍比較大的團體裡則沒有這種事。

而對於社區最強烈的控訴,則是說它壓抑女性。歐登堡的第三個地方大部分是清一色男性的場所,而光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讓認為任何形式的性別隔離(除了解放了的婦女的自我隔離)就等同於性別不平等的人們譴責它。歐登堡並沒有迴避這個控訴。他承認「第三個地方傳統的男性主導地位」,但是他認為,以前的女性有她們自己的其他聚會場所,而性別的隔離是有幫助的。例如說,它讓男性和女性不必把所有情感的期待都寄託在婚姻上面。歐登堡說,損害同性的社交活動的,不是婦女運動,而是一個新的而「基本上有缺陷的」婚姻關係的理想。就像商店街一樣,婚姻裡的「夫妻一體」本質上是個郊區式的虛構觀念,讓人們在私人空間裡尋求所有的情感滿足,而把公共空間視為單純的利益交換的地方。儘管歐登堡太過簡化女性和清一色男性的社交活動的長期對立,但是他認為那樣的對立和賦與婚姻超出它能負擔的情感重量的理想關係(許多評論者也都曾提到)有關,我認為是對的。

年輕人的成年禮

他也認為,性別隔離的沒落呼應了一個依據年齡的狡猾隔離形式的出現。他指出,以前的小酒館是「一個讓世代間得以交流,並且鼓勵年輕人擺脫青少年習性的重要地方」。正如那位俄亥俄州的投書讀者所說的,街角的雜貨店也有相同的功能。一般來說,以前的年輕人比現在更積極投入成人的世界。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在輕鬆的情況下去觀察成人。現在則是由一群出自好意的成人,在以教育為目的的環境裡,很專業地觀察年輕人。結果兒童和青少年漸漸沒有什麼機會即興創造他們自己的社會生活,並且利用成人的生活空間。歐登堡指出,郊區的環境(現在也包括城市,除了那些沒落的地區)已經不容易被年輕人「客製化」,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特別設計給年輕人的地方裡,在成人的監督下活動。由成人去規畫他們的童年生活,也意味著第三個地方的沒落,以及「被稱為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的解體力量」的興起。

從社交模式的改變去看,這種生活最典型的性質,在於以選擇和個人偏好取代了非自願性的、因而有點偶然的、不規則的、無法預期的非正式社交類型。在性別隔離的瓦解和年齡團體的隔離的漸增裡,都有這個共同的元素。由興趣和品味相同的成人組成的社交網路包括了男性和女性,但是必然排除年輕人。正如歐登堡所說的,網路「是⋯⋯反兒童的」。它們也是「菁英主義的」,因為大部分的網路都預設了要很有錢並且受過高等教育,更別說要擁有私家轎車了。其次,那些圈子也是用來保護人們「免於隔壁或對街的鄰居的騷擾」。

社區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

即使是現在,個人網路的魅力仍然和在佛萊特的時代一樣,那樣的魅力就在於把自由和個人畫上等號。歐登堡扼要地說明「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所體現的理想,聽起來就像她的朋友們對於社區羅織的指控一樣:

(歐登堡在總結「美國人」的理想時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社群,而它的擁護者讓網路聽起來像是一個先進的社會形式,而不是原子化的產物。他們說,擁有網路者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的興趣和關係都超越了地方性的社區。「網路」自地方的閒言閒語和偏見「解放出來」,可以在更理性而個人的基礎上(而不只是地緣關係)「自由地」選擇他們的朋友。

在一九九四年,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樣,主張「比起沆瀣一氣者的世界主義,社區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的論點一直被忽略。

我們只要比較「第三個地方」和相對立的場所,例如私人俱樂部,就會明白歐登堡想說的是什麼。正如他所說的,俱樂部是排他性的、勢利眼的,並且汲汲於保衛他們的社會特權。他們和社區的聚會場所是「兩極對立的」,而如理察.羅逖(Richard Rorty)在著名的論文裡所書的,這其中也透露了某個「後現代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社會和政治蘊含,亦即他們是以俱樂部作為他們社交活動的模式,而不是「第三個地方」。「中產階級民主的公民社會」(羅逖認為仍然是新的「世界秩序」希望所繫),很像是「被許許多多的俱樂部圍繞著的拍賣場」。羅逖認為,當一個世界打破了民族和種族的孤立,許多不同國籍的人們聚集在不可免的多文化且多種族的集團裡,這樣的世界是無法以共同的文化凝聚起來的;但是一個秩序井然的拍賣場在共同的信念或價值方面則不需要任何預設。它只預設要接受若干程序性規則。價值和信念的衝突並不會阻止生意人「討價還價」。如果他們渴望與生活觀念相同的人們為伍,可以在「白天激烈的討價還價」以後「撤退」到他們的俱樂部裡去。

羅逖的理想世界很接近現實存在的世界,至少在美國如此,而我想許多美國人也願意相信它是所能期望的最好世界。歐登堡的作品讓我們明白這樣的世界少了什麼東西:城市的禮節、愉快的心情、交談、政治,幾乎是一切讓生活有意思的東西。當市場把所有公共空間據為己有,而社交也「撤退」到私人俱樂部,人們就有喪失自娛甚或自我管理的能力之虞。然而只要他們意識到這個危險,就仍然有希望翻轉我們文明的郊區化趨勢,並且還給公共藝術它在事物核心的應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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