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把自己的故事，成為創作的材料，在我腦海中馬上浮現的是英國藝術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自傳性色彩的作品《The Bed（床）》。這件作品，記錄着當時感情不順的浪蕩和絕望，《床》是她的經驗，她的故事，也呈現她最真實的私人情感，為她贏得了當年英國當代藝術最高榮譽「Turner Prize（透納獎）」，因為這件作品直接的引起觀賞者的共鳴，尤其是那孤獨和絕望，赤裸的呈現。
同樣的在黃博志的身上，我看見了他自己和他媽媽最私人、最親密的情感和關係，相較於翠西艾敏的直接和赤裸，甚至用着大大的霓虹燈，直切用文字表達的感受。相較之下，黃博志的情感是細膩、緩慢和隱晦的。如在展場最後一件作品，有一條像是山嵐般稜線的綠色霓虹登裝置，這是關於他移動於檸檬田間，再到台北的距離。他透過一字一句的書寫，親身勞力的付出，隨着檸檬樹的成長和豐收，釀造出帶有柑橘沁香芬芳，但又燙口的檸檬酒。
他的創作，反倒更像是日本的私小說，如韓裔日本作家柳美里的系列作品裏，她以「我」，第一人稱做敘事觀點的寫作手法。透過個人故事，將個人情感書寫出來，那就不再只是私人的筆記，而是有渲染力，有能力乘載時代的經驗，成為關懷社會的材料，引發讀者的共鳴，昇華為文學作品。
藉由書寫母親，看見台灣社會的轉變
近年來黃博志的作品，大多圍繞他和母親。2011年個展《清水里147號》，他藉由聲音、影像、訪談紀錄他的母親，間接反應母親的職業流變，和台灣的社會改革與經濟變遷息息相關；2014年台北雙年展《生產線 – 中國製照 & 台灣製造》則運用母親作為紡織工人的經驗，描繪全球化後，一件衣物的生產是經過縝密成本計算的供應鏈。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工業社會，利用廉價勞力曾撐起一片天，但商人總能找到更便宜的地方，成衣產業終於外移。2013年的時候，這些書寫母親的故事集結成冊，以《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發行。
《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
作者： 黃博志
出版社：無限出版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30日
這次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五百棵檸檬樹：有機檔案》，即是他2013年獲得台北獎《五百棵檸檬樹》計畫創作的實現。他向美術館提案，邀請五百個人的資助，回到鄉下和媽媽一起再一次整理那年久未耕種的田地，重新種下檸檬樹，並以檸檬釀酒作為贊助的回饋。這項計畫，重新連接他、母親、故鄉，以及過往的家族歷史。這段過程的寫作和耕作，不再只是他和母親之間私密的談話，而是過去三、四十年台灣社會轉變的縮影。展覽的作為計畫結果的呈現，藉由檸檬酒作為媒介，將這五百個人連接起鄉村和城市、藝術家和美術館、生產和消費。
檸檬樹的緣起：一對失業的母子
釀酒這件事情，最早是黃博志在菲律賓服兵役的想法，當時想的並不是檸檬，而是香蕉，而且當時他也想要留在當地，但在服完兵役後，原來想像的那片香蕉園，被颱風給吹壞了。不過，當時他也在寫書，常常和媽媽通 Skype 聊天，媽媽問他，檸檬太多了該怎麼辦，「我說可以釀酒，但是數量太少了，那就種一些好了」。
等到回台灣之後，媽媽問：「你不是想要種樹嗎？」
黃博志很坦白的說，其實回台灣也不知道要幹麻，沒有什麼資源，所以從提案開始，在青年策展人許峰瑞2013年策劃的「展•歐德•展」獲得了第一筆錢，釀了第一批的酒，也是開啟檸檬樹計畫的第一個展覽。不過，他用着一種憨厚直率的口氣說，「失業是來自於做藝術的沒有方向，想尋找社會，又尋找不到，所以回歸到最親近的，人的關係，兩個人都失業，失業要怎麼辦，那只好做自己的事情。」
這段過程的寫作和耕作，不再只是他和母親之間私密的談話，而是過去三、四十年台灣社會轉變的縮影。展覽的作為計畫結果的呈現，藉由檸檬酒作為媒介將這五百個人，作為計畫的一份子，連接起鄉村和城市、藝術家和美術館、生產和消費。
不一樣的是，母親的失業是來自於產業的改變和家庭因素，黃博志認為自己找不到方向，也跟着母親回到那個他曾經排排斥的鄉下。他明白母親的改變是逼不得已的，由於家庭的變故、失業等，她別無選擇。在返鄉的過程裏頭，離家多年的農村的樣貌，已經不是小時候想像的，曾經耕種的田地，現在是一片荒蕪。他發現，回鄉的母親，重新開始耕種，她可以從其中找到信心價值。基於這樣的想法，黃博志開始認真的想，有什麼計畫可以幫助母親，同時活化這片荒廢的土地，「起初只是單純、目的性的策略，還有接近她的朋友圈。」他說。
在寫書前，他和母親有些陌生，相處僅止於相處，但寫書的過程中，母子透過對談和聊天，重新讓彼此的感情升溫。他回憶起小時候，母親離家到附近的城鎮的紡織廠工作，工時長，收入又少，而且母親常常帶回許多棉絮，讓他不是很諒解。年輕的他，面對學校調查父母職業，甚至意氣用事的表示，讓他感到不光彩，「父親是農藝，母親是工廠工人，有一種不知道如何闡述他們的價值，有一種尷尬」他有點羞愧地說。後來母親因紡織產業外流，轉到大賣場工作，依然和成衣產業有關。
美術館提案：工廠
成功的募集五百人的資助後，全心投入檸檬樹的栽種和釀酒，但還是有一個問題困擾着他，聯繫自己的藝術家身份，究竟種植檸檬樹釀酒，除了書寫自己和母親外，如何用藝術支持這個計畫進行下去，尤其在有限的資源下進行下去？不過他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空想這件事情，反而是在勞力付出，耕田的過程裏頭，得到啟發。
「在台北辦多麼大的展覽、台北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對他們都是無效的。如果項目在當地可以運作，種植的銷售可以產生循環，大家才敢真正進來參與。聽我作品的理念，看懂或理解之後，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要幹嘛？」
他笑着說，回鄉時，村子裏頭的人只單純的知道他在種檸檬，要釀酒，雖然可以連結了許多當地的農夫，還有好久不曾聯絡親戚朋友們，但對他們來說，看到黃博志的實際操作，才是有意義的。他若有所思的說：「在台北辦多麼大的展覽、台北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對他們都是無效的。如何在當地可以運作運作，種植的銷售，可以產生循環，才真正敢進來參與。聽我作品的理念，看懂或理解之後，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要幹嘛？還是會害怕，希望作品可以思考現實的層面。」種植檸檬樹和釀酒，回到計畫中，不是只有品牌，成就一個商品，而是可以永續的進行，讓更多人參與。工廠在這裏的意義，也是一樣的，現在做的是私釀酒，工廠的理由，是想取得合法的執照，才能真正有「買賣」的行為。
「有循環才能夠向前，就像輪子一樣」他說。
回歸到美術館的脈絡，如何把這些計畫視覺化一直是藝術家的難題。黃博志採取的方法，近乎極簡、非常的乾淨，並沒有太多往常計畫性藝術家慣用的手法，證明做過些什麼，透過文件式、檔案式的展出。走進地下室，會先看到幾棵檸檬樹，以及計畫的簡單說明。在展示的檸檬酒後頭的畫廊裏頭，他選擇把耕種過程裏頭所用的工具、為了栽種所移除的相思樹、死掉的斑鳩標本和一些器具等，去建構一個彷彿是在檸檬樹園裏頭旁的工寮小屋裏頭一樣。
文字和語言，一直是黃博志作品裏頭，最吸引人的部分，但在視覺主導的美術館空間裏頭，要如何讓人閱讀，除了手冊和牆上的標籤外頭？他把從《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裏頭和檸檬樹有關的節錄下來印在紙上，然後堆疊成堆，宛如一件件雕塑般，散落在展場裏頭，讓人可以隨手拿取閱讀，創造了動線，也呈現了空間感，好像彷彿和藝術家一起走進檸檬園裏頭。
身為計畫創作者，也是勞動者，他拒絕把藝術家的勞動神聖化，「我不覺得，我的勞動有多麼辛苦」，他想探索的是用什麼辦法來紀錄這件事情，可以讓人進入，道出環境的關係，以及怎麼做。他也感到，藝術家介入，有時候會很尷尬和奇怪，而藝術家勞動的持續性，也是他質疑的所在，「紀錄一張照片很容易。但從整個企劃長期來看，照片的紀錄也不是很有效。」在展覽裏頭，人的勞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刻意地被他壓得很低。
「我們都需要聚集在一起，在這個尚未種植的檸檬樹下。」
「我們來種檸檬樹吧！」黃博志在《檸檬樹上的斑鳩》對母親說道，促成了這一段旅程。母親又一次成為他的創作夥伴，這一次在開幕的時候，母親也和他一起在共同創作人上署名。母親的工作在過去影響了他，現在又一而三再而三地捲入，從《生產線》，到《檸檬樹》，成為創作的一部分。他對於這樣子的轉變是困惑和焦慮的，在他媽媽的書寫裏頭，「她應該要制止我，我跟她很害怕，不知道這個演出是否正確。」
這不確定性和懷疑，其實回到了他們倆為何在離開家鄉，到了城市又回到故鄉的疑問。農業是高資本投入，低收益的，要達到規模經濟的時候，才能有循環。母親意識到黃博志從小對藝術有興趣，一路上也支持他，但到研究所的時候，她其實很擔心，因為母親認為從事藝術沒有那麼有保障：參加展覽，動用很多資源，支配過後實質的收益卻沒有那麼多。早期透過投影、視覺、影像、裝置，視角比較單純，到後來計畫性的創作，成為計畫的一份子，母親更加擔心了。
從提案到這次計畫，約莫兩年多。其實能夠去感知到，種檸檬樹釀酒，是從個人情感出發的作品，黃博志在這裏頭，一邊創作，一邊收集物件，二者互相影響着，是雙向的，就像是他早期的影音創作，聲音跟影像是同步創作的「物件和文字互相影響而前進」他說。著實地呼應展覽的標題「有機檔案」，檸檬樹的成長和釀酒，是不斷的在變化的。如同他把檸檬酒帶去國外展演，他藉由酒作為溝通的介質，用來產生簡單的對話，聽着當地人說着他們的農業的處境，產生短暫交流的媒介，提供他書寫的文本，成為釀酒之外的副產品。
從自身家族的書寫，映照着時代的社會和經濟的變遷；再從藝術家姿態，企圖重新建構起農村之間的關係，同時果樹豐收的果實，所釀造的酒，成為一種生產計畫的契約和機制。
即使以藝術型態介入的社會記錄和時代書寫，不如其他方法來的有效和震撼，但每一滴釀造的檸檬酒，有着最誠摯的情感。這個計畫所牽引的人，有可能是你，是我，是黃博志，是他的母親，可能是資助這個計畫的贊助人，是在工業社會中，仍然與土地密切聯繫的每一個人。
展覽：黃博志個展《五百棵檸檬樹：有機檔案》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時間：2016 10/08 – 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