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新毛主義」的說法，可以解釋反腐運動的動力和紀委制度化。但問題仍然存在：習政權的制度化傾向以及未來方向該如何評估呢？
畢竟，不僅未來數年中國政治精英層的人事變動和派系格局面臨重組，如此重大的變化還可能誘使中共再次發生政黨型態的轉型。事實上，六中全會剛結束，一系列官員調動就開始了，「兩江系」終於控制了北京市委、市府的關鍵職位，這批人馬還替換了國安部、民政部等部長級官員。中國和世界都必須面對中共內部新的關係。
政黨再造和新傳統主義
與此同時，洞悉北京政局的觀察家，早就開始預測新的中國政治強人在未來是否會繼續推動修憲，是否會延任，核心與國務院的關係何去何從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追問：中國一黨制下再次樹立核心，是否因人而設？還是說將要形成制度？
理論上，這些追問都涉及到一些最根本的問題，如意大利學者薩託利（Giovanni Sartori ）所追問的，一黨制的政黨「所面對的難題是誰將統治黨本身」。中國的黨國體制到底出現了怎樣的變動，多大程度上扭轉了毛時代黨統治行政、吸收國家的情況？在今天，黨國體制又如何吸收或引導新興的社會力量和社會衝突？這些根本問題既是追問「核心政治」，也是衡量所謂新毛主義是否成型，習和新毛主義關係如何的指針，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如果沿着「組織內卷化」的思路，繼續從歷史角度觀察，便會發現：六中全會對反腐運動的制度化收官，以及過去數年甚囂其上，各種「頂層設計」的制度主義討論，都與毛主義中帶有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式、委員會制恰好相反。現在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價值觀的復甦，以及監察制度的重建方向，更合乎中共官僚組織內卷化的結果——「新傳統主義」。
在安德魯.華爾德三十年前（1986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中，無論毛主義和官僚體系之間如何衝突、各種運動如何影響，貫穿在中國國家和社會關係中的，持久性因素之一，是工人與企業之間的「組織依賴」及其特殊制度文化。華爾德將之稱為「新傳統主義」。雖然這主要用來解釋傳統計劃經濟下國企中的勞動關係，距離今天的現實生活似乎已經相當遙遠，但支持此種關係的土壤，即劉少奇風格的「共產主義儒家」仍然極其強大。
這種「新傳統主義」的今日代表，也許不是習本人。迄今為止他更多述而不作，尚未找到自己的「陳伯達二世」奠定意識形態權威地位。倒是反腐運動的組織者、紀委書記王岐山，以198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背後支持者、改革開放政策重要智囊的身份，在過去十數年間積極地干預意識形態向傳統主義文化轉向，在黨內各種會議上鼓吹民族主義、文化主義和制度主義的論調，甚至罕見地與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彥等美、日知識分子公開對話，談中國道路問題。
也許正是在中共黨內官僚體系深耕多年的王岐山，作為中共「黨鞭」，或二號人物，很大程度上覆蘇了劉少奇意義上的新傳統主義意識形態。雖然他未像劉少奇那樣出版新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卻也與習一道，同樣提倡陽明心學，重視整頓「黨的政治生活作風」。新《準則》保留了與1980年版舊《準則》同樣的黨員要求，「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且更強調所謂「三會一課」的生活、學習制度。
修正毛主義，走向民族主義「新傳統」
換言之，王岐山和新的「整風」，屬於更「親官僚」的新傳統主義，而非原教旨毛主義。同時，與曾經的敵手——另一位公開的毛主義者薄熙來相比，習近平和王岐山都更謹慎地對待民粹式大規模運動，也更注重各種制度主義的建構，可以說，是在清洗官僚的同時再造新的官僚體系。
而且，他們已經明確表明拒絕向西方學習，試圖回到中國傳統儒家價值和制度。這種新版的「中國化」，或修正的毛主義，其所指向，只能是習念念在茲的所謂「偉大民族復興」，如同「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和「一個領袖」所指的，更為關切民族國家的重建問題。
建設民族國家，這是毛時代囿於國際共運而尚未完成的事業，也是傳統的共產黨人與他們曾經的競爭對手——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的區別所在。這一議程從1990年代中後期復甦，從1996年台海危機和1999年中國駐南使館被轟炸所引發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逐漸成為中共唯一有效的意識形態和合法性基礎。
習今年6月造訪塞爾維亞期間，專程為前駐南聯盟使館遺址獻了花圈。而他過去四年的大部分外交行動，如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一帶一路」戰略，甚而對台關係、對香港問題的處理，都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江澤民的政治遺產，保持了中共的意識形態連續性，民族主義也成為他的黨內合法性基礎之一。
只有圍繞民族國家建設，才可能理解習的新傳統主義回歸——對毛主義的修正。我們也才能夠理解他為何致力於集權式的、國家主義的制度建構。而對剛剛才回到民族主義國家建構的中共來說，新傳統主義的回歸，更像是應對若干經典挑戰。
無論華爾德歸納的「新傳統主義」還是薩託利對一黨制的懷疑，都是處理政黨在國家－社會關係中的角色。這一問題也引導着中共在過去十數年極力探索轉型，卻又始終沒有確定形態。
自「三個代表」拋出，中共一度採取了廣泛吸納社會精英的政策，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黨內外要求共產黨轉型成社會民主黨或者人民黨的呼聲，也在21世紀初隨《炎黃春秋》發表謝韜的文章而興起。這一時期，在縣域層次上各種「協商民主」的試驗頗為熱鬧，各式公民社會組織隨維權運動的興起得到相當發展。薄熙來的原教旨毛主義派系（儘管也被稱作新毛主義）也在這一背景下隨中共的寡頭化而興盛，不過最終也與公民社會力量一道，都被新傳統主義的主流力量，分別當做對黨和對政權的威脅而打壓。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性質，是自治和結社；所挑戰的，是政治效忠。
但無論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還是黨內獨立派系，均不見容於追求民族主義認同的官僚政黨。他們也放棄了吸納新興資產階級的政策，甚至拒絕自身的資產階級化。這裏的新傳統主義指向，當然不僅是儒家共產主義，而是張木生在胡温執政最後幾年所鼓吹的「回到新民主主義」，即回到1940年毛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而非與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的合作。
「三個代表」被根本放棄了。
而在網絡代際方面，習近平一代屬於「早期毛主義」的龐大革命後代，他們在1970－80年代晚期毛主義時代隨「幹部解放」回到主流、成為改革開放之初的領導集團。但在1992年後市場經濟的年代裏，他們隨年輕技術官僚的上升和黨內新派系政治的寡頭化而逐漸邊緣化。這一群人，或許才是遠遠超出簡單「紅二代」標籤的紅色官僚集團，他們有強烈的懷舊感，也擁有雄厚的資源網絡，作為最初擁戴習的黨內基本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決定習近平上任，即謝淑麗所說的黨內「選舉人團」。
相對毛主義來說，其上輩，如1940年最早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鄧拓、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深諳黨的「制度文化」，他們既是組織內卷化的主體，也是新傳統主義的主體，既是毛主義的受害者（如劉源和習本人），也能夠輕易地以實用主義的方式對待毛主義。如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既有留蘇背景，也是最早、最堅定的毛主義者，卻親手修正了毛主義，走向實用主義路線。
習的民族主義路線，毋寧是繼承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卻可隨時以毛主義式的、更小型的「不斷革命」手法，轉身對付組織內卷化——對付那些新官僚和寡頭集團。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提供了新的「革命」動力，儘管它是以「改革」的名義進行。
由此，他們才可能再造政黨，以劉少奇式的「儒家共產主義」，結合列寧主義的紀律和組織要求，要求黨內的嚴格效忠，克服官僚主義和派系分化，重新把自身當做民族國家建設的先鋒隊。這也是唯一的國民表達渠道，以民族主義政黨的型態，讓國民實現效忠。
巧合的是，民族國家建設，與這條新毛主義或新傳統主義路線的復甦，在世界範圍內和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之類的事件相呼應。他們都在人民對民族國家的憂慮中，利用民粹主義支持，彷彿不約而同地，在後全球化的動盪時代建立起一個松散的極右政治聯盟。
歷史彷彿回到了1930年代。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