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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歧視變成了僵硬的美國日常?——評布克文學獎得主《Sellout》

Paul Beatty擅長把嚴肅命題化成幽默的玩笑,告訴我們世界並非截然的黑白兩分。


張沅汐:也許保羅・貝蒂的意義就是告訴我們,一切都沒有那麽非「黑」即「白」、截然兩分,一切都沒有那麽簡單。
張沅汐:也許保羅・貝蒂的意義就是告訴我們,一切都沒有那麼非「黑」即「白」、截然兩分,一切都沒有那麼簡單。攝:Sean Rayford/Getty

2016年布克獎由非裔美國作家保羅・貝蒂(Paul Beatty)憑借《The Sellout》一舉奪得。這是美國作家第一次獲得布克獎。這是因為在2014年以前,布克獎只有英國、愛爾蘭和英聯邦國家才有資格參評,不過從2014年開始這個範圍已經擴大到所有用英語寫作、並且作品在英國出版的作家了。

《Sellout》

出版時間:2015年3月
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作者:Paul Beatty

布克獎的初衷希望能夠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在所有英語文學獎項中占據更高的地位。不過此項改制開始以後,也多有批評者認為,這會使得本來已經在英語文化圈(Anglophone culture)占據絕對主流地位的美國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繼續增強影響力,而其他英語國家的作家將會被更趨邊緣化。可見,在獎項改制爭議背後,大家關注的實際上是地緣政治博弈與角力的問題。

保羅・貝蒂的得獎或許是布克獎的一個平衡之舉,它既把自己甄選的範圍擴大到了最大的英語國家——美國,同時選擇頒獎給這部對主流美國文化有着極大挑釁的作品,且又體現了頗為獨立的意識和眼光。

介入種族議題的布克文學獎?

布克獎向來都有鼓勵英語文化圈的少數文化區和移民作家的傳統,諸如曾獲布克獎的魯西迪(Rushdie)和奈波爾(Naipaul)等作家都為當今英語文學做出了別樣的貢獻,極大地豐富了英語文學的面貌,他們甚至使用強烈地方色彩的英語挑戰了日常的標準化英語。保羅・貝蒂寫作所使用的英語同樣融入了特別的嘻哈文化的韻律和色彩。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少數文化是當下重要的政治議題,因此布克獎對此的關注可謂擊中了當下的痛點。

近來對國際文學獎項似乎陷入過於「政治化」色彩傾向,批評聲不絕於耳。而事實上在學院中,從性別、階級、種族等角度切入的文學研究方法論,也是日益泛濫。然若辯證地來看這問題,首先涉及到藝術與社會關係這個老問題,作為對現實進行反叛的藝術,是不是就不能跟現實扯上關係呢?

「諷刺讓人難受,並非因為它在嘲笑,或者它在攻擊,而是因為它通過揭示世界的曖昧性而使我們失去確信。」

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

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早在《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中就回答過這個問題:藝術既是自律的,然而又不是自律的,即,它是無比依賴於「他性」的,也就是無比依賴於經驗和現實材料。第二,一種從文學外部入手的視角和方法論,將文學文本直接化約(reduce)為政治批評的例證,也同樣是走極端的。這會忽略阿多諾所說的藝術的自律性,也就是文本雖然涉及到了性別、階級、種族等話語,但文學本身的曖昧性可以隨時顛覆這些既定的政治話語。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the Novel)中推崇一種具有「不確定性」的小說:「諷刺讓人難受,並非因為它在嘲笑,或者它在攻擊,而是因為它通過揭示世界的曖昧性而使我們失去確信。」 作為一個典型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家,保羅・貝蒂的小說就具有這樣一種顛覆一切確定性的特徵。保羅・貝蒂在訪談中表示自己也不願意為這部小說做出任何解釋。

自從1862年林肯發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以來,雖然有制度和言辭上的保證和承諾,然而抗爭和批判種族歧視的主題,始終沒有在美國社會和美國文學中稍有減退。在如今極其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態中——一邊是後現代消費主義和多元主義文化,一邊是美國日趨單一化的普世意識形態——非裔文學究竟如何同這樣的狀況進行對話?由此形成了什麼樣的面貌?而此次保羅・貝蒂的得獎於我們將有何種啟示?

「種族」不應是一個同質的整體

保羅・貝蒂在發表小說之前發表過一些詩歌集。他的第一部小說《The White Boy Shuffle》就得到很高的聲譽。這部小說講述一個起先住在加州白人區的黑人小孩Gunnar,他有詩歌和籃球兩項才能,覺得自己天生同其他黑人不同。在母親決定舉家遷入黑人區以後,他覺得自己成了其中的怪胎,最終他以自己的詩歌才能成為了當地具有煽動性的政治領袖,一個彌賽亞一般的人物。小說中,Gunnar始終受困於自己模糊不清的身份認同,他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團體。這種設定不僅僅顛覆了向來對黑人的模式化想象,而且質疑了非裔是一個同質化的集體,相反解構了非裔作為一個種族的整體性,也就解構了「種族」這個概念本身。

保羅・貝蒂在2008年發表的《Slumberland》,一部代表了他的藝術風格達到成熟境界的作品。《Slumberland》的主人公Darker是個專做色情音樂的DJ,在他觀看了一部配樂的影像以後,決定上路尋找這位作曲家。從美國走到德國,他找到了那位作曲家,並發現他的曲子可以讓人沉浸入跨種族、跨物種之間的性交。同樣地,這部小說也表明了黑人身份的不確定性,保羅・貝蒂還寫到了德國的黑人文化,涉及了非裔族群的離散(diaspora)現象,也就是將非裔身份認同的探索不再只局限在美國地區,而是從全球的視角來呈現非裔內部的多元化,解構了種族的概念。

這部小說徹底探索了人類社會中「區隔」現象的本質,諷刺了奴役與被奴役的現象、將他人或自己進行區隔和分類幾乎是人們自動的心理需求。

《The Sellout》依然延續了保羅・貝蒂對身份認同不確定性的思考。這回,主人公甚至連名字都沒有——他的名字就只是一個賓詞「Me」,主人公不斷地重複訴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故事的主線具有超現實感,主人公企圖在洛杉磯恢復奴隸制度,並作為一個原告將整個美利堅合眾國告上了最高法院的審判席。但主人公意識流的思考、遊離、獨白和評論完全淹沒了整個故事主線。除了可以看到一貫對黑人刻板印象的質疑:「這可能很難令人相信,但作為一個黑人,我從沒有被偷過任何東西。」,以及諷刺黑人對自己的身份進行本質化和整體化(小說中解構了黑人解放運動史的編撰)。

這部小說徹底探索了人類社會中「區隔」現象的本質,諷刺了奴役與被奴役的現象、將他人或自己進行區隔和分類幾乎是人們自動的心理需求。如小說中所言:「無論在古羅馬還是現代美國,你要麼是公民要麼是奴隸,要麼有罪要麼純潔……」(Be it ancient Rome or modern America, you’re either citizen or slave, guilty or innocent……) 這已經遠遠超越了對種族議題本身的思考,而深入到對人類命運、歷史和時間等宏大命題的思考。

不是光靠喊口號便能糊去差異

周蕾(Rey Chow)在《新教族裔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認為,民族再現與自我再現「是緊密結合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意識形態操作中的」。種族和其他常見分類一樣,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中一種勞動等級制度。這些範疇的邊界都是模糊的,可以流動的,假如以後沒多少黑人能承擔這個等級鏈條上的被投射任務,「那麼他們還會發明一個『白種黑鬼』來承擔」。

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實際是在為一個統一而完整的一元普世主義所服務。在這種文化多元主義的框架下,少數族裔的特殊性被拿出來強調,僅僅是為着佐證其普世理想之榮光和偉大。

正如保羅・貝蒂已經在小說中所表達的那樣,黑人強調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本來就是有問題的,他對此進行不遺餘力地嘲諷。甚至在一些機械化「二元對立」者看來,都誤以為他對黑人有敵意,而他不過是在質疑為什麼要把黑人的身份進行整體化和標籤化。

《The Sellout》不僅嘲諷白人眼中被標籤化的黑人,也嘲諷黑人對自己的美好想象。小說開篇以一種頗為荒誕不經的語調敘述了主人公的童年,他的父親是個瘋狂的社會學家,在從事一項「解放心理學」的研究。他崇敬各種解放運動的英雄,希望用科學實驗證明,只有黑人才能夠用完全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人,肩負了人類解放的希望。他拿自己兒子來做心理實驗,他認為「旁觀者效應」只會出現在冷漠的白人社區。他在馬路上假裝搶劫自己的兒子(身上掛滿了珠寶),認為有愛心的黑人一定會來幫忙救人。結果一群黑人上來暴揍了主人公一頓。

強調自己種族的特殊性來對抗西方霸權,用尼爾・拉森(Neil Larsen)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反向的歐洲中心主義」(inverted Eurocentrism)。他們將外界投射到他們身上的身份給內化(internalised)了。實際上,「白人」從來不會將自己身份進行特殊化,反而叫自己「美國人」。相反,那些「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意大利裔美國人」等等身份標籤,不過都是在確證那條形成等級的鏈條:「他們是朝向未來的,到了那一天,美國就會徹底實現它的普世理想」,但他們這些「特殊性」的存在則證明了,那個「普世理想」從未實現。可以說,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實際是在為一個統一而完整的一元普世主義所服務。在這種文化多元主義的框架下,少數族裔的特殊性被拿出來強調,僅僅是為着佐證其普世理想之榮光和偉大。事實上,少數族裔越是建立這樣的身份認同,越是陷入了一個逐漸失去自己身份的怪圈。這種文化多元主義實際上是非常保守的。

人們到處製造一些漂亮的、撫慰人心的座右銘和口號:「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彷彿「屬於黑人的美國」只需要不斷喊口號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The Sellout》同樣也嘲諷了這種普世理想的虛偽性,在序言中作者調侃地對一種「座右銘文化」進行了長篇大論的討論,人們到處製造一些漂亮的、撫慰人心的座右銘和口號:「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彷彿「屬於黑人的美國」只需要不斷喊口號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在這裏,作者所嘲諷的口號無疑既是指那些「普世理想」,也是指那些被壓迫者在反抗時對普世理想所進行的拙劣模仿。

保羅・貝蒂總是擅長把嚴肅、重大的命題輕巧地化成一個幽默的玩笑。他談到在學校,到處都是對歧視的指控。他回憶當時的經歷說道:「我從來不知道那意味着什麼,人們到底是以什麼標準在評定種族歧視?」那些正義凜然的反抗,那些高舉着標語和口號地追求平等,對他來說,無論如何都有些可疑且可笑。

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經表示,她想要在沒有任何「白人凝視」的情況下寫作,那就不會彷彿有人在指揮她應該要如何寫、應該要如何感受的壓力。保羅・貝蒂對此回應道:不,這簡直像一部純黑人的電視劇,裏面沒有一個白人角色…… 也許保羅・貝蒂的意義就是告訴我們:一切都沒有那麼非「黑」即「白」、截然兩分,一切都沒有那麼簡單。

張沅汐,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研究碩士,研究興趣為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者。

編注:題為編輯所擬,作者原題目為〈保羅・貝蒂:我不知道人們用什麼標準評定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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