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進由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活化而成的「PMQ元創方」，約翰百德（John Batten）立刻緊皺雙眉。「這裏跟原來的保育項目差天共地，變得不堪入目。」他對端傳媒記者嘆息。
57歲的約翰在1992年初從澳洲移居香港，英語已聽不出半點濃重的澳洲口音，反倒偶爾會以廣東話說出地名和人名。居港24年，他自言「香港是我家」，熟悉中西區街頭巷尾的舊社區，更有份成立「中西區關注組」，致力保育本港歷史建築包括「PMQ元創方」，比不少本地人更關注這個地方的過去與將來。
在約翰來港的90年代，這個小城曾被譽為「東方之珠」。但他發現，近年香港陷入急速變化——2014年雨傘運動、2015年政改爭議、2016年旺角騷亂。2016年11月7日，新一波變動洶湧而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通過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釋法，釐定宣誓形式和態度等，引起社會對香港前景的激烈討論。
約翰一直留意有關釋法的新聞，說到近年政治爭拗愈趨熾熱，原本滔滔不絕的他突然遲疑起來：「我真的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是一片混亂。」
在他看來，香港過去的活力和生機，已變成今日的「戾氣和悲觀」。
十年多，政府摧毀了許多香港可愛之處
一次又一次，政府都沒有好好正視這些警號，然後導致了什麼？我們進入了一個很愚蠢的討論，人們乾脆要求獨立。
約翰現時是國際藝評人協會香港分會主席，並創辦了全港最大藝術慈善活動Hong Kong ArtWalk。
他憶述1992年初來港時，正值1989年民運過後，部分香港市民看淡回歸，形成一股移民潮。縱然如此，當年的香港，在約翰眼中仍然充滿活力和生機：「當時乘巴士經過彌敦道，車窗外滿街掛着霓虹燈，霓虹燈就在巴士頂上懸掛，整個城市規劃讓我感受到活力！」
「政府這十年來摧毀許多我們珍而重之的東西，香港可愛之處。」從霓虹燈到舊建築、從自由民主到政制法治，約翰看來，香港政府總是對市民的訴求視而不見，終於將社會一步步推往極端：「2003年7月1日大遊行，人們表達對自由限制的不滿；2006年拆毀舊天星碼頭，人們表達對過度發展的不滿；直到前年雨傘運動，人們要求真普選、反對中國意識形態滲入。但一次又一次，政府都沒有好好正視這些警號，然後導致了什麼？我們進入了一個很愚蠢的討論，人們乾脆要求獨立。」
但約翰始終認為，港獨主張不切實際，也難以引起具思考性的辯論。他精準地指出：「人大釋法的結果，不是單單要針對兩位議員，而是要向所有香港人發出明確訊息，表明獨立的底線碰不得！」
那在他看來，釋法是否反映香港失去高度自治？約翰認為，人大釋法的法律理據含糊，現時應先觀察香港法院如何面對風波，不能就此定論「香港司法已死」。
對司法制度仍有信心，但對於文化及藝術界，約翰倒是覺得前路灰暗。「如果社會接收到的訊息，是港獨的議題不能碰，文化及藝術界或會陷入更嚴重的自我審查。」
2016年4月，構想香港前景、包括獨立和自決等政治敏感議題的獨立電影《十年》，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名單，內地因而封殺電影頒獎禮；當《十年》奪下「最佳電影」一獎後，香港業界部分人士不滿，要求改革評選機制。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原定近日放映兩傘運動紀錄片《撐傘》（Raise the Umbrellas），協會卻在11月初、紀錄片放映前兩周臨時取消活動。協會表示，考慮到映後分享會只邀請到泛民主派講者出席，有違協會無黨無派的背景，才取消放映。
約翰認為，文化及藝術界顧慮到聲譽、資金、市場和跟政府的關係，往往在政治議題上選擇沉默。飽覽藝術展覽的他，對雨傘運動中的旺角「民主牆」難以忘懷：「旺角民主牆上，你看到人們寫下不同的社會問題，旺角街頭巷尾也有激烈的辯論。」但這些「藝術」，業界卻沒有參與，「本地文化及藝術界必須更敢於表態，更敢於表達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生意如常，靜觀其變
北京必然理解到，香港憑着國際化制度才得以成為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所以才一直賦予香港較其他城市更為特別的管治權，所以不會輕易動搖香港市場。
根據政府數字，2015年有約62萬名外籍人士居港，其中在2011年最新一次統計人口資料裏，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人總共有55797人。
本港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一直在亞洲首屈一指，曾跟倫敦與紐約並稱「紐倫港」。不少外籍人士正是看準香港既可作為進入內地市場的跳板，同時又有獨立商業和司法制度而來港發展的，英國人Paul Gardner就是其中之一。
Paul Gardner今年41歲，2014年初從倫敦來港成立會計師樓，短短兩年多，生意已快速從香港發展至新加坡。站在位於中環的會計師樓，眺望窗外的舊中區警署歷史建築群，Paul坦言他不完全熟悉香港殖民地歷史，但香港司法跟從英國，擁有完善而國際化的商業制度，正是吸引他來港的原因。
而早在決定來港時，Paul Gardner已知道香港有「50年限期」，預料到制度會循序漸進改變。正因早有心理準備，即使得悉人大釋法，他也選擇「靜觀其變」，認為不會因一次釋法，香港國際金融基石就盡毀。
人大釋法兩日後，《紐約時報》11月9日發表一篇題為《中國欺凌香港》（China Bullies Hong Kong）的社評，提出香港22年來首屈一指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全靠其獨立法治體系和自由市場，而中國進一步約束香港，會衝擊香港經濟體系。評論繼而提出，中國市場經濟不穩，一旦連香港市場也失去國際投資信心，中國將承受不起這個後果。
身處中環這個國際金融中心，Paul Gardner卻這樣形容釋法後的情況：「生意如常。」他指在現實生活裏，釋法既無影響金融市場，也未有為香港商業制度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北京必然理解到，香港憑着國際化制度才得以成為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所以才一直賦予香港較其他城市更為特別的管治權，所以不會輕易動搖香港市場。」他這樣觀望。
最近，Paul Gardner也有留意，香港有人發起「歸英運動」，他卻顯得有點困惑：「這對英國而言是一個很尷尬的情況，英國怎麼會願意再次拿回香港？」
在他看來，當下的政治風波其實只會為將來增添變數：「假如有人堅持以羞辱北京的手段提出訴求，只會加快北京管束香港。」當本港真正失去「一國兩制」保障的時候，難以排除國際企業遷冊、或激發到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專業人士移居海外，香港將會完全失去國際優勢。
離開，還是留下？
香港是我家。香港的前路，不是只有政府要負全責，也不僅僅是泛民主派議員的工作，因為我們才是人民！我們有責任。
2016年3月，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自1998年以來，首次將香港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根據報告，穆迪考慮到香港跟內地的政治、經濟和金融聯繫日益緊密，加上2017年特首選舉臨近等壓力，損害到港府政策有效性，擔心香港體制長遠失去獨立性。
同年4月，另一間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普，憂慮到中國信貸增長過快，基於中港經濟金融有高度聯繫，因此將香港的展望評級從「穩定」下調至「負面」。穆迪主權風險部高級副總裁Marie Diron早前接受報刊訪問，透露中國風險、施政效率及法制獨立受損為香港致命傷，將觀察1至2年，若有關風險未減，香港勢再被調低評級。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對法制獨立受損的憂慮言猶在耳，香港已再一次經歷人大釋法。
釋法翌日，2016年11月8日，香港司法界發起第4次靜默大遊行，抗議人大釋法，破壞香港司法制度，大會聲稱有2000至3000人出席。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的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亦現身遊行隊伍中，顯得憂心忡忡。
陳文敏對端傳媒表示，這次釋法影響極為深遠，人大在本港法院未判案時就釋法，擔心這種做法會成為先例，日後一旦本港有司法案件影響到中方眼中的重大利益，即使只是商業訴訟，人大都會以釋法來解決。「到時香港法制將會名存實亡，香港將無法維繫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陳文敏說。
獨立公共政策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今年6月發表亞洲福祉指標研究報告，訪問超過1500名香港市民，發現超過7成受訪者認為香港在房屋、政治氛圍等公共政策，變得越來越差；42%受訪者表示假如能夠自由選擇，會遷離香港。
不過對於居港外籍人士而言，1997年回歸至今，美國籍、加拿大籍、澳洲籍的居港人口波幅變動不大。最大一次的變動是：居港英國人在回歸前後曾顯著減少九成。
經歷近來的種種變動，卻未有影響會計師Paul Gardner在港的將來計畫。他指出，既在香港投資前，已具備心理準備面對回歸後的動蕩，亦未見現時風波動搖到香港市場。
來港24年，在文化界工作的約翰則說，他感受到社會彌漫着無力而悲觀的情緒，人大宣布釋法後，他一些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朋友更決定移民。這時約翰神色顯得沉重，承認居港以來，內心首次感到不安定（unsettled）。
「香港也不是一個適合老人的地方。」他緩緩地吐出這句話。
那他會返回澳洲嗎？他卻又堅定地回答：「不，香港是我家。」然後快速從沮喪中振作起來，他彷徘在提醒自己那樣說：「悲觀、無力只是情緒作崇，每個人都有權選擇移民。即使是本地人，也可以只圖這裏的利益，是否留下，終究取決於人們有多少承擔。」
「中國不是本來就有圓桌？為什麼不可以坐下來好好對話？香港的前路，不是只有政府要負全責，也不僅僅是泛民主派議員的工作，因為我們才是人民！我們有責任。」約翰以此總結。
（實習同學陳綺雯對本文也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