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號晚上，新華社受權發布了兩份中共中央文件《新政治生活準則》與《黨監條例》。或許這可能是習近平、王岐山執政以來，對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
「例行化」（routinization）是任何一個魅力型統治的國家和政黨共同所面對的永恆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共同樣概莫能外。魅力型威權的權力，建立在社會在對個人魅力品質及某種特殊使命信仰的認可基礎上。但這種統治，因其個人性而內在不穩定，註定要被日常制度權威取代，這就是例行化或者平凡化。
中共是一個對社會和組織具有高度控制慾，且仰賴國家權力滲透維繫統治的政黨。對它來說，統領擁有十三億人口，領土幅員廣袤的多民族國家，無疑非常需要建立一個如臂使指的官僚行政機構和黨機器。誠如韋伯（Max Weber）所言：「當那些臣服於官僚制控制的人嘗試逃離現存官僚制配置的影響時，一般而言，唯一的可能就是創造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同樣會臣服於官僚化的過程」。
很不幸，習近平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他並不孤單。
早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在延安就透過一系列「整風運動」來試圖克服「官僚主義」、「享樂主義」以及「脱離群眾」的問題，同樣也達到收攏權力、削平山頭派系的作用。可是，毛同樣很早就意識到了黨內整風的侷限性，簡言之無非就是上下交徵、敷衍塞責，彼此相互袒護交差了事。
所以，毛可能是最早在黨內提出「大民主」和「小民主」概念的人——簡言之，「小民主」就是黨內自身透過一系列整頓批評修復的機制，克服官僚主義等問題；而「大民主」則是將那些被劃為「人民群眾」各個階層（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改造後的知識分子）納入到對黨員、黨組織的監督甚至批判中。毛用了一個很形象的詞來統稱這樣的行為——「開門整風」。
事實上，「開門整風」的政治實踐，幾乎貫穿了整個新中國史的前三十年。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控制消滅資本主義存在的物質和社會基礎後，毛重新將目光聚焦於中共黨內自身的作風問題上。而他所採取的方式，就是所謂的「開門整風」，請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民族資本家給黨提意見——這也就是造成後來眾所周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的直接原因之一。
很不幸，這次開門整風，最後變成了毛眼中對中共和新生政權的直接挑戰，最後亦演變成新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樁公案——「反右運動」。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成為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敵人，自此以後再無「知識分子」。
或許是毛深知黨內積弊的嚴重性，加之他本人的克里斯瑪權威與日常制度權威所產生的先天緊張，十年之後他重啟了「開門整風」這個潘多拉的盒子。而這次，他先是利用新生「人民政權」所哺育出的青年，向黨和國家政府開炮，最生動的口號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兩年之後，黨被鬥倒了，學生還在爭權奪利搞派性。失望的毛將學生打入農村，變成上山下鄉的知青。又重新向解放軍靠攏。直到他離開人世，誠如趙鼎新所言，文革中各級黨委被打倒，但是取而代之的並不是一個更為廉潔的政權；被發動起來的百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但是大多數人卻把這種自由用於整人和派性鬥爭。
介紹這段過去歷史，就是為了讓我們看清今天習近平所面臨的處境。如果習選擇「開門整風」，無疑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傳統的階級鬥爭觀，早已經被經濟改革沖刷掉了。作為繼承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政治合法性，今天已經不可能再用階級作為武器，去修理那些「站在門外」的公共知識分子、新社會階層人士、民營企業家。可是他們對中共所能夠提出的意見，同一個甲子之前的黨外人士幾乎並無二致。
唯一可以做的，只能夠回到進一步強化「黨內監督」這條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老路中去；並創造一個新的官僚組織，來克服舊有官僚組織所衍生的種種弊病。因此，這兩份黨內文件或許是「新時期下」這個黨為了克服自身「例行化」所能做出的最好選擇。
相較於1980年版的《黨內政治生活條例》，習近平在文稿起草的幾點說明中即已點明：「30多年來，形勢任務和黨內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果說，當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條例》旨在反思文革給中共所帶來的缺乏黨內民主、個人專斷問題的話，這份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新條例，無疑更加強調的是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兩者乍看有幾分相似，背景和目的卻大相徑庭，從一個去中心化走向集體領導的黨內政治生活，開始走向依靠重構魅力型威權（習核心）來維繫黨內團結統一的老路，也實屬無奈。另外，雖然新條例無處不談「制度」、「機制」，卻仍然跳脱不出毛澤東所講的「小民主」範疇。
韋伯說過：「假如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在達成比資本主義更有效率的程度，這就意味著專業官僚的重要性會更為增加。那些被組織內部所建立起來的新專業官僚的充權和擴張，在長期來看只能進一步增加其官僚化的程度。」
這一切，只有擊鼓傳花，留給下一任掌櫃去煩惱了。
（張可，台灣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