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最後一天，剛遭免除院長職務的夏林清忙碌地穿梭在輔仁大學社科院的辦公室之間，交接工作緊鑼密鼓的進行中。我見到她時，她剛離開一個會議，神情看上去有一點疲憊，但是很平靜，看到我站在門外，她微笑招呼我進她的辦公室。
眼前的這位老人，頭髮花白，身材消瘦，1300度的近視讓她查收公文都很吃力。4個月之前，她幾乎不使用臉書，「我本來真的不覺得自己跟網路（網絡）文化有什麼關係，我巴不得早一點退休，不要再看電腦。」但是在這4個月內，她使用臉書發布了超過60篇貼文。這些貼文中，有向學生喊話的，有回應外界質疑的，也有內心自白和訴說心情的。
之後隨着各方進場，捲入這場洪水當中，她的發文越來越頻繁，其中不乏言詞激烈，像是戰鬥檄文一樣的聲音。而回應她的人們大多與她針鋒相對，貼文多的爬不回一樓。（編按：指貼文多到看不到第一篇留言。）
攪動這場激烈對抗的，是一場發生在1年多前的性侵案。
沒有調查權限的第三軌
2015年4月，輔大心理系（簡稱輔心）的第一屆陸生朱伯銘將要畢業了，在面對人生進路時，他選擇繼續深造，他只填了一個志願，那就是繼續留在輔大心理系讀研究所，這是他投注4年青春人生的地方。師長們對他喜愛有加，帶他進入田野場地，進入社會運動，用輔心引以為傲的實踐方式，帶他了解「最真實」的台灣社會。
左派的立場，貼近底層的方式，讓他成為了一個標榜「左派」的青年。而接受訪問的輔心學生多數以「積極」、「好學」和「熱情」形容他。
但現在休學回家的他已不願意回顧輔大這段經歷，再談起時，他稱之為「黑歷史」。
一切的轉折發生在2015年畢業典禮的那個晚上。朱伯銘在2016年5月29日於自己的臉書上貼出一篇長文（以下簡稱「529貼文」），自述在去年畢業典禮的晚上，他參加完一個活動，回到輔大，聯絡同樣是心理系畢業生的女友巫同學，但是遲遲未取得聯繫。他知道她和朋友們在心理系所在的聖言樓851教室聚會。夜已深，焦急的他前往851教室，想要接女友回宿舍，卻在樓梯口撞見事件正在發生的那一刻。新北市地檢署檢察官日後以「乘機性侵」的罪名起訴了王姓學生。
心理系事發後的半個多月，成立了一個包括系主任何東洪、教授夏林清、其他老師、碩博士生和助教共8人的「工作小組」，這個小組不在校內「性別平等教育」的機制下，成立的目的是想嘗試在體制之外「多做一點」。
何謂「多做一點」？據工作小組成員介紹，在性侵案件中，走入司法程序之後，雙方都只能等待法律的推進，但是這兩位當事人都是系上學生，他們的生活圈高度重疊，不得不去面對人際關係的撕裂，工作小組希望能夠幫助和陪伴當事人走過這段創傷時期。
將近1年的嘗試，到底哪裏出了問題，與此相關的人們，誰都說不出來，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朱伯銘和受害者在這個過程中受傷了，就像受害女生事後所言「受傷的感覺是真的」。
這個工作小組被稱為「第三軌」，它平行於司法和性平機制。小組成立後，訪談和記錄了兩位當事人對於事件的記憶，並且請他們各自確認和簽名。工作小組稱他們與受害學生是「合作關係」，對此，受害人也認同。
然而，隨着工作的推進，特別是當王姓學生的家人為他請了律師之後，王便選擇沉默以對。對於受害人提出的道歉、退學等要求和事件具體細節諱莫如深，工作小組的推進陷入困難。這個不具有調查權限的小組，在一方退出溝通之後只能以一份沒有結論的報告做結，並且將此份報告提交校方性平會。
時任系主任何東洪在今年6月的訪問中檢討工作小組，他認為工作小組既沒有回應到朱伯銘對於正義的需求，也沒有讓王承接和面對自己的錯誤。說：
「小組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侷限性的，但是這個侷限性我現在也說不出來。」
這將近1年的嘗試，到底哪裏出了問題，與此相關的人們，誰都說不出來，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朱伯銘和受害者在這個過程中受傷了，就像受害女生事後所言「受傷的感覺是真的」。
至此，這個嘗試想要「多做一點」的工作小組徹底失敗，朱伯銘和受害者既焦慮又憤怒，系上其他同學也陷入不滿和惴惴不安的集體情緒中。當初看上去立意良善的嘗試，所造成的撕裂已無法縫合。嘗試，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同時帶來了茫然和疑惑。
輔心在台灣心理學界十分獨特
輔大心理系想要「多做一點」的意圖，來自它在心理學界的獨特背景。
台灣心理學界分支繁多，每個學校的心理系建制也不同，教育訓練相差很大。輔仁大學亦分為「臨床心理系」和「心理系」；前者屬於醫學院，而後者屬於社會科學院。但在整個非臨床心理學界，像輔大心理系這樣屬於社科院的心理系也很罕見，一般的心理系多歸為理學院。
在輔大心理系，大學部不分方向，到研究所階段分為三組：「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工商衡鑑與應用認知心理學組」和今年剛成立的「社會實踐與對話探究學組」。
社文諮商組早年是心理系的「顯學」，也最為外界所知。夏林清被視為是社文諮商組的權威，他為「社文諮商組」開闢出一條獨特路線：
一般心理系的訓練要求學生在成為心理師之後待在自己的診療室，面對好自己的個案就好。而輔心則反其道而行，推崇積極入世的社會實踐和參與，對於社會議題積極表態。一直以來，他們以「革命派」的姿態活躍在台灣心理學界。
夏林清1977年從賓州州立大學學成回台，隔年被輔大應用心理系系主任呂漁亭請到輔大接管學生輔導中心。在8年任期中，夏林清開始接觸輔大應用心理學系的運作，並且對於這個系開始有了自己的想像。
在輔大工作後的第3年，夏林清決定放棄「治療諮商者」而選擇當「教育工作者」。她曾自述：
「這個選擇在當時是逆勢而行的，因為各種外來治療風尚正在興起，做『治療』的專業評比身價又高於教師。然而，『教育者』比治療者、諮商師四通八達，它可上山下海地在人們熟悉的文化角色中推進關係，開展生命變化與學習的歷程。」
在此後的學術生涯中，夏在行動研究和團體動力上自成一格。再加上那時整個台灣社會正處於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這些年輕的學者，共同經歷一連串的政治反對運動。這對夏林清此後的人生產生深遠影響。夏也是在這段時間走上街頭運動，開始了長達近40年的社會運動經歷。
「質量之爭」的結果頗具戲劇性……2000年，輔心正式從「應用心理系」更名為「心理系」，從教育學院的文開樓搬到了理學院的聖言樓……2011年，在夏林清的主導之下，輔心改隸屬社會科學院。
在夏林清和其他路線相同的教師開展自己的學術和實踐之路時，輔大心理系同時有另一派由台大心理系訓練出來的老師，他們以實證研究為典範，與夏林清等人的「非實證路線」產生競爭。
這樣的路線差異到了1999年，輔心增設博士班之後，系上發生了學科典範之爭，也就是日後被輔心學生稱為「質量之爭」的歷史事件。「質量之爭」的兩個形式上的爭議體現在要不要從「應用心理系」更名為「心理系」，以及是否要搬到理學院。
夏林清在回顧「質量之爭」時稱，當時研究所的畢業生，只是有碩士學歷的實務工作者，他們要活用自己的心理學，為了討生活，要進入社會的各種位置。在台灣解嚴之後，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開始有了空間，碩士班學生的實務取向，讓系上開始討論方法論的分裂。而輔心所產生的種種衝突，也是承載了當時美國學術圈的衝突。
而「質量之爭」的結果頗具戲劇性。在當年的外部評鑑中，評鑑委員給出的意見是，輔心應該更名為「心理系」同時搬到理學院。於是在2000年，輔心正式從「應用心理系」更名為「心理系」，從教育學院的文開樓搬到了理學院的聖言樓。
在文開樓時，輔心擁有一整層教學及辦公區域，有專屬的團體和個別諮商室，但是到了聖言樓，心理系的空間只剩下小小的一塊區域，學生們對此感到不滿和憤怒。面對學生們來勢洶洶的壓力，主導量化的3位老師在當年暑假離職，去了佛光大學新設立的心理系。此後，以非實證為主要路線的心理系在理學院顯得格格不入，2011年，在夏林清的主導之下，輔心改隸屬社會科學院。
輔大心理系有一間851教室，這個鋪着木地板，四周環繞書架，有着吧台的教室是心理系學生團體活動的中心。輔心的學生們在系上的公共空間裏，交流、溝通是他們習慣的相處方式。在851的空間裏坐臥躺，十分放鬆。
夏林清和歷屆心理系的學生在不大的空間內嘗試創造了不同形式的公共空間。除了851教室之外，還有走廊上的高腳椅，沙發區，最特別的是一個名為「Broca」的空間。
順着樓梯走上來，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扇燈光溫暖的窗戶，白色的窗簾後方，牆上的架子整齊的排列着瓶瓶罐罐和一些食物，窗口的桌上放着咖啡機，運氣好時，還會有各種口味的厚片土司。窗戶的外面，圍繞着吧台，擺着幾張高腳椅，中午時分，輔大心理系大四的江興亞正坐在窗口跟幾個同學一起吃飯，他之前負責掌管這個名叫「Broca」的空間，職位是「館長」，這個像街角咖啡館一樣的地方，是心理系的資訊中樞，這個溫馨的小角落是許多輔心人的共同回憶，下課餓了，想找人聊天了，便會來到這裏，只要有值班的同學在，便會有食物和話題。
「Broca是人的大腦內一個掌管語言的區域。」江前館長向我介紹到，「夏老師在美國留學時受到影響，她提出希望在系上做一個這樣的公共空間，促成學生之間更多的溝通。」而和人溝通，便是輔心最重要的訓練之一。
《性平法》的侷限性
輔心的這一支非實證路線走到這個時代，被認為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他們貼近社會貼近底層，以人類學田野式的蹲點進駐社區，敢於表態甚至從事政治運動。他們並不將自己未來的進路侷限在考上心理師證照，而是將精力投注在助人工作上，特別是進入中小學，擔任輔導老師或者進入NGO工作，從事政治工作。
在學術上，這一支路線的研究生擅長做反身性研究，去剖析自己的成長經歷，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將這些個人的生命經歷放置在整個台灣工業化發展的歷程當中進行反思。這種獨特性讓他們既驕傲又焦慮，因為獨特意味着少數；但也反過來讓他們彼此的連結更加緊密，從學生生涯一直延續到畢業後10年、20年。
2016年9月21日，受害的女同學在臉書公開貼文向夏林清道歉，但風波沒有平息，反而被推上另一個高峰。隔天，有人在輔大的風華廣場上發起「我就是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的抗議行動，這場持續一天的活動中，也意外促成了對於《性平法》的公開討論與爭辯。
現場有來自師大教育心理系的學生質疑輔心的工作小組違反《性平法》。輔大心理系的旁聽生蔣誼劭拿着麥克風對在場的眾人喊話：「難道《性平法》立法之後都不用修改，不給任何《性平法》以外，發展可能的工作方法的可能性和空間？我認為這對台灣的教育是不利的。」
他說：「實務上很多工作者都碰到了《性平法》的限制，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資料都攤開來，和輔大的資料一起看，然後彼此來做參照，進而往前的推進，來檢討《性平法》哪裏好，哪裏不好，哪裏該保留，哪裏該改進，然後往前推進，推動《性平法》的修法，甚至是能有其他更好的管道和工作方法，多種工作方法可以並存，我覺得這才是對台灣教育有幫助的。」
稍早在一場相關論壇上，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的廉兮老師回顧自己處理類似案件的經歷時，也提到了現行性平機制在運作中的侷限性：
「性平會的調查委員要在公平公正，不帶有情感的狀況下，寫出一個報告。但你看見了學生們的困境也不能在事後去幫助他們和關心他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不應該是把案例特殊化，推到法律的部分解決而已。我們在第一現場是否因為有風險就要棄守？要怎麼做到教育者在衝突的位置上繼續工作？」
在國小擔任輔導老師的李文英在論壇上表示，現在的迷思，是只有專業的諮商師才能處理，但中小學的輔導工作其實最適合的人是班導師。「法（性平法）進入校園之前，我的空間是大的，是可以更貼近孩子的，類似輔大的工作小組想要做的事情，但現在空間被緊縮了。」
輔心的畢業生中，有很多人選擇去中小學擔任輔導老師，夏林清一直以來也致力於此，定期跟這些輔導老師座談，這是夏林清的學術路線在中小學當中的實踐，也是她最關切的。在訪問中，夏林清表示，「我從前都是協助他們（中小學輔導老師）的人，我這次變成『以身試法』，雖然我並沒有想要『以身試法』，但是經過這次的事情，我反而覺得自己跟他們平等了，我覺得在這個地方，我們是在一個共同的處境當中。我一定程度認為是收穫。也許我被打趴在地上，說我犯法了，但是我們是教育輔導，不是性平會裏的調查小組，這是兩個東西。」
夏林清運用自己社科院院長的職權操縱工作小組進程，延緩該案進入性平機制……「529貼文」事件之後，夏及其支持者，也將與朱巫二人之間的矛盾，和來自社運界友人的質疑，上升到了「敵我矛盾」的程度。
朱伯銘在「529貼文」中稱，去年的7月13日，他曾找夏林清詢問如何處理此事。在那次對話中，出現了後來廣為流傳的夏林清經典語錄「不要亂踩上一個受害者的位置！」「這件事搞不好就是壓垮這個系的最後一根稻草」。朱對於夏林清4年以來的信賴，就此開始崩解。
在此後「529貼文」的描述中，夏林清運用自己社科院院長的職權操縱工作小組進程，延緩該案進入性平機制，被外界解讀為意圖「吃案」。而工作小組和朱巫的關係破裂之後，為防止事件外溢，又在系上關切按了巫在今年3月一則公開該案的臉書貼文讚的同學，造成被關切的同學恐慌，朱形容這是「白色恐怖」。
但以上「529貼文」中的描述，夏林清均不認同，她始終認為，這篇貼文是對她的惡意「構陷」，這也是她和堅定支持她的人們日後站在一個戰鬥位置上的最初原因——她要為自己「討回清白」。而這個討要的對象，除了朱、巫還有看不見面孔的廣大網民。
9月的最後一天，在訪問夏林清的尾聲，我問她，面對外界這麼強大的輿論壓力，怎麼有辦法一直「戰鬥」到現在？
她告訴我，如果不是過去30年的運動經歷，她應該早就崩潰了。在看到那麼多人罵她時，她想起了曾經一起做妓權運動的公娼們，「我陪着她們走過菜市場時，被人吐口水。」
在夏林清30多年的運動生涯裏，她從事過勞工運動、妓權運動、性別運動，創立蘆荻社區大學和「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在90年代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系統、2002年成立的「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和2011年由「火盟」分裂出來的「人民民主陣線」。
這些具有左翼傾向的運動團體中，夏林清都是核心骨幹。在這次的事件中，輔大心理系和「民陣」之間的關係檯面化，人們驚訝於原來「民陣」有這麼多成員都是輔大心理系的畢業生，不斷有從輔心畢業的年輕人加入「民陣」使得組織不會缺血。但這個團體成員間的緊密關係，也意味着外人難以進入。
關於如何處理組織內部的歧異衝突，一直是從列寧以降的左翼運動體關心的問題，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區分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
而夏林清參與、主導的「民陣」系統組織一路以來在處理內部矛盾時，往往將「人民內部矛盾」上升到「敵我矛盾」的層次，用鬥爭敵人的方式解決內部矛盾。在此次「529貼文」事件之後，夏及其支持者，也將與朱巫二人之間的矛盾，和來自社運界友人的質疑，上升到了「敵我矛盾」的程度。「輔心—民陣」系統內部高度緊密的共同體經驗是一把雙刃劍，能夠提供內部成員強大的動能和彼此之間的支持，但同時也使得他們在面對內部矛盾時，非友即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