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先富起來的中國家庭，正競相把年紀越來越小的孩子送到國外。在2015年，一共有4.3萬中國家庭用腳投票，將他們未成年的子女送到美國讀高中。他們認為，這是他們能送給孩子的「最好的禮物」。而從此擺在面前的，是孩子面臨的全球競爭，也是身後家庭的長期解體。
2016年暑期，一部聚焦「低齡留學熱」的中國連續劇《小別離》熱播。「小別離」這個新興詞彙也流行開來——孩子年紀還小的時候，就要和父母別離；為了學業，與童真別離，與過去熟悉的、習慣的、適應的、喜歡的生活別離。用該劇主演黃磊的話說，「這世間所有的愛都指向團聚，唯獨父母的愛指向別離」。
然而別離後，父母們發現孩子們所面對的美式高中生活，遠遠超出了自己想象。
Pay，Pray or Go away
46歲的中學數學教師任娟，最初是反對「小別離」的。
她生長並工作於中國傳統教育體制內，是這個體制堅實的擁護者，篤信「國內的教育更紮實，管理嚴格，基礎打得好」。她教出來的學生，考入國內重點大學的不少。
況且，讓未成年的孩子獨自出遠門，本是父母的大忌。任娟的班上已經陸陸續續有學生在高一、高二的時候退學出國，當時她奉勸那些家長：這麼小送出去，你真的放心？
對此，張芳卻未曾有過猶疑。她在34歲那年才生下獨生女兒，從那以後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兒身上，為了女兒的教育和成長，她與丈夫幾乎不惜血本：
寧寧三歲時就隨他們遊歷歐洲；從幼兒園到初中，一路都就讀天價學區房護航下的北京名校；家裏有寧寧自己的書房；配置了近十萬元人民幣的名牌鋼琴；年年訂閲十餘本國內外新聞雜誌；寧寧十二歲時突然想學法語，張芳馬上花高價請回有法國文學碩士學位的家庭教師。
張芳與丈夫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家境優渥，她自己曾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修讀碩士學位，丈夫的工作亦多與國際往來。他們夫婦決定踐行西方民間的那句俗語，「Pay，Pray or Go away」。也就是說，如果希望將孩子教育好，要麼花錢，要麼信教（歐美很多一流學校是教會學校），要麼搬遷，搬到優質的教育資源旁邊。
她曾為女兒能接受北京最好的教育，花掉了自己和丈夫幾乎二十年工資的總和，在名校雲集的海淀區購房。不過，當寧寧還在上初中二年級時，赴美讀高中的潮流來了，寧寧班裏已經有近半的同學開始準備申請美國高中。
公開數字顯示，在2004年至2015年這十二年間，持有F-1簽證（國際學生簽證）在美國就讀高中的中國學生，從433人增至4.3萬人，增長將近百倍。
這一部分源於中國家長對國內應試教育的失望，社會階層分化、上升道路狹窄，以及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促使家長提早做出讓孩子「衝出國門」的選擇。
一位留學中介機構的服務人員告訴張芳，去美國讀高中是在美國讀大學的敲門磚。美國大學每年的國際生招生數量有限，但想要躋身其中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競爭既然如此激烈，那麼從高中開始接受美國教育，從課業、語言和綜合技能上比國內的高中生獲得更多的訓練，無疑能為未來申請美國大學增加籌碼。而相比澳洲或歐洲，美國私立高中的入學門檻更高，有硬性的語言和成績要求，也更吸引了一批成績優異、家境優越的中國學生。
「早晚要去，不如早去。」張芳幾乎是不經思索為寧寧報名了託福、SSAT（Secondary School Admission Test，美國中學入學考試）的培訓班，僱傭了經驗資深的申請顧問，囑咐女兒全心投入申請當中。但同時，她動用人脈資源選好了一個「墊底方案」——北京一所名牌中學的國際高中部。如果寧寧這一次申請美國高中失利，那麼三年後，她可以繼續申請美國的大學。
「花盆裏盛不下了，就要換一畝地」
留下來，還是走出去？這樣的抉擇，很快就降臨到任娟自己頭上。
兒子小亮出生於1996年，當時在北京的一家公立重點中學讀初中，成績中上，一直是班上的十名左右。因為是個男孩子，任娟希望他性格獨立，所以小亮從懂事起就被要求自己睡一間房。任娟對兒子的判斷是：他「性格偏內斂」，卻很有自己的主見，「做事有分寸，可以明辨是非」。
初二暑假，小亮報名學校組織的美國夏令營，遊覽了自由女神像、NBA賽場、CNN電視台，小亮的目光停留在普林斯頓大學。那是一所沒有圍牆的校園，綠草如茵，鳥語花香，年輕學子和花甲學者並肩而行。旅行歸來，小亮對任娟說，「媽媽我要到美國唸書，不是將來，是現在。」
任娟在中國的內陸省份內蒙古出生、長大、結婚、生子。2003年，全家隨丈夫工作調動來到北京，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學謀得教職。那時的她連耐克（Nike）都不認識，只看見學生腳上「穿着一個個對勾」。直到後來，她和丈夫「在恰當的時機買了房子」，真正在北京交到朋友，站穩腳跟，享受到大都市的滋養，才感覺人生逐漸寬廣。
小亮是家裏第一個去過美國的人，他興致勃勃地和家人分享美國的各種見聞。這喚起了任娟的記憶，她讀過梁啟超給子女的書信集和傅雷寫給兒子傅聰的《傅雷家書》，這些大師教育子女，都選擇了出國之路，而且碩果累累：梁啟超的幾個子女中，三名早年出國留學的孩子，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傅雷的兒子傅聰則成為中國最傑出的鋼琴家之一。
任娟原本希望小亮妥帖地在國內讀完高中，成年之後再考慮是不是出國留學。但此時此刻，面對走得更遠、視野更開闊的兒子，任娟有些動搖了。「我在想，自己還是心太小，視野太窄。那地方（指美國）確實經濟發達、文化前沿……有些東西還是要嘗試的。」
當年14歲的小亮，個頭長到了170多公分，正是生龍活虎的年紀，喜歡籃球和小提琴，痴迷科幻電影，對大千世界的各種新奇事物都躍躍欲試。任娟終於找到了說服自己讓兒子出國的理由：「孩子就像一棵小樹苗，小花盆裏長不開了，就換個大花盆；大花盆裏盛不下了，就要換一畝地。」
真實的美國高中生活，超越了母親們的想象
任娟的兒子和張芳的女兒，都如願成行。孩子們離開家時，分別只有15歲和14歲。
任娟回憶當年送別兒子的情景，直感歎「分別的時刻來得太早了」，「畢竟母子一場，原本希望用更多的愛滋養孩子。」
張芳的女兒寧寧則在自己的日記上寫道，「我的成人禮就是第一次坐飛機來美國。父母送我到海關口，我媽哭成一個淚人，我轉過身就走了，直到起飛，才落下淚。」別人18歲獨立，她14歲就獨立，早熟了4年。
在外人看來，她們是頗有遠見和魄力的母親；在她們自己心中，這是一場風險與機遇並存的探險，且遠遠超出了自己可以掌控的範圍。
小亮考取了位於美國馬薩諸塞省的中央天主教高中，住進德國裔和意大利裔的美國家庭寄宿。寧寧則進入了華盛頓州的一所寄宿制男女混校，一年的學費就將近40萬元人民幣。
中國家長選擇美國高中，通常會有幾個考量：地理位置，以集中最多教育資源的馬塞諸塞州最佳；平均SAT成績，即美國大學入學考試成績，越高越好；校友，越知名越好，最好有總統和諾貝爾獎得主；AP課程數量，也就是大學預修課程，越多越好。
例如位於康涅狄格州的偏遠小鎮Lakeville，連寄信都要另付偏遠地區投遞費，就因為鎮上有一所非常著名的中學Hotchkiss School，每年高中入學面試那幾天，鎮上唯一一家小旅店就擠滿了中國考生和家長，成為當地的大新聞。
但真實的美國高中生活是什麼樣，超越了任娟和張芳的想象。
「我一直以為去美國念高中很輕鬆，」直到小亮入學，任娟才發現每一次的考試成績都算入GPA，而不像國內只有高考一錘定音。而且，「美國的孩子太能考試了，一點都不比中國孩子差，一次都不能鬆懈」。
「在天朝（指中國）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高考成績。在美帝（指美國）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SAT1+SAT2+ACT+PSAT+TOEFL+AP+GPA+EC+Community Service+ Art+ Sports+ Essay+ Recommendation+ Interview+……我們真的很輕鬆是吧？」一位在美國東部就讀高中的女孩在她的個人微博上這麼寫道。
更重要的是觀念的轉變。四年的美國高中生涯，要為申請大學做充足準備。很多學生都會在9年級（美國高中的第一年）就開始規劃學業和職業發展，不斷豐富高中階段的課業生活。平日在學校拼成績，週末拼社區貢獻和課外活動，課餘時間和升學顧問進行「頭腦風暴」，是很多美國高中生的常態。
遠在中國的父母，想盡辦法提供自己想象中可能有效的支持：張芳在北京中關村的培訓機構為寧寧報名了SAT（American College Test，俗稱「美國高考」）考試培訓班，一課時600元人民幣，一期課要三萬餘元，就等着她暑期回國補習。還有的家長捨不得孩子奔波，花大價錢從國內的重點大學聘請教授飛到美國給自己的孩子補習。有家長自掏腰包，讓孩子到柬埔寨做扶貧活動，或者向學校捐款，就為了能在申請大學時寫上「社會服務」的材料。
「錢是必須的，經濟基礎是必須要有的，」北京新東方前途出國管理中心美國中學業務總監趙耀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
只是張芳沒有想到，當年幼的女兒遠在他鄉，除了錢，她作為一個母親幾乎給不了什麼別的。
寄宿家庭難以取代家庭教育
送出國時，明明是希望孩子擁有更好的生活，更寬的視野，更多的選擇。然而並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願「出人頭地」。
在這場失去保護的旅途中，失敗案例屢見不鮮。
一位在加州唸書的小留學生對端傳媒記者說，他在美國第一年的美術課作業，反覆畫的是初中學校的校徽，是因為太想念國內的老師和朋友。在趙耀面對的案例中，也常見由美國寄宿家庭投訴中國學生「行為不端」，大多是違反家庭規定，在自己的小卧室裏吃零食，或者吸煙，因為語言溝通不暢，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摩擦，小錯誤變成大錯誤，最後導致退學、離境，甚至有的數年之內不能再入境美國。
更有2015年在洛杉磯爆出的中國小留學生虐凌案件，因缺失家庭教育和引導，在陌生的環境當中失去約束，三位剛剛成年的中國留學生獲刑數年不等，美國當地的辯護律師形容這是「一場令人心痛的悲劇」，而一位犯罪者的父親則在媒體面前擦拭淚水，表示送孩子出國的悔恨之情。
女兒啟程去美國後，張芳也一度陷入抑鬱。「明明自己也能教得好，為什麼不把她留在身邊？」她反覆問自己。
除了少數寄宿高中，大多數中國留學生的飲食起居都在託付給了美國當地的寄宿家庭。
有的中國父母要求中介機構幫他們尋找律師、醫生這樣的寄宿家庭，甚至強調「一定要白人」。「這樣的家庭殷實，但也常常是冰冷的，」趙耀說，「吃的東西是冰箱裏的冷食，因為工作繁忙，寄宿家庭的監護人沒有時間做飯，也無暇和孩子聊天。」
況且，寄宿家庭能取代家庭教育嗎？「坦率地講，不能。」趙耀說。
一位在美國馬里蘭州陪讀的中國母親曾對端傳媒記者說，選擇接收寄宿學生的美國家庭除了希望體驗國際交流文化的訴求，還有很多是希望彌補家庭的經濟收入，她見過一些中國學生一日三餐都是冰箱裏的速凍食品，不合胃口，也吃不飽，卻承載着來自父母「要吃苦、要獨立」的殷殷教誨，不敢輕易對國內的父母傾訴苦衷。
趙耀遇見的案例，有因為兒子不能很好地適應美國生活，成績沒有達到預期，身在國內的母親就買一張機票飛過去，直接睡在寄宿家庭的地板上，或者沒有預約就找到學校校長質問，引得兒子尷尬卻又不理性自知，「孩子非常抵觸媽媽在（美國），但媽媽就是不走。」
文化機構「中國三明治」創始人李梓新曾在一篇《中國式的中產陷阱，有多少是因育兒而起？》的文章中寫道，中國家庭的「出路和願景過分寄託在子女身上，併為之傾上所有身家和精力，並限制了他們自己的發展格局，回報幾何，卻很難預測。」
選擇的對與錯，似乎只能以結果來衡量。
「我想知道，孩子在行為上、思想上起了多少變化，比如有沒有變得更獨立，更自由，更懂事，更開朗，更豁達，更好學，更有批判性，更有創造力，更有國際範兒……」一位小留學生的家長非常坦率地說。「總之，就是想知道我花了錢，忍受骨肉分離之苦，拋棄了國內的人際網絡，這些代價是不是值。」
趙耀坦承她接待過的留學生，普遍「負壓過大」。 而中國父母「自身最該瓦解的，」李梓新在他的文章中寫道，「是對每個孩子在標準化道路上出人頭地的不切實際的熱望」。
跟不上孩子們了
任娟和張芳的孩子，都正在以無法想象的速度在新環境中成長。
小亮在第一個聖誕節假期回國探親，為媽媽任娟準備的禮物是一瓶名牌香水。他對任娟說，「在美國，身上的味道好，對別人也是一種尊重。」原本不施粉黛的任娟接受了兒子的建議，在和端傳媒記者見面時，她特意噴了香水，塗了淡粉色的脣膏。
出國前只有40公斤的寧寧，足足長了6公斤，還長高了3釐米，「可能是美式漢堡薯條，再加上大量戶外運動的成果」。她的做派也不一樣了，過去無論春夏秋冬，都是一身笨重寬大的校服，現在她喜歡熱褲、緊身T恤，也開始化粧和塗指甲油。
放假回國的一切都是寧寧自己搞定的，訂機票、出海關、行李丟了報警、安排假期的行程、和哪些朋友見面、去看什麼電影、吃哪家餐廳……「過去是女兒粘着我，現在是我圍着她團團轉，」女兒的手機屏幕上「花裏胡哨，琳琅滿目，全是英文」，張芳感到自己和女兒相比，「除了多懂些人情世故，基本沒什麼優勢可言，甚至連個子都矮了半頭。」
兩位母親覺得自己「跟不上了」。
小亮有了一套自己的成長理論——Life needs management，要進行自我管理，例如，選擇專業方向要選擇自己擅長的，而不僅僅是喜歡的。他原本在2015年秋天考入美國波士頓大學的建築學專業，唸了一年之後，又轉系到計算機工程專業。
美國的社會政治生活開始影響寧寧的價值觀。她所在的中學是教會學校，校長也是神父，800多英畝的校園只有200多個學生，校長和老師同學吃住都在一起，熟得像是個大家庭。一次視頻聊天時，寧寧和張芳聊起美國總統大選，進而談到美國人眼中的「領導力」（leadership）。「跟隨英明的決策者，也是一種領導力，」寧寧的話讓張芳詫異，寧寧覺得自己在未來不需要成為一個擁有實際權力的領導者。
任娟回憶小亮在申請大學時，看到的只是兒子在視頻對話另一端的情景。
「我知道他心理壓力很大，他不說；我也不敢表現出自己心裏很緊張着急。」小亮落選最心儀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又因美國東部暴雪而無法參加托福考試，不得不坐十個小時的夜車到紐約州一個偏遠小鎮參加考試，一家人在兩地，心懸着，任娟卻只能等待。
「那時候我就知道我什麼都幫不上他，什麼也做不了」，任娟說，「結果出來時，他只是很平靜地給我發了一條微信：『媽，我過了。』」
那時候任娟才明白所謂的獨立，不是孩子獨自在一個地方生活、學習，而是全靠他自己一個人去做出選擇。
（因文章中涉及的中國留學生尚未成年，為保護隱私，他們和家長的姓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