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小别离”，中国家长们的成人礼

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中国家庭，正竞相把年纪越来越小的孩子送到国外。在2015年，一共有4.3万中国家庭用脚投票，将他们未成年的子女送到美国读高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能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而从此摆在面前的，是孩子面临的全球竞争，也是身后家庭的长期解体。

2016年暑期，一部聚焦“低龄留学热”的中国连续剧《小别离》热播。“小别离”这个新兴词汇也流行开来——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要和父母别离；为了学业，与童真别离，与过去熟悉的、习惯的、适应的、喜欢的生活别离。用该剧主演黄磊的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独父母的爱指向别离”。

然而别离后，父母们发现孩子们所面对的美式高中生活，远远超出了自己想象。

Pay，Pray or Go away

46岁的中学数学教师任娟，最初是反对“小别离”的。

她生长并工作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内，是这个体制坚实的拥护者，笃信“国内的教育更扎实，管理严格，基础打得好”。她教出来的学生，考入国内重点大学的不少。

况且，让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出远门，本是父母的大忌。任娟的班上已经陆陆续续有学生在高一、高二的时候退学出国，当时她奉劝那些家长：这么小送出去，你真的放心？

对此，张芳却未曾有过犹疑。她在34岁那年才生下独生女儿，从那以后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儿身上，为了女儿的教育和成长，她与丈夫几乎不惜血本：

宁宁三岁时就随他们游历欧洲；从幼儿园到初中，一路都就读天价学区房护航下的北京名校；家里有宁宁自己的书房；配置了近十万元人民币的名牌钢琴；年年订阅十余本国内外新闻杂志；宁宁十二岁时突然想学法语，张芳马上花高价请回有法国文学硕士学位的家庭教师。

张芳与丈夫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境优渥，她自己曾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修读硕士学位，丈夫的工作亦多与国际往来。他们夫妇决定践行西方民间的那句俗语，“Pay，Pray or Go away”。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将孩子教育好，要么花钱，要么信教（欧美很多一流学校是教会学校），要么搬迁，搬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旁边。

她曾为女儿能接受北京最好的教育，花掉了自己和丈夫几乎二十年工资的总和，在名校云集的海淀区购房。不过，当宁宁还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赴美读高中的潮流来了，宁宁班里已经有近半的同学开始准备申请美国高中。

公开数字显示，在2004年至2015年这十二年间，持有F-1签证（国际学生签证）在美国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从433人增至4.3万人，增长将近百倍。

这一部分源于中国家长对国内应试教育的失望，社会阶层分化、上升道路狭窄，以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促使家长提早做出让孩子“冲出国门”的选择。

一位留学中介机构的服务人员告诉张芳，去美国读高中是在美国读大学的敲门砖。美国大学每年的国际生招生数量有限，但想要跻身其中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竞争既然如此激烈，那么从高中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从课业、语言和综合技能上比国内的高中生获得更多的训练，无疑能为未来申请美国大学增加筹码。而相比澳洲或欧洲，美国私立高中的入学门槛更高，有硬性的语言和成绩要求，也更吸引了一批成绩优异、家境优越的中国学生。

“早晚要去，不如早去。”张芳几乎是不经思索为宁宁报名了托福、SSAT（Secondary School Admission Tes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的培训班，雇佣了经验资深的申请顾问，嘱咐女儿全心投入申请当中。但同时，她动用人脉资源选好了一个“垫底方案”——北京一所名牌中学的国际高中部。如果宁宁这一次申请美国高中失利，那么三年后，她可以继续申请美国的大学。

“花盆里盛不下了，就要换一亩地”

留下来，还是走出去？这样的抉择，很快就降临到任娟自己头上。

儿子小亮出生于1996年，当时在北京的一家公立重点中学读初中，成绩中上，一直是班上的十名左右。因为是个男孩子，任娟希望他性格独立，所以小亮从懂事起就被要求自己睡一间房。任娟对儿子的判断是：他“性格偏内敛”，却很有自己的主见，“做事有分寸，可以明辨是非”。

初二暑假，小亮报名学校组织的美国夏令营，游览了自由女神像、NBA赛场、CNN电视台，小亮的目光停留在普林斯顿大学。那是一所没有围墙的校园，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年轻学子和花甲学者并肩而行。旅行归来，小亮对任娟说，“妈妈我要到美国念书，不是将来，是现在。”

任娟在中国的内陆省份内蒙古出生、长大、结婚、生子。2003年，全家随丈夫工作调动来到北京，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谋得教职。那时的她连耐克（Nike）都不认识，只看见学生脚上“穿着一个个对勾”。直到后来，她和丈夫“在恰当的时机买了房子”，真正在北京交到朋友，站稳脚跟，享受到大都市的滋养，才感觉人生逐渐宽广。

小亮是家里第一个去过美国的人，他兴致勃勃地和家人分享美国的各种见闻。这唤起了任娟的记忆，她读过梁启超给子女的书信集和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这些大师教育子女，都选择了出国之路，而且硕果累累：梁启超的几个子女中，三名早年出国留学的孩子，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傅雷的儿子傅聪则成为中国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

任娟原本希望小亮妥帖地在国内读完高中，成年之后再考虑是不是出国留学。但此时此刻，面对走得更远、视野更开阔的儿子，任娟有些动摇了。“我在想，自己还是心太小，视野太窄。那地方（指美国）确实经济发达、文化前沿……有些东西还是要尝试的。”

当年14岁的小亮，个头长到了170多公分，正是生龙活虎的年纪，喜欢篮球和小提琴，痴迷科幻电影，对大千世界的各种新奇事物都跃跃欲试。任娟终于找到了说服自己让儿子出国的理由：“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小花盆里长不开了，就换个大花盆；大花盆里盛不下了，就要换一亩地。”

真实的美国高中生活，超越了母亲们的想象

任娟的儿子和张芳的女儿，都如愿成行。孩子们离开家时，分别只有15岁和14岁。

任娟回忆当年送别儿子的情景，直感叹“分别的时刻来得太早了”，“毕竟母子一场，原本希望用更多的爱滋养孩子。”

张芳的女儿宁宁则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我的成人礼就是第一次坐飞机来美国。父母送我到海关口，我妈哭成一个泪人，我转过身就走了，直到起飞，才落下泪。”别人18岁独立，她14岁就独立，早熟了4年。

在外人看来，她们是颇有远见和魄力的母亲；在她们自己心中，这是一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探险，且远远超出了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

小亮考取了位于美国马萨诸塞省的中央天主教高中，住进德国裔和意大利裔的美国家庭寄宿。宁宁则进入了华盛顿州的一所寄宿制男女混校，一年的学费就将近40万元人民币。

中国家长选择美国高中，通常会有几个考量：地理位置，以集中最多教育资源的马塞诸塞州最佳；平均SAT成绩，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越高越好；校友，越知名越好，最好有总统和诺贝尔奖得主；AP课程数量，也就是大学预修课程，越多越好。

例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偏远小镇Lakeville，连寄信都要另付偏远地区投递费，就因为镇上有一所非常著名的中学Hotchkiss School，每年高中入学面试那几天，镇上唯一一家小旅店就挤满了中国考生和家长，成为当地的大新闻。

但真实的美国高中生活是什么样，超越了任娟和张芳的想象。

“我一直以为去美国念高中很轻松，”直到小亮入学，任娟才发现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算入GPA，而不像国内只有高考一锤定音。而且，“美国的孩子太能考试了，一点都不比中国孩子差，一次都不能松懈”。

“在天朝（指中国）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高考成绩。在美帝（指美国）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SAT1+SAT2+ACT+PSAT+TOEFL+AP+GPA+EC+Community Service+ Art+ Sports+ Essay+ Recommendation+ Interview+……我们真的很轻松是吧？”一位在美国东部就读高中的女孩在她的个人微博上这么写道。

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四年的美国高中生涯，要为申请大学做充足准备。很多学生都会在9年级（美国高中的第一年）就开始规划学业和职业发展，不断丰富高中阶段的课业生活。平日在学校拼成绩，周末拼社区贡献和课外活动，课余时间和升学顾问进行“头脑风暴”，是很多美国高中生的常态。

远在中国的父母，想尽办法提供自己想象中可能有效的支持：张芳在北京中关村的培训机构为宁宁报名了SAT（American College Test，俗称“美国高考”）考试培训班，一课时600元人民币，一期课要三万余元，就等着她暑期回国补习。还有的家长舍不得孩子奔波，花大价钱从国内的重点大学聘请教授飞到美国给自己的孩子补习。有家长自掏腰包，让孩子到柬埔寨做扶贫活动，或者向学校捐款，就为了能在申请大学时写上“社会服务”的材料。

“钱是必须的，经济基础是必须要有的，”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管理中心美国中学业务总监赵耀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只是张芳没有想到，当年幼的女儿远在他乡，除了钱，她作为一个母亲几乎给不了什么别的。

寄宿家庭难以取代家庭教育

送出国时，明明是希望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宽的视野，更多的选择。然而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愿“出人头地”。

在这场失去保护的旅途中，失败案例屡见不鲜。

一位在加州念书的小留学生对端传媒记者说，他在美国第一年的美术课作业，反复画的是初中学校的校徽，是因为太想念国内的老师和朋友。在赵耀面对的案例中，也常见由美国寄宿家庭投诉中国学生“行为不端”，大多是违反家庭规定，在自己的小卧室里吃零食，或者吸烟，因为语言沟通不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摩擦，小错误变成大错误，最后导致退学、离境，甚至有的数年之内不能再入境美国。

更有2015年在洛杉矶爆出的中国小留学生虐凌案件，因缺失家庭教育和引导，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失去约束，三位刚刚成年的中国留学生获刑数年不等，美国当地的辩护律师形容这是“一场令人心痛的悲剧”，而一位犯罪者的父亲则在媒体面前擦拭泪水，表示送孩子出国的悔恨之情。

女儿启程去美国后，张芳也一度陷入抑郁。“明明自己也能教得好，为什么不把她留在身边？”她反复问自己。

除了少数寄宿高中，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饮食起居都在托付给了美国当地的寄宿家庭。

有的中国父母要求中介机构帮他们寻找律师、医生这样的寄宿家庭，甚至强调“一定要白人”。“这样的家庭殷实，但也常常是冰冷的，”赵耀说，“吃的东西是冰箱里的冷食，因为工作繁忙，寄宿家庭的监护人没有时间做饭，也无暇和孩子聊天。”

况且，寄宿家庭能取代家庭教育吗？“坦率地讲，不能。”赵耀说。

一位在美国马里兰州陪读的中国母亲曾对端传媒记者说，选择接收寄宿学生的美国家庭除了希望体验国际交流文化的诉求，还有很多是希望弥补家庭的经济收入，她见过一些中国学生一日三餐都是冰箱里的速冻食品，不合胃口，也吃不饱，却承载着来自父母“要吃苦、要独立”的殷殷教诲，不敢轻易对国内的父母倾诉苦衷。

赵耀遇见的案例，有因为儿子不能很好地适应美国生活，成绩没有达到预期，身在国内的母亲就买一张机票飞过去，直接睡在寄宿家庭的地板上，或者没有预约就找到学校校长质问，引得儿子尴尬却又不理性自知，“孩子非常抵触妈妈在（美国），但妈妈就是不走。”

文化机构“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曾在一篇《中国式的中产陷阱，有多少是因育儿而起？》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家庭的“出路和愿景过分寄托在子女身上，并为之倾上所有身家和精力，并限制了他们自己的发展格局，回报几何，却很难预测。”

选择的对与错，似乎只能以结果来衡量。

“我想知道，孩子在行为上、思想上起了多少变化，比如有没有变得更独立，更自由，更懂事，更开朗，更豁达，更好学，更有批判性，更有创造力，更有国际范儿……”一位小留学生的家长非常坦率地说。“总之，就是想知道我花了钱，忍受骨肉分离之苦，抛弃了国内的人际网络，这些代价是不是值。”

赵耀坦承她接待过的留学生，普遍“负压过大”。 而中国父母“自身最该瓦解的，”李梓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是对每个孩子在标准化道路上出人头地的不切实际的热望”。

跟不上孩子们了

任娟和张芳的孩子，都正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新环境中成长。

小亮在第一个圣诞节假期回国探亲，为妈妈任娟准备的礼物是一瓶名牌香水。他对任娟说，“在美国，身上的味道好，对别人也是一种尊重。”原本不施粉黛的任娟接受了儿子的建议，在和端传媒记者见面时，她特意喷了香水，涂了淡粉色的唇膏。

出国前只有40公斤的宁宁，足足长了6公斤，还长高了3厘米，“可能是美式汉堡薯条，再加上大量户外运动的成果”。她的做派也不一样了，过去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一身笨重宽大的校服，现在她喜欢热裤、紧身T恤，也开始化粧和涂指甲油。

放假回国的一切都是宁宁自己搞定的，订机票、出海关、行李丢了报警、安排假期的行程、和哪些朋友见面、去看什么电影、吃哪家餐厅……“过去是女儿粘着我，现在是我围着她团团转，”女儿的手机屏幕上“花里胡哨，琳琅满目，全是英文”，张芳感到自己和女儿相比，“除了多懂些人情世故，基本没什么优势可言，甚至连个子都矮了半头。”

两位母亲觉得自己“跟不上了”。

小亮有了一套自己的成长理论——Life needs management，要进行自我管理，例如，选择专业方向要选择自己擅长的，而不仅仅是喜欢的。他原本在2015年秋天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念了一年之后，又转系到计算机工程专业。

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开始影响宁宁的价值观。她所在的中学是教会学校，校长也是神父，800多英亩的校园只有200多个学生，校长和老师同学吃住都在一起，熟得像是个大家庭。一次视频聊天时，宁宁和张芳聊起美国总统大选，进而谈到美国人眼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跟随英明的决策者，也是一种领导力，”宁宁的话让张芳诧异，宁宁觉得自己在未来不需要成为一个拥有实际权力的领导者。

任娟回忆小亮在申请大学时，看到的只是儿子在视频对话另一端的情景。

“我知道他心理压力很大，他不说；我也不敢表现出自己心里很紧张着急。”小亮落选最心仪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又因美国东部暴雪而无法参加托福考试，不得不坐十个小时的夜车到纽约州一个偏远小镇参加考试，一家人在两地，心悬着，任娟却只能等待。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什么都帮不上他，什么也做不了”，任娟说，“结果出来时，他只是很平静地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妈，我过了。’”

那时候任娟才明白所谓的独立，不是孩子独自在一个地方生活、学习，而是全靠他自己一个人去做出选择。

（因文章中涉及的中国留学生尚未成年，为保护隐私，他们和家长的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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