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香港文學生活館開幕。那是一個五百呎不到的空間，室內的樑柱都塗上了綠色油漆，柱與柱之間的雪白牆壁好像一個被綠色線包圍的正方格。這裏的梳化是綠色的、展示櫃也是綠色的，而書架則是一排一排白色的、排列整齊的四方格。館內空間被劃分作三個正方形：最大的方形是活動區，其餘兩個小方形，一個是工作區，一個是放了梳化、書架的休憩區。推門內進，人在其中，好像走進一張乾淨的原稿紙。
這是香港文學生活館（後稱「生活館」）理事謝傲霜的朋友的室內設計，靈感承襲自生活館的標誌，那是謝傲霜另外一個朋友、設計師劉小康的作品：一個四方框，四邊由四筆「一」字組成──或者可以看成是四個互相指向、循環流動的箭頭。他的設計取材自原稿紙上的四方空間，寫作人閉門寫文章？並不，生活館希望喜歡文學的人自四面八方前來這裏聚會，於是，他在標誌那個方格的四個角落都留了空際──讓人走進來，無論是文學，還是香港文學生活館，都不是閉門、密封的空間。
這是生活館自我期許的形象。
原本的西九計劃被推翻
不像台灣與大陸，香港並沒有任何一間國立、市立的文學館，至今，香港文學館的倡議與推動，仍全部來自民間力量。
事情自2009年開始：5月，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司徒薇於「西九文化區民間論壇」發起文化界人士參與籌組西九「民間方案」，並建議在文化區增設香港文學館。西九文化區，是位於西九龍填海區南端的一幅約四十公頃的土地，1990年代，這裏仍是一片海，至2003年，所有填海工程完成。回歸翌年，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董建華於施政報告提出於西九龍填海區興建大型演藝中心；2004年，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以「創地標，顯文化、添悠閒」為西九文化區的口號，希望將這裏建設成巨型天幕設計的地標，打造一個世界級的文娛藝術區。然而，在各界反對單一招標的壓力下，政府最終放棄原本的整個西九計劃，並於2008年成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於2009年至2011年間進行了三個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市民對西九文化區的建議與期望。
2010年，學者李歐梵於《亞洲週刊》撰文〈香港西九文化區最後抉擇〉指出：「最早香港特首曾蔭權的構想是鼓動房地產公司投標興建文化區，以此換取在此區蓋豪宅的利益收入。這一個模式已經被徹底推翻。下一步則是重新從零開始，商討一個基本問題：到底興建『西九』的意義是什麼？出發點已從地產和商業考慮轉移到對香港文化的現狀考慮和將來的願景。」
倡議小組遂在2010年重組為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嘗試與中學、大學及不同團體合辦文學活動，再於2013年成立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繼續舉辦活動，同時，成員一致同意租用一個實體空間辦文學館。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造就了民間討論香港文化政策的楔機。早於2004年，民間已成立「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成員來自不同文化藝術界別，包括司徒薇、馬家輝、陳清僑、馮美華等，他們多次就西九計劃發表意見；2009年5月，司徒薇建議設立香港文學館；同年7月，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董啟章（召集人）、葉輝、陳智德、潘國靈、廖偉棠、鄧小樺、馬家輝、司徒薇、陳雲；9月，倡議小組發起〈「文要有學，學要有館」支持西九文化區創設香港文學館聯署書〉，簽署者除了本地文藝工作者外，還有來自台灣的作家張大春、駱以軍，以及旅居美國的學者王德威、作家聶華苓等。
此後一年，倡議小組忙於做調查、辦論壇、與西九管理局會面，事件廣受傳媒關注，最後卻不了了之：西九管理局員並沒有給予任何具體承諾。倡議小組遂在2010年重組為「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嘗試與中學、大學及不同團體合辦文學活動，如展覽、工作坊、助談會等，再於2013年成立「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繼續舉辦活動，同時，成員一致同意租用一個實體空間辦文學館，不然，「整個倡議運動便會停滯下來，我們要推動，要帶大家走到更遠的地方。」現任總策展人及理事會召集人鄧小樺說。
民間全權的實體空間
沒有政府資助，一切費用來自民間，也就是當時幾個公司成員，他們只能負擔富德樓的租金。位於灣仔的富德樓，同樣是民間資助的文藝空間，富德樓的大業主於一個藝術論壇問藝術家馮美華：「有甚麼可以幫助香港藝術？」當時，馮美華認為香港創作人最缺乏金錢與空間，大業主遂在2003年將富德樓的14個單位（現在增至20個）交給她管理，以低廉價格租予藝術家。富德樓的地理位置非常方便，就在銅鑼灣鬧市，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它的租用申請一直大排長龍。
鄧小樺遂以「香港文學館」名義申請租用富德樓單位。「其實是一定租給他們的。」馮美華說，「他們要繼續爭取文學館，也要有個基地去工作、去開會、有產品出來──產品可以是課程、書本、文學創作。」她主要以電影作為媒介從事創作，認為文學對各種藝術形式的創作都很重要，如閱讀文學作品有助她構思故事，而最直接的影響是改編。她曾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任職校長，常常覺得學校裏的中文老師對文學很有追求，可是每年只有寥寥數個學生選修文學，其實全香港的中學也是愈來愈少學生報讀文學科，可是政府從不理會，任由這一學科在中學裏自生自滅。她希望文學可以有更多人喜歡，然而文學在香港的地位卻是不斷倒退，「所以民間如果有一群人如此努力想對抗這種狀況，而政府卻不理會他們，那富德樓就給他們空間吧。」近年，富德樓愈來愈傾向支持一些宏觀層面的藝術發展，如獨立電影、本土研究，也如文學發展，希望這些小機構可以有空間生存，慢慢影響整個香港的文化發展，「其實政府要有政策支持這些機構，但它就是沒有。」
租用申請成功，公開成員開始著手籌備整個實體空間。第一步是命名。他們一直打算直接叫這裏做香港文學館，一天，鄧小樺突然想起作家董啟章於2009年寫的文章〈文學是要「館」的〉，裡面詳細列明香港文學館要有展覽、表演、精神地標、保存文物和資料、展現香港生活體驗等多項功能，而他們的富德樓單位因空間、財政、人力各種限制，只能主力做推廣與教育，與董啟章當初提出的完整文學館藍圖相距甚遠，她覺得直接把單位叫做香港文學館有點僭越，提議改用其他名字，眾人同意。
於是，董啟章提議不如叫「香港文學生活館」。他在2013年的九龍城書展講座〈文字‧革命‧生活〉解說：「因為小型場館絕對做不到大規模工作如收藏或大型展品或學術研究，但可以做一個聯絡的角色，以及在小場地裏給人參加一些文學活動，譬如文學課程、小型講座、分享、朗誦之類，靈活性很大，而且也有好處，就是開始時的小型規模可以是一個很親密的空間，促成大家在這裏互相認識、互相分享，所以我們將它稱為生活館，即生活的面向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接觸。」
馮美華最關心的是生活館如何生存下去，生存要錢，錢從何來？她經常鼓勵他們向不同慈善機構申請撥款，例如賽馬會，「愈多資源就會辦得愈好，而生存不了，一切就不能延續下去。」
命名以後，下一步是宣傳。2013年年尾，一批名為「文學刺青」的照片連同生活館即將開幕的消息，鋪天蓋地在社交網頁傳開。照片主角包括作家馬家輝、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歌手黃耀明等不同界別的名人，他們分別把香港文學書名寫在自己的身體上，由書法家徐沛之寫字，攝影師沈嘉豪拍照。以肉身承載文學，這個活動迴響頗大，任職報刊編輯的謝傲霜以傳媒角度解說宣傳策略：「一定要有視覺元素，特別是在媒體網絡化的年代；而參與者來自不同界別，事情自然受到不同界別、也就是社會更多的關注。」鄧小樺補充說，文學館議題本來就是一個涉及博物館學、視覺藝術等方面的跨範疇議題，而首個宣傳活動是跨界創作，既是生活館的定位，同時告訴外界：「生活館是在做藝術層次的事。」
接下來是籌集營運資金。據生活館去年出版的《文學是一場寧靜的奮鬥》，生活館首年收入，文學顧問策劃費佔了38％，捐款佔18％、會員會費佔15％、課程收入佔13％。這說明單靠學費、會費等來自文學愛好者的收入，並不足夠支撐生活館的運作，他們需要努力開拓更多財源。他們嘗試與香港電台、何鴻毅家族基金等大型機構合作，此舉同時是希望外界知道文學團體也可以與不同機構合辦活動。每年，富德樓都會相約租戶審視過去一年工作，以決定續租與否，馮美華最關心的是生活館如何生存下去，生存要錢，錢從何來？她經常鼓勵他們向不同慈善機構申請撥款，例如賽馬會，「愈多資源就會辦得愈好，而生存不了，一切就不能延續下去。」
生活館的人與人
生活館的行政架構設有董事、理事與核心會員，董事與核心會員負責為館內活動與未來發展提供意見，而理事則負責日常工作的商討與執行，理事每兩年一任，每月開會一次。現在，生活館的董事為詩人陳智德、文化研究學者陳清僑、作家潘國靈，而理事為鄧小樺、詩人廖偉棠、作家謝傲霜、藝術家阿三、劇場創作者甄拔濤。他們在重疊的文學人身份以外，也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學術背景以及不同的人脈資源，如陳智德、陳清僑於學院任教，阿三是視覺藝術家，甄拔濤與謝傲霜是劇場工作者等，他們以各自背景為生活館帶來不同資源，也影響了生活館的面貌。
各人加入生活館的原因與楔機不盡相同。鄧小樺、陳智德、董啟章是最早倡議香港文學館的作家；廖偉棠於2009年獲董啟章邀請加入倡議小組；謝傲霜於2010年獲鄧小樺邀請加入工作室，她記得自己讀大學新聞系時，參加大學的文社，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交流對讀書與文學的看法，畢業後，她一直很懷念這種生活，於是一口答應鄧小樺的邀請；甄拔濤一直留意西九議題，後來鄧小樺邀請他擔任核心會員，去年開始擔任理事。
記得那天穿着一整套西裝來到生活館面試，她第一次來生活館，推門，愕然發現鄧小樺穿着一條悠閒風的長裙、坐在宛如家中客廳的館裏等她。
生活館還有三個全職工作人員，經面試獲聘，他們長時間駐館，負責館內大小事務與日常運作。楊華慶是館內第一個職員，負責行政工作，他曾在不同文藝機構任職行政職位。從前，他常覺得文藝機構的發展目標較為空泛，而生活館則有一個十分明確的目標：爭取成立一間真正的、具規模的香港文學館。他記得整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包括館內的梳化、擺設、電腦，都是開幕前幾天才四處奔走買回來的，然後就是努力完成電腦裏的各種檔案分類，如財政、課程策劃、會員資料等，他正努力完善生活館的行政系統。
一年後，石俊言加入，負責美術設計，他從前有很長時間任職畫廊策展，自覺在原本的工作來到了瓶頸位，剛巧文學館有空缺。吳祉欣於去年10月入職，負宣文宣工作，她在中文系畢業兩年多，仍沒有找到與文學相關的藝術行政工作──這樣的工作崗位極少。去年十月，她在生活館facebook專頁看見招聘廣告，便寄信應徵，記得那天穿着一整套西裝來到生活館面試，她第一次來生活館，推門，愕然發現鄧小樺穿着一條悠閒風的長裙、坐在宛如家中客廳的館裏等她。她在生活館常要處理許多瑣碎的行政工作，又常常因為晚上有活動而要留下來，她卻覺得這是福利，可以免費旁聽文學課，而當瑣碎工作都與文學相關，她突然覺得一切都可以忍受，甚至從中發現樂趣。畢業頭兩年，她不確定自己的工作方向，如今，她肯定自己一輩子都想從事文學工作。
如何讓人關注文學？
據楊華慶提供資料，從2014年3月創館，至本年7月，文學館共推出33個課程。據《文學是一場寧靜的奮鬥》，於2014年，生活館共主辦了近30項活動及課程、協辦了5項活動。這些課程與活動不少以文學為本，如韓麗珠任教的「月亮背面寫作坊」，各大專院校文學老師任教的「香港文學民間講堂：閱讀西西」，以及讀書會、講座、新書發布會等等，同時也有較生活化的旅行分享賣物會、作家打碟音樂會、慶祝作者得獎的快樂酒會等。同時，生活館一直著重舉辦文學跨界活動。
早於創館前，甄拔濤以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名義，與香港浸會大學及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合辦《西夏旅館》戲劇演出。後來，他常常邀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合辦文學與劇場跨界活動，如馮程程的劇本工作坊，由陳炳釗編導、改編自也斯作品的《午睡》的讀劇活動，及文學與劇場研讀班邀請作家與編劇、導演對談等。甄拔濤漸漸發現，原來文學受眾與戲劇受眾只有三成左右重疊。
他一直以為文化藝術的受眾都是同一群人，但原來很多人是看電影不看戲劇、看戲劇不看小說、看舞蹈不看戲劇……很多人都是非常割裂地喜歡一個藝術範疇。「但外國不是這樣，我的成長經驗也不是這樣。」他很想吸引文學人到劇場看看。幾天前，一個朋友告訴他：「我本來想去看《西夏旅館》劇場，但揭了幾頁駱以軍的小說，看不懂，便沒有去看劇場。」他沒有機會告訴朋友：「我的劇場很易明白。」但同時也有不少人因駱以軍而前來捧場。未來一兩年，他會嘗試改編香港作家的作品。
幾月前生活館舉辦了文人手稿展。石俊言常常思考文學展覽和呈現的內容──手稿正是其一。很長時間，手稿都是創作過程的必然產出物，裏面保留了文人寫作的溫度。不過，生活館空間不大，且常常有活動，不同畫廊的空間專為展覽而設，可以長期擺放。他便把文人手稿安放在生活館的其中三面牆壁，畫框微微傾斜，而作家與手稿的介紹都貼在牆上，讓整個展覽顯得有空間感，但又不佔太多空間。展出手稿的作家包括崑南、蔡炎培、西西、何福仁、陳滅、韓麗珠，都是香港文學歷史上經典化的作家。
崑南於《明報》撰文〈從手稿展覽回望爬格子之滄桑〉憶述自己轉用電腦打字寫作接近廿年，他很努才找回半個世紀以前寫給女孩子卻沒有寄出的詩稿。當年，他覺得沒有原稿紙就無法爬格子，而今日卻是沒有鍵盤就寫不出東西，反而對着原稿紙就會靈感盡失。石俊言表示，不同藝術界別也有類似的跨界展覽的嘗試，而生活館的優勢在於它擁有龐大的作家網絡，「要是我從前有意策劃類似的展覽，相對地較難取得聯繫。另外，生活館提供了較深入的文本分析與展示，觀眾可以在展覽裏獲得更深入的文學理解。」
〈我街道〉至少可以讓文學走進社區，維繫一群年輕人在社區發掘新元素、新故事。其實文學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說故事，如何去說一個自己關心與熟悉的社區故事是很重要的。
今年，生活館希望多推廣社區文學，如全年投放最多資源的活動〈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寫作計劃，舉辦社區創作班，邀請作家、畫家、攝影師帶領學員遊走灣仔、深水埗、土瓜灣、大埔等地區，再公開徵集文章，以地圖形式放到網上。鄧小樺回想香港近年經歷多場保育運動，對城市空間、城市記憶有不少反思，而這些反思與文學的關係十分密切，「文學較重視個人情感與經歷，於是活動題目裏有三個『我』字，因為『我』的參與而令一個地方變得重要。」
生活館希望透過這個計劃，令成名作家、學生、素人──任何人一起創作，記錄香港。陳清僑認為文學與社區從來不可分割，本來，西九管理局應在一個地方建設文化區，同時以此為據點，推動整個香港的文化政策及文化發展，「它有這樣的責任，以西九為介面，同時發展、綜合不同社區的文化成果，在西九展示、搞活動、搞節日，但西九管理局卻只是管理場地，其他事情交由其他部門負責。而〈我街道〉至少可以讓文學走進社區，維繫一群年輕人在社區發掘新元素、新故事。其實文學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說故事，如何去說一個自己關心與熟悉的社區故事是很重要的。」
至於生活館的宣傳工作，除了最初的文學刺青以外，以後幾乎只用facebook專頁宣傳。這個專頁兩年累積了16000個讚好，對比幾個數據：台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臺文館）臉書有7000個讚好；台北的紀州庵文學森林有18000個讚好，香港的香港太空館有13000個讚好。對比之下，文學館在僅有的兩年時間裡，利用社交媒體聚集社群的功力可謂強大。每天，吳祉欣都會在專頁發布幾則消息，一些與生活館的動向有關，一些是轉載其他文藝團體的消息或報刊裏的文學報導，生活館的專頁好像是掌握香港文學最新資訊的大本營。楊華慶說會員與學員其實並沒有很重疊，而他們每次參與大型活動如九龍城書節，或社會每有文學爭議，讚好人數都會驟升。
站在草創期的願望
生活館改變了一些學員的「文學生活」。鄧亮瀅是臨床心理學家，每天都會穿過一條河、一排樹木，回到辦公室裏聆聽他人的生命故事，幫助他們處理心理創傷。工作以外，她也有自己的心事要處理。她參加了韓麗珠的月亮背面寫作坊，最初以為是學習寫作技巧，然而，韓麗珠卻要他們挖掘自己內心深處的記憶，面對自己的種種經歷，如果學員迴避問題，韓會不斷追問。她恍然發現，寫作其實是在學習如何與真正的自己好好相處，而只要不斷深挖自己的內心世界，每個人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寫作語調、詞彙和方式。課程結束後，她仍常常與幾個學員聚會，交換作品、認真討論，如在討論各自的內心世界。她也因此愈寫愈認真。
「一個財政不穩的機構是永遠無法離開草創期的。其實現在社會的狀態很差，各種制度都在崩壞，要建立一樣新東西很困難。」
兩年過去，鄧小樺認為生活館仍在草創期，「一個財政不穩的機構是永遠無法離開草創期的。其實現在社會的狀態很差，各種制度都在崩壞，要建立一樣新東西很困難。」她笑言自己是夕陽工業的startup王，從十年前創辦文學雜誌《字花》、在誠品書店進駐香港時任職副館長，到現在的香港文學生活館，她希望可以做一些社會本來沒有的事。問她具體怎樣做到這樣，「意志，知識，用創意來克服困難。」她一方面渴望向前推動，一方面很珍惜這段草創時光：「好像隨時拋出一個主意也可以落實成真，這種靈活是很美好的。」
生活館仝人從未放棄爭取成立一個真正的文學館。三個職員雙眼閃着亮光，幻想着未來的文學館：「硬件方面，首先要有一個很大的展覽廳，然後要有劇場，像文化中心一樣……」「館藏部份很重要，收集了的東西如何按類別或按需要而重新展示？」只是，政府對他們的訴求，始終沒有回音。廖偉棠認為：「這是很正常的，我們人人都罵政府，我們不是建制文人，不能利用，不會幫政府寫讚歌，甚至可能跟他們對着幹。」但他始終不放棄以民間力量爭取文學館，因為心裏總是惦記一個地方：2011年新春，菜園村的「廢屋文學館」。
2009 年是爭取成立文學館的開端，同年，香港發生了菜園村事件：香港政府宣布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毫無諮詢的情況下，強行清拆超過150戶人的菜園村，以興建高鐵緊急救援站。菜園村村民以「不遷不拆」為口號奮力抗爭，民間反高鐵、保菜園村聲音不絕，至2010年1月，萬人包圍立法會，立法會還是通過了高鐵撥款；2月，菜園村決定搬村，10個月後決定落戶元崗新村旁邊的農地，由零開始，重新規劃一條生態村：菜園新村。2011年農曆新年，逾百名香港藝術家來到不少村屋已被清拆的菜園村，舉辦一連兩日的「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大型廢墟藝術節」，以炮竹鑼鼓、音樂會、電影、舞蹈、文學送別菜園村。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在這裏策劃「廢屋文學館」，在早已沒有屋頂、沒有窗戶也沒有人居的廢屋裏，畫上顏色繽紛的圖畫，寫上一首首因菜園村而創作的詩，那是他們第一次用實體空間來展示文學。不久，廢屋被推土機夷為平地，高鐵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而鐵路的終點站位於西九。
香港教育從不推崇創作，視語文為升學、求職、謀生的工具，而新媒體的出現影響了文字載體、閱讀耐性與思考模式，如每個人都在極短時間接收全世界的不幸事件，同時要在極短時間表態，沒有時間深思與沉澱，與文學需要時間深思沉澱的特質完全相反。
整個藝術節記錄在《新春糊士托．菜園藝術快樂抗爭》一書，書扉寫道：「一九六九年美國有鄉下小鎮Bethel辦胡士托音樂節，展現戰後嬰兒潮世代對愛與和平的追尋，二零一一年香港有慘被清拆菜園村辦糊士托藝術節，顯示回歸後香港人不甘向現實屈服，以積極樂觀的姿態抵抗不合理的強權。」
那年廖偉棠在菜園村感到文學情感如同糊春聯一樣附在菜園村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原來民間辦藝術節一點都不遜色，即使資源有限，但更自由，不用成為政府的附屬品，這件事十分重要，令我更堅定爭取文學館。」假如政府不讓步，香港永遠沒有文學館？「最重要是推廣文學，生活館的存在至少提醒了大眾這件事，也為香港文學提供了一個展示平台。」不過，小小的富德樓空間，做講座便要移開展覽，又不能同時舉辦兩個活動，他始終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大空間：「最好給我們一個硬件，我們做得好，你們也有光。」如果政府提供一間偏遠的荒廢村校？「我不代表其他人，但我覺得可以，而且會很開心。」
謝傲霜當年參加了「在菜園村救走『倖存者』計劃」，從村裏拾走不少被棄置的、破爛了的小物件，如一套杯具，再把小物件重新佈置，用來展示她的劇本式小說《團年飯》。無論是菜園村抗爭也是文學館抗爭，她也是中途加入，而兩件事給她的共同感受是付出很多來爭取、對抗，最後也很可能沒有成效，但無論如何也要行動，「因為你不行動，所有東西都不會發生，如菜園村最後雖然沒有辦法保留原本的村落，但透過不同人對這件事的參與，共同討論更好的家應該是怎樣的，這些東西都帶到了菜園新村。至於文學館的抗爭，我們自發的民間文學館，也有很多人參與，最重要是人與人的連結與合作，一起尋找不同的可能性，一起經驗，一起努力。」
「在不看書的年代鼓勵閱讀與創作，這是很需要有創意的人去做的，傳統文學人，如我這一代，未必很適合做文學推廣，但我們仍有責任推動文學教育與研究。」
西九文化區始終沒有香港文學館，而這場文學抗爭，在陳清僑眼裏很有意義。他憶述自己成長的五、六十年代，香港有很多書店、很多文學出版，而金庸、倪匡等作家在報紙連載小說，可見文學創作因商業活動而推動。時代確是變了，由始至終都是市場主導的香港社會，相比從前富裕了很多，因此店鋪租金很貴，實體的文化場所愈來愈少，可供給文人創作、買書的地方也是愈來愈少。同時，香港教育從不推崇創作，視語文為升學、求職、謀生的工具，而新媒體的出現影響了文字載體、閱讀耐性與思考模式，如每個人都在極短時間接收全世界的不幸事件，同時要在極短時間表態，沒有時間深思與沉澱，與文學需要時間深思沉澱的特質完全相反。香港社會的各方面都不利文學發展。
他回想西九最初是無中生有的一片土地，「我們通過民間參與來提出疑問：到底文化區要帶領香港文化做些甚麼？除了吸引旅客消費、成為自給自足的旅遊區外，它有甚麼文化任務？然而興建西九的這十多年，我沒有看見香港文化真是因西九而推動，而上述一切，都令香港很難培養文學作者、讀者，閱讀香港文學或是古今中外的文學。」政府始終未有長遠政策，於是民間一定要行動，令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文學連結不要中斷。「在不看書的年代鼓勵閱讀與創作，這是很需要有創意的人去做的，傳統文學人，如我這一代，未必很適合做文學推廣，但我們仍有責任推動文學教育與研究。」
香港文學的想像不是國家文學
去年暑假，台灣作家楊佳嫻到訪生活館，感覺是來到朋友家中的客廳閒談、玩耍。她在台灣也會到台灣文學館聽講座、看展覽，每次到訪都有明確目的。「台文館是很大很漂亮的古蹟，它從前是台南州廳，有一種非常行政的感覺，而香港文學生活館的親切感較強，較像文學人的家，民間自發比較能做到輕鬆的氣氛。文學人的展覽廳跟文學人的家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文學館的親切感較強，較像文學人的家，民間自發比較能做到輕鬆的氣氛。文學人的展覽廳跟文學人的家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台灣的文學空間遍佈整個島嶼，香港文學人紛紛表示羨慕，楊佳嫻卻回想起1970年代，台灣的大學裏面仍有中文老師否認有「台灣文學」。後來，台灣文學被納入教育體系，特別是在大學教育裏成為非常正式的一科，這與台灣近二三十年的文學建制化有很大關係。「國家文學被當成國家認同的整體的一部份，所以政府很願意出錢花人力做這件事。文學本來是國家民族要發展認同感的過程裏的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這情況也許在中國、香港也很常見，平常的社會輿論覺得讀文學、歷史沒有前途，可是每當看見政府轉變，它們第一項要修改的其實就是文學與歷史，因為這些東西能夠決定意識形態，這些連繫到台灣課程綱要微調等教育爭議。」而香港，「香港文學的想像好像不是國家文學？」
相比書店、圖書館、咖啡店等文化空間，她認為文學館更有助推廣文學。「台灣的文學空間努力開發新的推廣方式，紀州庵文學森林會特別找來一些與食物連繫得很緊密的作家，如曾經賣牛肉麵的商禽，再把這些食物變成文學咖啡店裏的私房菜，在某個指定月份前來便可吃到，通過味覺來打開閱讀世界；而台文館最近則辦了一個莎士比亞在台灣的展覽，重點是莎士比亞如何影響台灣作家的創作？台灣作家是如何呈現莎士比亞的？這展覽打開了台灣文學的世界視野。」
「我上次到生活館的感覺是香港不是只有活躍的年輕作家，年長作家如崑南也非常支持生活館，原來這個議題可以令不同層面的作家更專注、更合作、更願意一起討論如何以各種方法令文學深入到一般市民的生活裏，這種奮鬥是非常值得被注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