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修：另一個向度的人

靈修生涯開啟之前，白彤（化名）做了十幾年的中國法治記者。她寫了一個接一個黑暗腐敗的案件：法院收黑錢，警察枉法，無罪的人被冤死，訪民被關進黑監獄遭毆打強姦……她被捲入受難者的痛苦，時常失控，和上訪者一起哭起來。

而對於輿論的「眾矢之的」──那些體制中也許在「作惡」的官員，她也恨不起來，「我看到的不是惡人，而是一個個沒有被好好對待過尊重過愛過的人」。

工作給她帶來無力感。回到家，她的親密關係更是一團亂麻。戀人是一個眾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感情上索求無度，卻很少付出。她形容，那是一種「腹背受敵」的感覺。

那時她三十多歲，心力交瘁。「我的骨骼、血管、毛孔，都鬱結着黑色的痛苦，」在一段回憶的文字裏，白彤寫道。遇見一件小事，她會大哭、大怒、死去活來。在夜晚開車回家的路上， 她想過自盡。

她知道自己患了抑鬱症。加拿大學者費立鵬2009年在世界頂級醫學雜誌上《柳葉刀》發表觀點：中國抑鬱症的患病率為6.1%，幾乎達到9000萬人。

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更是將這種生理上的抑鬱上升到整個民族的心理失衡。他提出了「中國病人」的論點：邱興華、馬加爵、藥家鑫等個體殺人事件悚動不斷，黑磚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宜黃拆遷自焚、富士康連環自殺等群體惡性事件層出不窮，「我們的內心變得越來越焦躁，越來越不安……大家懷着強烈的不安全感，且人的底線被不斷地一次次刷新……」武志紅曾向媒體表示。

「我們的上一代人生存環境是很惡劣的，在物質上和身體上安頓好就行了，能活下來已經很不錯了。但到了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滿足於在身體層面被滿足了。」

與此同時，據中國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5年發布的統計：中國精神科醫生僅2萬名，缺口達40多萬。更何況，現階段在中國，心理治療的質量也不盡人意。白彤曾向心理諮詢師尋求幫助22次，催眠、冥想，兜兜轉轉，抑鬱症仍然時起時伏。

「最崩潰的時候，肯定不是理性救了我。」白彤說。

後來她造訪一位前同事。前同事在幾年前忽然離開了媒體，去開辦了一所心靈成長機構。那次見面，前同事把手放到自己心臟的部位，說，「要解決世界的爭鬥，要從這裏做起。對自己下功夫，不是往外求。」

從那天起，白彤逐漸走進另一個世界。

「身心靈運動」：「我們需要『比我們更大的』東西」

「我覺得靈修的很大原因是，碰到了『苦難』。」80後企業主趙萬良對端傳媒說，曾有好幾年時間，他和妻子雙雙出入靈修圈，在圈子裏小有名氣。他說，這種苦難來自肉體也來自精神。

也許是親人的猝然離去，也許是一段感情的分崩離析，也許是忽然間感覺自己到了一個天花板止步不前，也許是你花了八萬元買了一個愛馬仕，卻發現那種快樂維持不過五分鐘。

「我們的上一代人生存環境是很惡劣的，在物質上和身體上安頓好就行了，能活下來已經很不錯了。但到了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滿足於在身體層面被滿足了，」陳壽文對我說。他是北京一位身心靈圖書出版人，也是大陸「身心靈運動」的推動者。

不具備明顯宗教特徵的身心靈運動，始於1960年代美國興起的「生命潛能運動」，是哲學、宗教和心理學混合的產物，奠基人是提出「需要層次理論」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

馬斯洛曾認為人類需求有五級，佔據最頂層的是自我實現的需求。而在晚年，他將自己的五級理論更正為六級，發展出「自我超越的需求」，「我們需要『比我們更大的』東西」。由此，發展出包括瑜伽、替代理療、冥想靜心、超自然的神秘學智慧體驗等包羅萬象的身心靈運動。

在中國的信仰真空中，與佛、儒、道、基督一樣，身心靈運動也成了不少中國人，尤其是都市人依靠的一脈。

在2005年，陳壽文舉辦了一個名為「心靈自由」的讀書會，至今有讀友數千人。據他的觀察，讀友中，女性佔了七八成。為什麼常常是女性和靈性運動聯繫緊密？陳壽文分析原因：「中國重男輕女，男人被動接受，不大懂得怎麼愛人，中國女性被忽略被打壓，很容易強烈的自我否定和低價值感，陷入一個很糟糕的關係中又出不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問題」，「男人面對情緒和內在世界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喝酒、運動、拼命工作這些外在方式去掩蓋它，女人情緒更敏感更強烈，有更大的動力去探究如何可以實現平衡。」

趙萬良曾經在廣西桂林參加過禪修訓練營。為期十天：三天的呼吸課，觀察氣流從左鼻孔吸入，右鼻孔流出，感受氣流與鼻腔碰撞的感受；六天的內觀覺知，從頭到腳觀察感受，再從腳到頭，一塊一塊皮膚地感受，不漏掉一處；最後一天是慈悲觀，培養平常心。

「我第二天和第六天想逃跑，一天十來個小時，太乏味了，像圈在籠子裏的鳥，」但在禪修結束的那天，趙萬良感覺受益匪淺，「這種情緒最後會走，不論開心還是悲傷，佛教說無常，就是集中幾天用身體本身的體驗去覺察這種變化。」

「反倒是大陸經受了唯物主義教育，大家不信神、宗教徒比例並不高，反倒更容易接受靈修。」

陳壽文向我介紹道，在東方的宗教修習中，早有許多達到超越體驗的方式，包括上述類似的佛教禪修。1960年代，一批藏傳佛教徒、南美巫師等逃到歐美，西方研究者們發現，這些修行者的狀態和一般人不大一樣──他們有種無條件的快樂，不受外界干擾。心理學家開始研究修行者們與眾不同的特徵，這些成果成為今天不少心理治療手段乃至藝術創作的源泉。比如，麻省理工大學的榮譽醫學博士卡巴金（Jon Kabat-Zinn）提出的正念療法，其修習方式與藏傳佛教存在某些相似處，無非是把觀想一位菩薩眼耳鼻舌身的過程，換成了觀想一粒葡萄。

在朋友的建議下，白彤按照卡巴金的《正念》打坐。盤腿、雙手放在腿上，閉目，數呼吸。很長一段時間，還坐不到5分鐘，她的大腦就已波濤洶湧，各種雜念一湧而入。「而我自己，如同風暴中的小船，隨時可能滅頂」。她哭起來，直到渾身虛脱。

她看清楚自己在恐懼什麼：結束正在經歷的戀情。儘管那是一個深淵。

她並不信奉儒家，她自認是「自由主義者」，但自由主義時常讓她感到自己是一個「空心人」。下定決心與愛人分手的那個晚上，她經歷了一場地獄。痛苦從內臟蔓延到皮膚，深入夢境，綿延到醒來。但她很快痊癒，回到一個活在當下的自己，「我似乎變得身輕如燕起來。心像一個房間，大了敞亮了。」

她感到一束光照了進來，一雙無限温柔和慈愛的眼睛始終陪伴着她。這是她重新感覺到的「愛」。

為了表明已由從前的自己破繭，幾年後，記者白彤給自己改名作「紫膺」。

靈修界：「神聖和瘋狂，一牆之隔」

身心靈運動從歐洲傳回日本和台灣，始於一些學者的譯註。身心靈導師胡因夢，在結束與李敖那段著名的婚姻後，突然發現曾經擁有的都不是她想要的，由此開始了對思想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她翻譯了印度哲學大師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愛與自由》等一系列書籍。

2007年，胡因夢第一次來大陸演講，在北京的百年書店涵芬樓推廣了克氏的書和她「拙火與自我覺察」的工作坊，30個人的課，有600多人報名，一次上課，應學員的要求，講到了凌晨四點鐘。

「大陸靈修是從台灣傳過來的，但事實上靈修在台灣並不發達，它的信仰系統更系統和穩定，宗教徒偏多一些。反倒是大陸經受了唯物主義教育，大家不信神、宗教徒比例並不高，反倒更容易接受靈修。」陳壽文觀察道。

不過，舉辦了讀書會十多年的陳壽文，常常目睹中國的靈修「怪現狀」：有些人善於表達，講寬恕講仁愛頭頭是道，但又常常言行不一，稍微遇到質疑，就急於反脣相譏；很多人說愛，但他只能愛遠方的人，愛貓貓狗狗，卻沒辦法愛身邊的人；有人渴望剃度出家，但在寺廟一段時日後，發現「道場」與「市場」別無二致，再度陷入幻滅……

「東方沒有整體經過理性啟蒙，人們在還缺少理性精神的時候就開始追求模糊了。所以非理性和靈性會混淆。」

趙萬良的妻子在靈修一段時間之後，越來越無法融入家庭，逢年過節不回老家，不想要小孩，把終極目標定為：像出家人一樣活着。幾年後，他們的婚姻無以為繼。趙萬良本人，也在靈修中時常陷入糾結，比如很簡單的小事：想換一個手機，手頭緊張，就會翻來覆去地想：是不是靈修耽誤我掙錢了？但我掙錢到底對不對？當下定決心要買了，又有聲音跑出來：這不對，這是慾望。

紫膺偶有參加靈修工作坊。一次，在參加一個回憶起人的內在神性的靈修工作坊時，老師帶着大家重複念：「我是神！」幾十個學員就跟着大聲喊：「我是神！」喊聲震天。

另一次，一位美國朋友向紫膺介紹他所觀察到的新時代運動：一些人去了印度，穿上了大袍子，自稱「上師」；回來之後，吸引了一些外行圍繞在他身旁，這就是新時代運動中大大小小的「教主」。

「靈修界裏魚龍混雜，最功利的人也可以見到，很醜惡，利用這個來剝削壓榨別人，」陳壽文說道。在2012年廣州日報一篇《瘋狂的『靈修』》的報道中，直指一位自詡新時代領袖的男子秦銘遠借譚崔課程之名，引導學員赤身露體，「經由性，超越性，達到宇宙性高潮……」後該組織被取締。而在2016年新浪新聞的一篇報道中，一個名為「創造豐盛」的身心靈培訓機構，所需課程費用為100萬、800萬、1000萬、3000萬不等，甚至有人打算賣房子湊錢加入其中。

在正念創始人卡巴金的心目中，「『靈性』一詞實際上所製造的問題比它能解決的還多」。心理學家胡慎之更曾向媒體表示，「經常接到靈修出了問題然後找我們來求助的，甚至精神病醫院也有很多。有些門不是可以隨便打開的，就像一個魔盒，不是你能控制的。」

「東方沒有整體經過理性啟蒙，人們在還缺少理性精神的時候就開始追求模糊了。所以非理性和靈性會混淆，」而這片啟蒙前的前現代狀態的土壤，很容易極度飢渴又極度狂熱地陷入信仰衝動，變成野心家和精神狂人的樂土，陳壽文說，「神聖和瘋狂，一牆之隔。」

陳壽文學經濟管理出身，涉獵出版後，他發現自己「做身心靈圖書出版，能獲得一種很好的滿足感」。他決心做一個身心靈運動的「學院派」，開辦讀書會，組織心理學家講座，開辦工作坊。

「真正的靈修反而是不理想主義的，它如其所是，它看一切都是本來的樣子，修平常心，理解並接納身邊的一切」。

「世俗成功學的辦法告訴我們，要朝外界努力、努力、努力。靈修改變了目標模式，先要清楚我是誰，我是什麼人，我能做什麼，能給世界帶來什麼，再自然地按照靈魂的推動力行動，不是一味地往外抓取。」

女巫諮詢師：尋找另一個向度的人

或是尋求身心安頓，或是抱團取暖，或是取「生意經」，靈修這種方式，在都市白領中流行起來。

恍若一夜間，大陸的心靈成長機構遍地開花，叫「幸福導師」的職業應運而起，寺廟禪修內觀成為城市白領的假日風尚；都市的寫字樓裏，源自印度哲學的瑜伽會所唱誦着古老的歐姆之音，SPA店在芳香精油中敲響尼泊爾的頌缽，借聲波以撫慰疲憊的身心；間或有小型的靈性音樂會所隱匿在80年代蘇聯風格的筒子樓院落中，古琴、尺八、梵唱等失落已久的靈性音樂，一泓又一泓飄散開。

而在靈修緣起的西方國度，身心靈運動早已走得更遠，且一反現在宗教的頹勢，仍處於上升期。

哈佛商學院教授孟睿思（Christopher Marquis）在《從美國經驗預測中國身心靈市場的發展》中寫道，2013年美國瑜伽產品年度銷售額270億，練瑜伽人數每年上升20%，全人養生的總和修養培訓中心，增長達11%，正念療法開始被企業、醫院、學校等主流機構採納，甚至美國軍隊也會與正念結合，培養軍人的專注力。甚至包括水晶、星象、風水、薩滿文化等超自然的神秘學體驗，也開始逐步受到主流的認可。2008、2010年華盛頓郵報兩次報道了一個華爾街金融人士轉變成薩滿的故事。2015年4月20日，《柳葉刀》再刊出英國心理學家撰寫的一盤論文，結論道，靈修可以代替抗抑鬱藥品，減少抑鬱症的復發機率。

孟睿思認為，在美國，身心靈運動經歷的階段為：前沿靈性探索──科學論證與產品開發──產品化抬頭──商業化主導，而在中國，商業活動和產品是大眾參與冥想等身心靈活動的發動機，將進一步沉澱到個人生活的分享，再引向對傳統文化的迴歸和發掘。

如今的紫膺素顏白袍，戴着一大塊紫水晶掛墜。見到她時，常常有塔羅牌、水晶球、大朵的月季百合相佐，點一柱香，她便開始斂息靜氣，在席上盤腿打坐。「放下意識，讓身體連接宇宙的能量，抵達身體的每一個角落。」她諄諄告訴來拜訪的客人。

這是紫膺每天的日課和生活空間。從記者的工作辭職以後，她給自己嶄新的身份定位是：女巫，靈性諮詢師。她的客戶往往是一些遇到感情創傷的女性，她引導她們向內看、完整內在的自我，如同引導當初的那個自己。

她說舊日創傷已慢慢癒合，她喜歡現在的自己：「對金錢的慾望降得很少，關注自己內在美好的狀態，活在一個很愉快的狀態中。」

如果說，現代社會造就了壓縮在物質層面的「單向度的人」，靈修者，像是另一個向度的人。「世俗成功學的辦法告訴我們，要朝外界努力、努力、努力。靈修改變了目標模式，先要清楚我是誰，我是什麼人，我能做什麼，能給世界帶來什麼，再自然地按照靈魂的推動力行動，不是一味地往外抓取，」紫膺說着，眼角那抹紫色的眼影一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