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修：另一个向度的人

灵修生涯开启之前，白彤（化名）做了十几年的中国法治记者。她写了一个接一个黑暗腐败的案件：法院收黑钱，警察枉法，无罪的人被冤死，访民被关进黑监狱遭殴打强奸……她被卷入受难者的痛苦，时常失控，和上访者一起哭起来。

而对于舆论的“众矢之的”──那些体制中也许在“作恶”的官员，她也恨不起来，“我看到的不是恶人，而是一个个没有被好好对待过尊重过爱过的人”。

工作给她带来无力感。回到家，她的亲密关系更是一团乱麻。恋人是一个众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感情上索求无度，却很少付出。她形容，那是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

那时她三十多岁，心力交瘁。“我的骨骼、血管、毛孔，都郁结着黑色的痛苦，”在一段回忆的文字里，白彤写道。遇见一件小事，她会大哭、大怒、死去活来。在夜晚开车回家的路上， 她想过自尽。

她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世界顶级医学杂志上《柳叶刀》发表观点：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几乎达到9000万人。

中国心理学家武志红更是将这种生理上的抑郁上升到整个民族的心理失衡。他提出了“中国病人”的论点：邱兴华、马加爵、药家鑫等个体杀人事件悚动不断，黑砖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宜黄拆迁自焚、富士康连环自杀等群体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不安……大家怀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且人的底线被不断地一次次刷新……”武志红曾向媒体表示。

“我们的上一代人生存环境是很恶劣的，在物质上和身体上安顿好就行了，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满足于在身体层面被满足了。”

与此同时，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统计：中国精神科医生仅2万名，缺口达40多万。更何况，现阶段在中国，心理治疗的质量也不尽人意。白彤曾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22次，催眠、冥想，兜兜转转，抑郁症仍然时起时伏。

“最崩溃的时候，肯定不是理性救了我。”白彤说。

后来她造访一位前同事。前同事在几年前忽然离开了媒体，去开办了一所心灵成长机构。那次见面，前同事把手放到自己心脏的部位，说，“要解决世界的争斗，要从这里做起。对自己下功夫，不是往外求。”

从那天起，白彤逐渐走进另一个世界。

“身心灵运动”：“我们需要‘比我们更大的’东西”

“我觉得灵修的很大原因是，碰到了‘苦难’。”80后企业主赵万良对端传媒说，曾有好几年时间，他和妻子双双出入灵修圈，在圈子里小有名气。他说，这种苦难来自肉体也来自精神。

也许是亲人的猝然离去，也许是一段感情的分崩离析，也许是忽然间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天花板止步不前，也许是你花了八万元买了一个爱马仕，却发现那种快乐维持不过五分钟。

“我们的上一代人生存环境是很恶劣的，在物质上和身体上安顿好就行了，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满足于在身体层面被满足了，”陈寿文对我说。他是北京一位身心灵图书出版人，也是大陆“身心灵运动”的推动者。

不具备明显宗教特征的身心灵运动，始于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生命潜能运动”，是哲学、宗教和心理学混合的产物，奠基人是提出“需要层次理论”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

马斯洛曾认为人类需求有五级，占据最顶层的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而在晚年，他将自己的五级理论更正为六级，发展出“自我超越的需求”，“我们需要‘比我们更大的’东西”。由此，发展出包括瑜伽、替代理疗、冥想静心、超自然的神秘学智慧体验等包罗万象的身心灵运动。

在中国的信仰真空中，与佛、儒、道、基督一样，身心灵运动也成了不少中国人，尤其是都市人依靠的一脉。

在2005年，陈寿文举办了一个名为“心灵自由”的读书会，至今有读友数千人。据他的观察，读友中，女性占了七八成。为什么常常是女性和灵性运动联系紧密？陈寿文分析原因：“中国重男轻女，男人被动接受，不大懂得怎么爱人，中国女性被忽略被打压，很容易强烈的自我否定和低价值感，陷入一个很糟糕的关系中又出不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男人面对情绪和内在世界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喝酒、运动、拼命工作这些外在方式去掩盖它，女人情绪更敏感更强烈，有更大的动力去探究如何可以实现平衡。”

赵万良曾经在广西桂林参加过禅修训练营。为期十天：三天的呼吸课，观察气流从左鼻孔吸入，右鼻孔流出，感受气流与鼻腔碰撞的感受；六天的内观觉知，从头到脚观察感受，再从脚到头，一块一块皮肤地感受，不漏掉一处；最后一天是慈悲观，培养平常心。

“我第二天和第六天想逃跑，一天十来个小时，太乏味了，像圈在笼子里的鸟，”但在禅修结束的那天，赵万良感觉受益匪浅，“这种情绪最后会走，不论开心还是悲伤，佛教说无常，就是集中几天用身体本身的体验去觉察这种变化。”

“反倒是大陆经受了唯物主义教育，大家不信神、宗教徒比例并不高，反倒更容易接受灵修。”

陈寿文向我介绍道，在东方的宗教修习中，早有许多达到超越体验的方式，包括上述类似的佛教禅修。1960年代，一批藏传佛教徒、南美巫师等逃到欧美，西方研究者们发现，这些修行者的状态和一般人不大一样──他们有种无条件的快乐，不受外界干扰。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修行者们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些成果成为今天不少心理治疗手段乃至艺术创作的源泉。比如，麻省理工大学的荣誉医学博士卡巴金（Jon Kabat-Zinn）提出的正念疗法，其修习方式与藏传佛教存在某些相似处，无非是把观想一位菩萨眼耳鼻舌身的过程，换成了观想一粒葡萄。

在朋友的建议下，白彤按照卡巴金的《正念》打坐。盘腿、双手放在腿上，闭目，数呼吸。很长一段时间，还坐不到5分钟，她的大脑就已波涛汹涌，各种杂念一涌而入。“而我自己，如同风暴中的小船，随时可能灭顶”。她哭起来，直到浑身虚脱。

她看清楚自己在恐惧什么：结束正在经历的恋情。尽管那是一个深渊。

她并不信奉儒家，她自认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时常让她感到自己是一个“空心人”。下定决心与爱人分手的那个晚上，她经历了一场地狱。痛苦从内脏蔓延到皮肤，深入梦境，绵延到醒来。但她很快痊愈，回到一个活在当下的自己，“我似乎变得身轻如燕起来。心像一个房间，大了敞亮了。”

她感到一束光照了进来，一双无限温柔和慈爱的眼睛始终陪伴着她。这是她重新感觉到的“爱”。

为了表明已由从前的自己破茧，几年后，记者白彤给自己改名作“紫膺”。

灵修界：“神圣和疯狂，一墙之隔”

身心灵运动从欧洲传回日本和台湾，始于一些学者的译注。身心灵导师胡因梦，在结束与李敖那段著名的婚姻后，突然发现曾经拥有的都不是她想要的，由此开始了对思想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她翻译了印度哲学大师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爱与自由》等一系列书籍。

2007年，胡因梦第一次来大陆演讲，在北京的百年书店涵芬楼推广了克氏的书和她“拙火与自我觉察”的工作坊，30个人的课，有600多人报名，一次上课，应学员的要求，讲到了凌晨四点钟。

“大陆灵修是从台湾传过来的，但事实上灵修在台湾并不发达，它的信仰系统更系统和稳定，宗教徒偏多一些。反倒是大陆经受了唯物主义教育，大家不信神、宗教徒比例并不高，反倒更容易接受灵修。”陈寿文观察道。

不过，举办了读书会十多年的陈寿文，常常目睹中国的灵修“怪现状”：有些人善于表达，讲宽恕讲仁爱头头是道，但又常常言行不一，稍微遇到质疑，就急于反唇相讥；很多人说爱，但他只能爱远方的人，爱猫猫狗狗，却没办法爱身边的人；有人渴望剃度出家，但在寺庙一段时日后，发现“道场”与“市场”别无二致，再度陷入幻灭……

“东方没有整体经过理性启蒙，人们在还缺少理性精神的时候就开始追求模糊了。所以非理性和灵性会混淆。”

赵万良的妻子在灵修一段时间之后，越来越无法融入家庭，逢年过节不回老家，不想要小孩，把终极目标定为：像出家人一样活着。几年后，他们的婚姻无以为继。赵万良本人，也在灵修中时常陷入纠结，比如很简单的小事：想换一个手机，手头紧张，就会翻来覆去地想：是不是灵修耽误我挣钱了？但我挣钱到底对不对？当下定决心要买了，又有声音跑出来：这不对，这是欲望。

紫膺偶有参加灵修工作坊。一次，在参加一个回忆起人的内在神性的灵修工作坊时，老师带着大家重复念：“我是神！”几十个学员就跟着大声喊：“我是神！”喊声震天。

另一次，一位美国朋友向紫膺介绍他所观察到的新时代运动：一些人去了印度，穿上了大袍子，自称“上师”；回来之后，吸引了一些外行围绕在他身旁，这就是新时代运动中大大小小的“教主”。

“灵修界里鱼龙混杂，最功利的人也可以见到，很丑恶，利用这个来剥削压榨别人，”陈寿文说道。在2012年广州日报一篇《疯狂的‘灵修’》的报道中，直指一位自诩新时代领袖的男子秦铭远借谭崔课程之名，引导学员赤身露体，“经由性，超越性，达到宇宙性高潮……”后该组织被取缔。而在2016年新浪新闻的一篇报道中，一个名为“创造丰盛”的身心灵培训机构，所需课程费用为100万、800万、1000万、3000万不等，甚至有人打算卖房子凑钱加入其中。

在正念创始人卡巴金的心目中，“‘灵性’一词实际上所制造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还多”。心理学家胡慎之更曾向媒体表示，“经常接到灵修出了问题然后找我们来求助的，甚至精神病医院也有很多。有些门不是可以随便打开的，就像一个魔盒，不是你能控制的。”

“东方没有整体经过理性启蒙，人们在还缺少理性精神的时候就开始追求模糊了。所以非理性和灵性会混淆，”而这片启蒙前的前现代状态的土壤，很容易极度饥渴又极度狂热地陷入信仰冲动，变成野心家和精神狂人的乐土，陈寿文说，“神圣和疯狂，一墙之隔。”

陈寿文学经济管理出身，涉猎出版后，他发现自己“做身心灵图书出版，能获得一种很好的满足感”。他决心做一个身心灵运动的“学院派”，开办读书会，组织心理学家讲座，开办工作坊。

“真正的灵修反而是不理想主义的，它如其所是，它看一切都是本来的样子，修平常心，理解并接纳身边的一切”。

“世俗成功学的办法告诉我们，要朝外界努力、努力、努力。灵修改变了目标模式，先要清楚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能做什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再自然地按照灵魂的推动力行动，不是一味地往外抓取。”

女巫咨询师：寻找另一个向度的人

或是寻求身心安顿，或是抱团取暖，或是取“生意经”，灵修这种方式，在都市白领中流行起来。

恍若一夜间，大陆的心灵成长机构遍地开花，叫“幸福导师”的职业应运而起，寺庙禅修内观成为城市白领的假日风尚；都市的写字楼里，源自印度哲学的瑜伽会所唱诵着古老的欧姆之音，SPA店在芳香精油中敲响尼泊尔的颂钵，借声波以抚慰疲惫的身心；间或有小型的灵性音乐会所隐匿在80年代苏联风格的筒子楼院落中，古琴、尺八、梵唱等失落已久的灵性音乐，一泓又一泓飘散开。

而在灵修缘起的西方国度，身心灵运动早已走得更远，且一反现在宗教的颓势，仍处于上升期。

哈佛商学院教授孟睿思（Christopher Marquis）在《从美国经验预测中国身心灵市场的发展》中写道，2013年美国瑜伽产品年度销售额270亿，练瑜伽人数每年上升20%，全人养生的总和修养培训中心，增长达11%，正念疗法开始被企业、医院、学校等主流机构采纳，甚至美国军队也会与正念结合，培养军人的专注力。甚至包括水晶、星象、风水、萨满文化等超自然的神秘学体验，也开始逐步受到主流的认可。2008、2010年华盛顿邮报两次报道了一个华尔街金融人士转变成萨满的故事。2015年4月20日，《柳叶刀》再刊出英国心理学家撰写的一盘论文，结论道，灵修可以代替抗抑郁药品，减少抑郁症的复发几率。

孟睿思认为，在美国，身心灵运动经历的阶段为：前沿灵性探索──科学论证与产品开发──产品化抬头──商业化主导，而在中国，商业活动和产品是大众参与冥想等身心灵活动的发动机，将进一步沉淀到个人生活的分享，再引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发掘。

如今的紫膺素颜白袍，戴着一大块紫水晶挂坠。见到她时，常常有塔罗牌、水晶球、大朵的月季百合相佐，点一柱香，她便开始敛息静气，在席上盘腿打坐。“放下意识，让身体连接宇宙的能量，抵达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她谆谆告诉来拜访的客人。

这是紫膺每天的日课和生活空间。从记者的工作辞职以后，她给自己崭新的身份定位是：女巫，灵性咨询师。她的客户往往是一些遇到感情创伤的女性，她引导她们向内看、完整内在的自我，如同引导当初的那个自己。

她说旧日创伤已慢慢愈合，她喜欢现在的自己：“对金钱的欲望降得很少，关注自己内在美好的状态，活在一个很愉快的状态中。”

如果说，现代社会造就了压缩在物质层面的“单向度的人”，灵修者，像是另一个向度的人。“世俗成功学的办法告诉我们，要朝外界努力、努力、努力。灵修改变了目标模式，先要清楚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能做什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再自然地按照灵魂的推动力行动，不是一味地往外抓取，”紫膺说着，眼角那抹紫色的眼影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