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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派的迅速竄升全賴社會對外來者的恐懼?選讀《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

外來者為英國社會帶來恐懼,滋養極右派茁壯成長,多少讓人想到今日香港的政治新局面。


【編者按】美國恐怖科幻小說家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曾在其作《文學中的超自然恐怖》寫道︰「人類最古老而強烈的情緒,便是恐懼;而最古老最強烈的恐懼,便是對未知的恐懼。」(The oldest and strongest emotion of mankind is fear, and the oldest and strongest kind of fear is fear of the unknown.)

這種恐懼於政治上往往表現在對外來者的態度上,比如英國國內因難民移工的湧進而引起的恐懼情緒,人心思潮更動搖國內大選結果。又如香港不少人對新移民的排斥,或是自由行等問題成為中港矛盾加劇的表徵,因此令一種摻雜了民粹情緒的狹意「本土」意識日漸獲得擁躉。白曉紅的新書分析了英國社會極右派的崛起,處處涉及這種對陌生外來者的恐懼心態。今日讀來,或可對解讀香港現狀有所借鑑。

以下節選自《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第七章〈新的外來者〉,獲南方家園出版社授權刊出。

《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

出版時間:2016年9月
出版社:南方家園
作者:白曉紅
譯者:葉佳怡

二○一五年初,英國「PEGIDA」組織成立,這是二○一四年十月於德國成立的反穆斯林團體「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atriotische Europät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PEGIDA)的外延組織。對此,UAF(Unite Against Fascism,對抗法西斯聯合)觀察指出:

在長久以來的恐伊情結氛圍中,這些德國的極右派及法西斯分子就一直在尋找集結機會。舉例來說,二○一四年十月,在德國科隆(Cologne)有五千位新納粹分子、法西斯主義者與「反賽萊菲主義流氓組織」(Hooligans against Salafists, HoGeSa)共同上街示威⋯⋯在德勒斯登(Dresden),也就是PEGIDA的發源地,每週也有好幾場抗議活動。PEGIDA打從一開始就努力宣稱自己不是新納粹分子或之類的組織,但還是很難得到大家敬重。他們動員的對象大多對自己在德國的命運感到不滿,或是那些對主流政治感到疏離的人,而PEGIDA的領導團隊希望將此情緒轉為對移民與難民的不滿。他們最盛大的一次遊行是在科隆,當時有超過兩萬人⋯⋯。

然而,他們的創立者路茲.巴赫曼(Lutz Bachmann)在網路上放了一張裝扮成希特勒的照片,圖說還寫「他回來了」,最後因此被迫引咎辭職,PEGIDA那時因此受到嚴重打擊。「反法西斯主義者成功地在PEGIDA內製造出各種緊張關係,導致這些新納粹分子和更懂得掌握民粹氣氛的AfD(類似英國的英國獨立黨)愈離愈遠。」UAF如此評論,「目前,PEGIDA是隨處存在的種族主義陰影,其實在德國,甚至是全歐洲,這類等待利用恐伊情結和反移民情緒的勢力無所不在。」

2015年4月4日,英國「PEGIDA」組織發起遊行。
2015年4月4日,英國「PEGIDA」組織發起遊行。攝:Tolga Akmen/Anadolu Agency via AFP

拉斐爾.里奧傑教授認為UKIP的民粹主義讓「人民成為虛構的概念」(people become fiction),和極右派動員民眾一樣,UKIP利用了他們的「集體情緒」(collective emotion),並藉此不費吹灰之力地鞏固了來自傳統極右派的支持。

英國PEGIDA是由一群極端國族主義者、效忠派與白人至上主義者集結而成。二○一五年初,部分EDL成員曾透露,英國PEGIDA的運動者主要來自分裂組織,像是「西北異教徒」和「東北異教徒」。二○一五年二月,英國PEGIDA在紐卡斯爾舉行了第一場全國性示威遊行。「UAF作為『紐卡斯爾聯合』的一部分,花了好幾週發傳單、舉行座談、在全紐卡斯爾設立大型攤位,還和足球迷、『對種族主義舉紅牌』及音樂家們串聯,就為了確保這些盲目的信徒初登場就能充分感受到反對力量。」UAF的保羅.席列特表示,「當天共有三千人與『紐卡斯爾聯合』及UAF一起朝向那群盲目信徒出發。那是紐卡斯爾最美好的一天。反觀英國PEGIDA則氣勢萎靡,因為參與者沒超過兩百五十人⋯⋯再一次,藉由廣泛連結動員來抵抗極右派垃圾的策略奏效了。」

同時,極右派團體的底層成員多希望透過UKIP(UK Independence Party,英國獨立黨)替他們發聲。這點已清楚反映在二○一四年五月的歐洲議會及英國地方選舉上,此外可以看到的是,二○一五年五月普選時,UKIP的許多選票來自之前的BNP(British National Party,英國國家黨)選民、EDL(English Defence League,英格蘭護衛聯盟)及「英國第一」的運動者和追隨者。確實,在民粹主義背後,UKIP的政治路線本質上和針對社會中特定族群的傳統極右派極為類似。拉斐爾.里奧傑(Raphaël Liogier)是宗教現象觀察所(Observatory of Religious Phenomenon)總監,也是法國著名的社會學與哲學教授,他認為UKIP的民粹主義讓「人民成為虛構的概念」(people become fiction),和極右派動員民眾一樣,UKIP利用了他們的「集體情緒」(collective emotion),並藉此不費吹灰之力地鞏固了來自傳統極右派的支持。確實,所有我在EDL見到的人都投票給UKIP,舉例來說,在李.里格比的紀念遊行中,我遇見了來自EDL倫敦分部的運動者克里斯(Chris),他說在選舉時曾為英格蘭民主黨(English Democrats)提供行政幫助,但UKIP仍是他投票時的唯一選擇。

反穆斯林種族主義不只在街頭發生,也透過英國的政治機構進行宣傳,上議院就是一個例子。

研究期間,我很清楚自己面對的種族主義與恐伊情結規模遠大於極右派街頭運動。英國民間有一個政府透明監督組織(Spin watch),他們負責調查政治場域內的宣傳與遊說的公關手段,而目前的調查項目就是英國現有制度下所運作的反穆斯林種族主義及聖戰反制運動。透過徹底調查,巴斯大(University of Bath)社會學教授兼此組織的共同創辦人大衛.米勒(David Miller)表示,由國家及其體制所實踐並進而鞏固的恐伊情結才是最危險的。

反穆斯林種族主義不只在街頭發生,也透過英國的政治機構進行宣傳,上議院就是一個例子。EDL支持者艾倫.雷克就曾與UKIP的前任領導者皮爾森勛爵(Lord Pearson)扯上關係,他試圖幫助皮爾斯將荷蘭國會議員基爾特.威爾德斯帶進上議院,使得威爾德斯那部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電影《伊斯蘭教的戰慄》(Fitna)能在二○○九年二月上映。他們的計畫終於在二○一○年成功,當時由考克斯男爵夫人(Baroness Caroline Cox)擔任這場電影放映的主持人,並協助在上議院發起成立了「英國伊斯蘭律法觀察」組織(Sharia Watch UK)。記者兼運動者的希拉蕊.雅琪德(Hilary Aked)曾檢視了這個在二○一四年由安.瑪莉.華特斯(Anne Marie Waters)創辦的組織,結論指出此組織的意識形態與EDL或「英國第一」等極右派組織並無不同。華特斯是在二○一四年五月加入UKIP,並在巴休敦和比利里基(Basildon and Billericay)一區代表UKIP參選,她也和歐洲聖戰反制運動合作,共同推動橫跨全歐洲的反穆斯林種族主義。《每日郵報》和《週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這類主流媒體的報導,使得她的伊斯蘭律法觀察組織變得有公信力。

然而,華特斯之後被UKIP從候選人名單中除名,原因不明,不過仍是黨員。二○一五年一月,希拉蕊.雅琪德如此寫道:

因為抱持反伊斯蘭思想,她成為UKIP「是一個恐伊黨派」的證據(UKIP領導者皮爾森和考克斯共同主持了《伊斯蘭教的戰慄》的放映之後,皮爾森表示穆斯林必須「面對《可蘭經》中的暴力」,一位工黨國會議員因此做出了以上指控)。其他黨內高層人士也曾間接參與聖戰反制活動,包括傑拉德.貝頓(Gerard Batten)和麥格納斯.尼爾森(Magnus Nielsen),而且在巴黎恐攻之後,奈傑.法拉吉也使用了極右派運動的語言,比如「穆斯林是第五縱隊」、「猶太—基督遺產」和穆斯林「禁行區」等概念。很顯然的,UKIP就和PEGIDA一樣,它的反穆斯林、反移民敵意可說是源源不絕。

UKIP在英國政治領域可說大有斬獲,其反移民論述已經影響、被整合進聯合政府的政策,以及大部分英國媒體的每日語言。

過去幾年,在法拉吉的領導下,無論就選舉結果或意識形態影響力而言,UKIP在英國政治領域可說大有斬獲,其反移民論述已經影響、被整合進聯合政府的政策,以及大部分英國媒體的每日語言。現在他們將來自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移民視為新的敵人,是威脅英國國族主義大夢的新一代外來者。二○一三年初及二○一四一整年,在國族論述中,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人成為移民負面論的焦點。即便證據相左,數字遊戲卻再一次掌控全局:從二○○四年到二○一一年,根據《衛報》報導,共有一百三十二萬位移民抵達英國,同時另有六十四萬四千位在歐盟出生者離開;二○一一年,五十六萬六千零四位歐盟公民進入英國,同時有三十五萬七百零三位歐盟公民遷出。根據英國國家統計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在英國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人的工作限制於二○一四年一月解除後的頭三個月,在英國工作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人數明顯下降,之後也只有微幅增加。此外,二○一四之後,隨着季節性農工計畫(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Scheme)結束後,來自這兩個國家的臨時工已經少了六萬人。但大家還是不停針對這兩個族群,稱他們為英國就業市場及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

UKIP對於傳統工黨及保守黨的選區都造成了巨大影響,甚至包括一些UKIP之前從未現身的地區。二○一○年,UKIP在三個地方補選工黨席次的選舉中以18% 的得票率獲得第二名,這三個區域分別為羅賽罕、南榭爾茲(South Shields)和懷森蕭與東塞爾(Wythenshawe and Sale East),另外在中巴恩斯利(Barnsley Central)和密德斯布勒(Middlesbrough)他們也以10%拔得頭籌。二○一三年,UKIP在全國地方選舉中都有實質斬獲,那一年,法拉吉被譽為「扭轉局勢之人」。再次,UKIP在保守黨主導的縣議會獲勝,另外也在傳統工黨選區中獲勝。五月,UKIP在其參選的縣議會中贏得超過一百四十個席次,也就是平均25%的選票;全國票數排名第三。UKIP的政治影響力逐漸增長,另一個清楚指標是他們在肯特郡確保了十七個地方議會席次、林肯郡則有十六個席次,另外在諾福克(Norfolk)也有十五個席次。

UKIP在漢普夏(Hampshire)也首次有所斬獲。二○一三年六月,UKIP在一場位於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地方議會補選中直接威脅到工黨原有地位。在南安普敦的伍斯頓(Woolston)選區,UKIP獲得七百三十一票,但工黨相對於前一年的得票一千六百零七(55%),這次卻只獲得八百六十四票(33%)。六月紐卡斯爾的地方議會補選也發生了類似狀況,在其中的沃克門(Walkergate)選區,UKIP獲得了六百六十八張選票,工黨獲得了一千零八十票(44%),但工黨前一年拿了一千九百一十二票(68%)。在這些席次中,三個主要政黨的得票分布從二○一二年的95%下跌至二○一三年的65%,而UKIP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自從二○一三年開始,伊斯特利(Eastleigh)的政治情勢也開始對UKIP愈來愈有利。在比夏普史托克與良橡(Bishopstoke & Fair Oak)一區,UKIP獲得的一千八百二十四票也贏過自由民主黨的一千六百五十七票;東伊斯特利(Eastleigh East)也是,UKIP的一千六百零九票也勝過自由民主黨的一千四百四十票。在西伊斯特利(Eastleigh West),UKIP的一千六百零四票勝過自由民主黨的一千五百三十三票。另外在二○一三年二月,伊斯特利前任市長格林.戴維斯—迪爾(Glynn Davies-Dear)撕掉自由民主黨證,宣稱此黨只是在欺騙選民,叛逃至UKIP。自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成為UKIP在伊斯特利的關鍵角色。英國東南部是全國最大選區,人口超過八百五十萬,現在也成為UKIP的大本營。法拉吉已經在此擔任超過十年的歐洲議會議員。他是在一九九九年開始代表UKIP在此參選成功,自從那時候開始,此黨的得票率逐年上升至19%,占有此區歐洲議會議員十個席次中的兩席。

二○一四年春天,UKIP為了歐洲選舉發起造勢,為了宣傳反移民政策,他們投入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廣告費用,此外,也吸收了極右派政黨和團體,例如BNP、EDL和「英國第一」,都全心擁護它的政策。UKIP的尼爾.漢密爾頓(Neil Hamilton)公開表示他的政黨吸引的是「得體的BNP選民」,指的便是那些在二○○九年歐洲議會選舉時「覺得被移民淹沒」而投給BNP的那些人。在此同時,尼克.格里芬指控法拉吉竊取BNP的語言,還罵他是種族主義者,因為「他沒有公平地歧視所有外來者」。五月時,UKIP的媒體曝光率最高,在歐洲議會選舉時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總共獲得27.5%的選票及二十三個席次,而工黨只有25.4%的選票及十八個席次。

UKIP在那一次的地方選舉表現也很好,全國總共拿下17%的選票,只落後工黨(31%)和保守黨(29%)。他們顯然扭轉了傳統工黨選區的優勢。羅賽罕當地就是,原本由工黨掌控的二十一個議會席次被UKIP拿走了十個。

他們(UKIP)的出現確實造成改變,也在伊斯特利的眾多社群中散播了恐懼。

東南區的伊斯特利早已被視為UKIP的核心領土,法拉吉也稱此地為「家土」。儘管伊斯特利區議會當時議員有三分之一都是自由民主黨員,UKIP仍在二○一四年五月全面為參選的十五個席次展開了造勢宣傳。法拉吉本身也曾於一九九四年在此地參選國會議員。雖然二○一四年五月因為選票分散,UKIP沒有得到任何席次,但高得票率已不可忽視。

其實早在選舉之前,已明顯感受到極右派對伊斯特利社群的影響。這裏一百年來就以鐵路小鎮聞名,是英格蘭南部鐵路工業的樞紐。二十世紀初期,伊斯特利是火車工業中心,巔峰時期雇員高達三千人。不過二次大戰後,小鎮工業開始衰退,二○○六年,火車站關閉,大量人民失業,一個時代正式終結。鐵路工業之死帶走了這個地方的精神,導致前來此地的訪客總是不停重複描述這裏的「一無所有」。

「這個小鎮已經缺乏特色到讓人注意的地步了。」英國政治網(politics.co.uk)的編輯伊恩.丹特(Ian Dunt)在二○一三年二月這麼表示,「那裏真的沒有任何特色。大部分地方至少會有一個過得去的景點,但伊斯特利卻是無趣到底。你甚至也無法說那裏醜,就是無話可說;它已經被戰爭及之後的經濟衰退澈底摧毀了。」

不過真正讓我驚訝的是:當地居民也用同樣方式形容自己的小鎮。「這裏死了。」好幾個人這樣告訴我。「所有主要工業都沒了。什麼都沒了。」他們彷彿想瞭解那種空無。

我在二○一四年春天造訪伊斯特利,那裏的少數族群雖然人數不多,但仍擔憂UKIP這類政治勢力的興起。選擇遠離這股影響力似乎不可能,於是有些人試圖以對話進行「災害管制」。我就參加了這樣一場當地座談,其中來自各族群的運動者聚在一起,共同討論當地的種族犯罪及種族問題。

UKIP的伊斯特利分部主席格林.戴維斯—迪爾也獲邀解釋自己選擇的新盟友。他從自由民主黨叛逃時宣稱該黨都是行徑腐敗的「一群騙子」,而現在既然加入了新政黨,他希望挑戰大家對此黨的既定印象。「你們可能聽說UKIP是一個傾向於擁抱種族主義的團體,只想把時光倒轉回一九五○年代⋯⋯」他說,「我本人就是來自威爾斯的移民第二代,讓我告訴你們,UKIP絕對不可能是種族主義者。」

他唸出一串自己曾來往過的當地少數族群團體名單,然後又拿出UKIP的入黨表格與政黨憲章發給大家,說「曾經參與BNP與EDL的人不能進UKIP。」 為了知道UKIP在伊斯特利立足的始末,我和當地一些運動者見了面,包括伊斯特利種族平等論壇(Eastleigh Race Equality Forum)的主席黃世雄(Denis Wong)、勞工黨黨工瑪格麗特.瑞夫(Margaret Raff),以及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人社學院的客座研究員伊恩.布萊恩(Ian Bryan)。「二○一三年時,UKIP在懷森蕭普選中得票率是第二名。懷森蕭離我出生成長的地方並不遠。」黃世雄表示,「他們的出現確實造成改變,也在伊斯特利的眾多社群中散播了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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