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大陸推出近三十年來首部直接反映韓戰（朝鮮戰爭）的電影《我的戰爭》。在配合該片的一段宣傳片中，一群志願軍老兵向韓國小導遊炫耀自己當年「打着紅旗進漢城」，引發種種爭議。中國社會如何評價這場戰爭的激辯，由此推向高潮。
當年的中國軍隊，是否真如片中一群老人一樣神氣？而戰爭歷史，又給中國社會留下了什麼？
打進漢城：並不得意的背景
在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唯一一次進漢城（今首爾），發生在中國和北韓一方攻勢的頂峰──第三次戰役中。這一「載入史冊的榮譽」曾令天安門廣場祝捷群眾徹夜狂歡，然而這次戰役，完全是毛澤東戰略野心和自負逼迫下的倉促苦戰。
當時，志願軍司令彭德懷一心讓已損失慘重、後勤極為困難、一線兵力毫無數量優勢的志願軍休整至1951年春，毛澤東卻要求一月上旬立即發起新戰役。
實際上，當時美軍已被趕過「三八線」以南，北韓勞動黨政權起死回生，亞非國家的停火提議形成了聯大決議。不管從獲取蘇聯認可，提升在東方陣營中的地位，還是從中國為掩飾這兩個目的而自稱的參戰理由──保家衞國而言，目的均已達成。但如同主動捲入戰爭的動機一樣，毛澤東不僅胃口太大，也有欠策略。12月22日周恩來聲明拒絕提議的前一天，毛已下令發動第三次戰役，跨過三八線。
不過，不僅彭德懷有所保留，毛在具體目標上也持投機態度，漢城更不過是「相機奪取」的目標。雖然以3個軍圍攻韓軍兩個師的中國/北韓方面，在1951年1月4日輕鬆佔領漢城，但志願軍一直擔憂被側後登陸切斷退路，除50軍繼續追擊一段外，補給幾近斷裂、飢寒交迫的主力立刻休整。《人民日報》社論還在號召：「向大田前進，向大丘前進，向釜山前進，誓把美國侵略軍趕下海去」，然而開戰僅7天8夜，第三次戰役即告結束。
更出乎意料的是，25日，美軍方面的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即整頓好潰軍，接連反攻，使志願軍遭到首次重挫，損兵5萬多人，還全線退回三八線以北。3月15日李奇微奪回漢城，距其撤離此地僅70天。
韓戰故事：不完整的血腥
今天，基於北韓與韓國政治文明、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的懸殊，國際社會對韓戰的主流看法幾乎一邊倒向韓國。但在歷史上，在當年漢城9個月內四次易手的過程中，韓國政府的作為不無血腥。
1950年6月25日北韓開戰後，李承晚27日晨即一氣逃至釜山，28日凌晨不惜死亡近千人，倉惶炸毀漢江大橋，仍在城外防禦的韓軍主力頓作鳥獸散，百餘萬人口也逃亡50萬。9月27日第一次收復漢城後，李承晚立刻大開殺戒。1951年1月，中國和北韓軍逼近時，韓方又對漢城瘋狂破壞，數十萬人南逃。
這種狼狽、殘忍和血腥構成了中國對這段歷史的全部記憶。如大陸互聯網上被從官媒到民間大量轉載的兩篇文章──《人民日報》1951年2月2日報道「在漢城」，和《文史參考》2010年文章「九個月內四次易主：戰爭蹂躪下的漢城」。
奇怪的是，國際範圍內歷史文獻，也歷數韓國暴行，包括1950年6月大量鎮壓「保導聯盟」成員，10月在南楊州和高陽衿殺害平民，12月強徵的40.6萬國民防衞軍在南逃中因剋扣糧餉大批倒斃，1951年春在江華、山清-咸陽和居昌等地屠殺平民；1950年7月，美軍也在老斤里村打死數百難民，8月在馬山附近槍殺難民，9月在浦項炮擊難民。
從這些史料看，韓戰的正邪對立立刻被顛覆。然而不要忘記，二戰後曾出現共產黨爭奪政權的國家，無不發生慘烈殺戮。韓國反共一方固然極為殘忍，但區別在於：實現民主化後，韓國國會於2005年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敢於正視從日本殖民時期到本國專制統治時期的所有暴行，克服重重阻力展開調查、訴訟和索賠。由此而生的反美情緒和表達，也完全合法存在。而韓軍大肆屠殺「通共」者，也與勞動黨在南方的大規模滲透和破壞有關。
1999年揭露老斤里屠殺的美聯社報道獲得普立茲獎，但其實相關文件證實，美軍在全戰區都採取了向任何接近的難民開火的政策，因為大量便裝北韓軍隊混在難民中滲透和襲擊。其他各種指控也不無水份，比如200起美軍屠殺指控只證實了8起，1950年10月的信川屠殺，就基於親北韓團體的證據，後者甚至指控美軍在當地用日本軍刀斬首300人。
同幾近與世隔絕的北韓饑荒、鎮壓和內鬥極難揭露和證實一樣，韓戰中北方的劣跡從未得到系統調查，但上述委員會和相關研究也已證實：北韓攻入漢城後立刻清洗數萬政敵，每次直到撤退時仍大肆強徵兵員，誘拐平民，1950年6月殺害漢城國立大學附屬醫院700~900名醫患，7月在大田槍殺30名，8月在馬山處決75名，在倭館303高地處決42名美軍戰俘。美國國會調查稱，美國戰俘2/3死於戰爭罪行，中國戰俘營也曾病餓交加，接受親共宣傳成為獲得食物的條件。
中國社會韓戰認知的演變
對韓戰，大陸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掩耳盜鈴和自欺欺人幾近荒謬仍不自知。
上述「在漢城」一文代表着50年代根本無需自圓其說的布爾什維克式文宣。這樣的文章可以吹噓20萬漢城人民一夜之間全城築起街壘，可布防的「漢城市特別自衞隊」十個營才區區四百餘人，只有梭標和土製手榴彈，最多繳獲一點卡賓槍就能在某處堅守6天，擊毀4輛坦克還全身而退。在文革結束前，敢於置疑此類問題，多有牢獄之災。90年代問世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不再信口開河，但主觀、迴避和粉飾仍是基本文風，比如敗退一概謊稱「轉移」，連丟掉漢城也隻字不提。
近些年，隨着中國和北韓關係齟齬不斷，大陸的韓戰敘事不再堅持為金家政權辯護，但也因此加倍突出民族主義價值，官方依舊堅持「中國一國戰勝17國」、「美軍多支王牌部隊兵敗中華」等單方意淫，民間更發展出「解放軍在地面不可戰勝」等大量夢囈。
雖然有沈志華等學者的正本清源之舉，「抗美援朝」的「功績」和價值，仍然成為大陸新興愛國狂熱的核心源泉之一。在大多數場合，承認中方在戰爭中的失策、失敗、代價或失實往往遭到圍攻或禁言。
在影視領域，改革開放以來，韓戰題材長期受中韓關係敏感度扼制，但隨着近年大陸政治急劇左轉，加之因時間推移，正在接班的一些「紅二代」，其父輩資歷已集中於內戰甚至1949年以後，這些都亟需放開禁忌，挖掘新的政治資源。極左勢力和官方瞄準青年一代共同扶持的民族主義動漫偶像《那年那兔》更將長津湖等犧牲題材作為煽情法寶，以適應舊式意淫逐漸為更多人看穿後的社會環境。但這場戰爭「一戰立威」的基本結論，仍受到強力維護。不顧北韓近來的瘋狂和對華藐視，高層一心以北韓為意識形態上的唯一安慰和中美關係中並不高明的棋子，更強化了這種維護。
《我的戰爭》宣傳片引發強烈反感，令主創人員和投資方均急於切割，暴露了精心灌輸和政治急需之間的矛盾。儘管反感仍主要來自北韓與韓國社會一目瞭然的對比，而非歷史的全面重新梳理，中國公眾的基本判斷力，仍不斷戳破種種自欺欺人。真正值得憂慮的是，在這些精心利用民族主義煽情偽裝的意識形態灌輸中，太多毫無免疫力的青少年和「軍迷」一類人群，正重新成為狂妄自大、價值觀扭曲的軍國主義苗子。
（丁丁：中國政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