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舫的身世裏，藏着台日香蕉的百年歷史

9月15日，日本參議員蓮舫當選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黨主席，並被媒體視為未來首相的熱門人選。選前，對手一度攻擊她擁有台、日雙重國籍，質疑其對日本的國家忠誠，也讓她的台裔身份再度成為討論焦點。但除了國籍爭議之外，蓮舫出身的家族，還是輸日香蕉的重要代理商。

香蕉輸日在台灣已經有百年歷史，這條外銷通路重要性直到今天都沒有絲毫降低。可以這麼說，蓮舫的身世裏，藏着台灣香蕉出口日本的百年歷史，這一段歷史，如今還在向前延伸，甚或因為2020年的東京奧運，而將有新的篇章。

明治維新時期的經典洋食

台蕉輸日的事業，起於20世紀初，全盛於60年代，當時台灣每年平均有七成的香蕉外銷日本，年外銷金額高達5千至6千萬美元，在日本市占率達八成，可謂獨占市場，也是老一輩所熟知、台灣等於「香蕉王國」的年代。

台灣香蕉，全年皆可生產，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生產春夏蕉，口感鬆軟；南投、台中生產秋冬蕉，吃來Q彈紮實。在日本市場一度稱霸的「台湾バナナ」（banana的拼音，指香蕉），是台灣知名的品種「北蕉」，肉質細緻、口感香甜，甜度約在20-23度之間，佔台灣香蕉生產總量的四成五。

農委會企劃處處長胡忠一，說起台灣香蕉特別驕傲：有次他招待日本貴賓時，曾拿菲律賓、厄瓜多（厄瓜多爾）產出的香蕉，與台灣北蕉一同「盲測」，事先並不告訴對方香蕉產地，「先開菲律賓、厄瓜多香蕉，大家就吃，也沒特別反應。最後打開台灣香蕉的盒子，辦公室馬上充滿好濃的香蕉味，全部日本人都『哇』一聲，直說這才是香蕉的味道！」

芬芳逼人的北蕉，造就日本消費者對台蕉的喜愛，據說知名的甜點「東京バナナ」都是以台灣北蕉為原型發想設計。

日本人吃香蕉，可以上推到明治維新時期，那時香蕉是日本經典洋食之一，也是向西方學習飲食文化的濫觴。政大歷史系助理教授藍適齊發現，1909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曾刊登一篇名為〈聖上の御日常〉報導，介紹明治天皇喜好的「洋食」，果物第一名即是「バナナ」，雖然這批天皇喜愛的香蕉是種植在新宿御苑，而非台灣。但同年7月，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即「上京」將數簍「台湾バナナ」進貢給兩陛下，台灣香蕉開始被端上明治維新運動的洋食餐桌上。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主權移交中華民國。此時的台、日簽訂了《台日貿易協定》，此協定以記帳貿易（O/A）方式進行，具有以物易物的色彩……這是戰後台蕉輸日的時代背景，也讓台日香蕉貿易可以外於國際貿易體系而運作。

除了進貢外，台蕉輸進日本市場的歷史起於1903年。基隆商人賴成發與日本郵船株式會社都島金次郎合作，以竹簍包裝台灣香蕉，運至日本神戶販售。初始，並無特定團體經營香蕉業務，香蕉也無一定的行情、價格，各地商販各憑本事收購香蕉，常有削價競爭情事，賣到虧損者大有人在。

1914年，台中的蕉商成立「中部臺灣果物輸出仲買商組合」（次年擴大改組為「中部臺灣青果物輸出同業組合」），以同業公會組織，避免惡性競爭；但在1917年，員林、北斗與台中等地的蕉農之間出現「反（蕉商）壟斷」聲浪，相繼組成「香蕉生產販賣組合」，主張農民自產自銷。

為了與蕉農組織抗衡，蕉商聯合日本下關、門司、大阪等地的水果批發商，拒絕與蕉農組織交易；蕉農組織也非省油的燈，與東京的水果批發商組成「香蕉荷受（收貨之意）組合」抗衡蕉商。之後幾十年，從日治延續到中華民國時期的「蕉農」、「蕉商」龍虎鬥爭的慘烈歷史從此開啟。

這是台灣的蕉農與蕉商組織第一次爭取輸日主導權，其後，農、商雙方（有時也有國家）的過招未曾停歇。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主權移交中華民國。此時的台、日簽訂了《台日貿易協定》，此協定以記帳貿易（O/A）方式進行，具有以物易物的色彩，台灣提供香蕉、鳳梨、紅糖、檜木等貨品，交換日本的紡織品、農具、五金、杉木等物資。這是戰後台蕉輸日的時代背景，也讓台日香蕉貿易可以外於國際貿易體系而運作。

蓮舫家族也在此時登台，蓮舫祖母陳杏村是台南白河人，她擔任理事長的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即是蕉商組織。1951年成立，由後來被稱為「黨外祖師爺」、當時擔任臨時省議員的郭雨新擔任首任理事長。但陳杏村在日治時代從事其他事業，戰後才加入香蕉戰局。

蓮舫的父親謝哲信也從事香蕉貿易。蓮舫接受媒體訪問時，曾稱香蕉是「我們家的家業」。胡忠一回憶，一直到2002年，蓮舫的父母還與其他蕉商組團來遊說，希望農委會暫緩台灣香蕉自由化相關計畫，延續過往由少數蕉商承辦出口業務的辦法，「他們當時說，如果打破（台日蕉貿）一家對一家的制度，以後秩序會變得很混亂。」

金碗案至今撲朔迷離

台灣的蕉農、蕉商之爭，到1960年代以「金碗案」轟動一時。事件的主角是青果合作社理事長吳振瑞，吳家自日治時期開始即是香蕉世家。

「金碗案」至今仍然是一起歷史公案。它又稱為「高雄青果社舞弊案」。事件起於1969年，高雄青果合作社召開社員大會，因當年度獲利良好，決定打造金盤、金碗，贈送給理事會成員、政府官員與來往廠商。同年3月7日，檢方因此以貪汙、背信、圖利等罪起訴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理事長吳振瑞等人。當時報紙多認定吳振瑞剝削蕉農、打造金碗，因此又稱「剝蕉案」。

2016年初，屏東縣政府出版《金蕉傳奇》一書，直指當時的吳振瑞是「太子」蔣經國與「夫人」蔣宋美齡鬥爭的犧牲品。書中指出，因吳振瑞與當時的央行總裁兼外貿協會主席徐柏園友好，而徐柏園被認為是「夫人派」，查辦吳振瑞、實是項莊舞劍，意在徐柏園，金碗案爆發後，徐柏園也確實因此辭去央行總裁。同書中也認為，時任經濟部長的李國鼎，力主將包裝香蕉的竹籠換成美國律頓公司出品的紙箱，與吳振瑞起了爭執，種下禍因。

不過，李國鼎堅持將外銷香蕉的包裝由竹籠換成紙箱，並非全無來由。根據1967年聯合國農糧組織香蕉研究小組報告，紙箱包裝是60年代中期世界香蕉貿易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推動紙箱包裝，是當時李國鼎力圖對抗中南美洲香蕉進攻日本市場的戰略之一。金碗案爆發前夕，李國鼎向蔣介石報告：「台灣香蕉的日本市場被少數人把持，竹籠裝運有回扣，所以不願意改用紙箱，」暗示吳振瑞阻礙台灣香蕉產業改革。

當然，關於李國鼎收取回扣指控，吳振瑞本人在生前即嚴正否認。

金碗案後，台蕉輸日的數量開始急速下滑，有蕉農歸因於吳振瑞垮台。但台蕉勢力垮台，恐怕還是必須歸因於1960年代一連串的國際蕉貿情勢變化。

但若暫且放下撲朔迷離的金碗案情，這批引起政壇風暴的「金碗」從何而來？自1950年開始，政府開始介入台蕉出口業務，希望青果合作社、省農會與青果公會三團體合資成立聯委會，做台蕉輸日的單一窗口。但香蕉利潤豐厚，能量豈是政府做東可以擺平，蕉農、蕉商競爭再起，青果合作社、青果公會鬥爭不已。

代表青果合作社的吳振瑞，力爭台灣輸出日本配額由青果公會回到青果合作社手中，雙方僵持不下。同年，吳振瑞的努力有了成果，台蕉輸日開始採五五制，意即香蕉輸出配額由青果社和青果公會各占五成，「五五制可以視為當時蕉農、蕉商勢力的一個平衡。」胡忠一評論。

金碗案後，台蕉輸日的數量開始急速下滑，有蕉農歸因於吳振瑞垮台。但台蕉勢力垮台，恐怕還是必須歸因於1960年代一連串的國際蕉貿情勢變化。首先，自1961年開始，因IMF（國際貨幣基金）開始主張自由貿易，要求台日停止記帳辦法。1962年，台蕉因為霍亂而短暫禁止輸日，日本各通路開始採購中南美洲香蕉。

組合（指類似合作社組織）成立後，台日蕉貿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許多日商對台蕉的不滿也開始檯面化。日本貿易商即多次強烈反映，台灣香蕉因為集貨、水洗、秤重裝箱等過程動作過於粗暴，導致香蕉外觀擦傷，出現黑青色斑點，甚至被日本消費者戲謔為老人皮。

日本香蕉市場自由化後的四年之間，香蕉進口商增加近千家。中南美洲與菲律賓的香蕉則先後在1968、1970年大量輸入日本，台蕉因而在日本市場受到威脅，成為1968年台灣十大經濟大事榜首。

一路維持小農制度的台灣，在戰後特殊的「獨占」優勢消失後，漸漸淡出日本市場，外銷量一路下滑。近五年來，台灣香蕉出口日本數量自2011年的8535公噸，到2015年僅剩3248公噸，與1967年的38.2萬公噸相比，相差了118倍。台蕉輸日榮景早已成往事，如今已在谷底。

2020年東京奧運，新契機

但在今年，台灣香蕉有一次重新出發的機會，契機是2020年東京奧運，戰場是日本小學生的營養午餐盤。為因應2020年東京奧運，內閣府指定靜岡縣為東京奧運的台灣選手村，靜岡縣轄下23個市、12町，無一不極力爭取台灣進駐，以提升地方知名度、帶動周邊觀光。其中，靜岡縣御殿場市長若林洋平，來向胡忠一詢問，該如何爭取台灣選手村入駐當地？

「我當時回答他，這問題必須聯繫教育部，我無法向你保證什麼。」胡忠一回憶，「不過，我跟他說，如果你希望提高御殿場市在台灣的知名度、爭取選手村入駐，推廣台灣農產品是一個好方法。如果只看價格，台灣農產品的競爭力是比不上其他地區，但它令人安心、也有特色，譬如台灣香蕉，這麼好吃！你們日本國民所得高，值得吃更好的東西！」

若林洋平當場點頭稱是，雙方展開長達三個月的洽談，「這其實不容易，日本營養午餐有規定，80%要國產，我們能卡進去的空間不多。」最終達成讓當地小學營養午餐「一周吃一次台灣香蕉」的珍貴協議。

從營養午餐起步，可以避開台灣香蕉外銷的兩大致命傷：一是價格比菲律賓或中南美洲香蕉略高，二是小農制所造成的蕉體外觀不佳。

「因為台灣香蕉是小農，搬運過程容易用丟的，載到集貨場也是一路一直震動，集貨場搬下來又搬上船，綠色的時候看不出來，催熟之後放三天，全部都跑出黑色斑點，賣相不好看。」反觀來自跨國企業的菲律賓香蕉，工人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採收全機械化，外觀黃亮平滑，找不到一個斑點，賣相極佳。胡忠一感嘆，「光看外表，台灣香蕉確實是處於下風。」

這兩大致命缺陷，可以藉由營養午餐的特性，一一破解。

首先，營養午餐食材可以省下中盤、零售成本，使台灣香蕉與菲律賓蕉的成本拉近，「香蕉在日本，假設一根是100日圓（約31台幣/7.6港幣/0.9美元/6.5人民幣）的話，我算過他的成本結構是這樣子：台灣農民、出口商、包材、保險、運費，到日本港口是40塊日幣，60塊是他們的進口商從船上把貨吊下來、放進倉庫，然後再從倉庫拉出來催熟，再送到零售業。所以剩下40塊是中盤商跟零售業的部份，你只要把這部份價格減下來，價格馬上可以降下來。成本一降下來之後，成本馬上跟菲律賓、厄瓜多的價錢一樣！」胡忠一分析。

再者，價格降下後，營養午餐亦能解決台灣香蕉長出「老人斑」的問題。「台灣香蕉催熟後三天會長斑點，這沒關係。營養午餐本來固定是某一天要吃、可以計算哪一天去催熟、哪一條船可以到，三天之內，小朋友就會把它吃掉，還沒機會看到香蕉外傷出來！」胡忠一嚴肅地說，「這些小細節沒想到的話，就算你很香，人家也不會想吃。」

選擇以營養午餐做為台灣香蕉重返日本市場，實在是對日本的年輕世代展開十年養成計畫，從小認識台灣香蕉、成為「台蕉鐵粉」，替未來二、三十年的台灣香蕉準備一批忠實的日本客戶。

第一砲打響後，吸引靜岡縣的濱松、富士宮等市加入，甚至連鄰近的青森、秋田縣也感到興趣，說起營養午餐香蕉市場，胡忠一腦中的小算盤打得飛快：「御殿場市師生大概一萬人左右，一個禮拜吃一根，一次就吃掉兩噸。現在全日本中小學人數是兩千萬。假設所有人都吃，吃一次就吃掉四千噸。比起我們去年、前年輸出日本，一年也只有三千多噸。」

眼見每年都賣三萬噸蘋果來台的青森縣，也來詢問「吃香蕉」事宜，胡忠一馬上有新主意：「我跟青森縣的人說，你們把蘋果送到台灣來，都是用最好的船、最好的冷藏設備，但從台灣回日本這趟船卻是空的，這樣浪費，不如我們幫你付返程的錢，只要你們營養午餐也來吃一次台灣香蕉！」

胡忠一回憶，他曾遇過一位日本歐吉桑（老先生），太平洋戰爭期間駐紮台灣，為躲避美軍轟炸到高雄縣避難，一度斷糧，幸而遇上農民拿香蕉充飢，才免於飢餓致死，「他說，我的命是台灣香蕉救的，不管它賣得再貴，我都會固定買來吃。」如今年輕一代卻早已忘卻台蕉滋味，「他們認知的香蕉，就是菲律賓跟厄瓜多那種，很可惜，那是糧食，根本不是水果！」

是故，選擇以營養午餐做為台灣香蕉重返日本市場，實在是對日本的年輕世代展開十年養成計畫，從小認識台灣香蕉、成為「台蕉鐵粉」，替未來二、三十年的台灣香蕉準備一批忠實的日本客戶。

「香蕉可以外銷日本，當然不錯啊。畢竟台灣香蕉常常供過於求，會有問題，多一個管道賣出去很好。」出身香蕉世家的青年蕉農李世統說，「但像我爸就會認為台灣香蕉輸出日本，已經沒有什麼市場。」李世統的父親李成地，曾經獲神農獎，眼見台蕉輸日自榮景轉衰的慘況，對現狀已經難以樂觀。

「因為台灣還是小農制，大家必須有共識，一起提高栽培水準，不然大家香蕉混在一起賣，只要有一個人種不好，台灣香蕉的品牌就會受影響。」李世統舉例，香蕉栽種期間，施肥方式會影響口感，而肥料三元素氮、磷、鉀當中，「氮肥加太多會讓香蕉口感變差，但因為價格便宜，有些人還是會加太多。」

李世統說，台灣香蕉生產期長，所以口感很好。讓日本小學生認識台灣香蕉很好，「但也要給人家留下美好的印象，萬一不夠好吃，讓大家長大以後想到台灣香蕉，都覺得也不一定比別的國家好吃，那就更慘了。」

一度風光、近年沉寂的香蕉，今年可說在各個領域都與「香蕉孫女」蓮舫一樣，「志在攻頂」，試圖寫下新的產業篇章。期待在營養午餐的餐桌上，重新在日本年輕一代味蕾裏，再次植入台灣香蕉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