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舫的身世里，藏着台日香蕉的百年历史

9月15日，日本参议员莲舫当选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党主席，并被媒体视为未来首相的热门人选。选前，对手一度攻击她拥有台、日双重国籍，质疑其对日本的国家忠诚，也让她的台裔身份再度成为讨论焦点。但除了国籍争议之外，莲舫出身的家族，还是输日香蕉的重要代理商。

香蕉输日在台湾已经有百年历史，这条外销通路重要性直到今天都没有丝毫降低。可以这么说，莲舫的身世里，藏着台湾香蕉出口日本的百年历史，这一段历史，如今还在向前延伸，甚或因为2020年的东京奥运，而将有新的篇章。

明治维新时期的经典洋食

台蕉输日的事业，起于20世纪初，全盛于60年代，当时台湾每年平均有七成的香蕉外销日本，年外销金额高达5千至6千万美元，在日本市占率达八成，可谓独占市场，也是老一辈所熟知、台湾等于“香蕉王国”的年代。

台湾香蕉，全年皆可生产，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生产春夏蕉，口感松软；南投、台中生产秋冬蕉，吃来Q弹扎实。在日本市场一度称霸的“台湾バナナ”（banana的拼音，指香蕉），是台湾知名的品种“北蕉”，肉质细致、口感香甜，甜度约在20-23度之间，占台湾香蕉生产总量的四成五。

农委会企划处处长胡忠一，说起台湾香蕉特别骄傲：有次他招待日本贵宾时，曾拿菲律宾、厄瓜多（厄瓜多尔）产出的香蕉，与台湾北蕉一同“盲测”，事先并不告诉对方香蕉产地，“先开菲律宾、厄瓜多香蕉，大家就吃，也没特别反应。最后打开台湾香蕉的盒子，办公室马上充满好浓的香蕉味，全部日本人都‘哇’一声，直说这才是香蕉的味道！”

芬芳逼人的北蕉，造就日本消费者对台蕉的喜爱，据说知名的甜点“东京バナナ”都是以台湾北蕉为原型发想设计。

日本人吃香蕉，可以上推到明治维新时期，那时香蕉是日本经典洋食之一，也是向西方学习饮食文化的滥觞。政大历史系助理教授蓝适齐发现，1909年的《台湾日日新报》，曾刊登一篇名为〈圣上の御日常〉报导，介绍明治天皇喜好的“洋食”，果物第一名即是“バナナ”，虽然这批天皇喜爱的香蕉是种植在新宿御苑，而非台湾。但同年7月，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即“上京”将数篓“台湾バナナ”进贡给两陛下，台湾香蕉开始被端上明治维新运动的洋食餐桌上。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主权移交中华民国。此时的台、日签订了《台日贸易协定》，此协定以记帐贸易（O/A）方式进行，具有以物易物的色彩……这是战后台蕉输日的时代背景，也让台日香蕉贸易可以外于国际贸易体系而运作。

除了进贡外，台蕉输进日本市场的历史起于1903年。基隆商人赖成发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都岛金次郎合作，以竹篓包装台湾香蕉，运至日本神户贩售。初始，并无特定团体经营香蕉业务，香蕉也无一定的行情、价格，各地商贩各凭本事收购香蕉，常有削价竞争情事，卖到亏损者大有人在。

1914年，台中的蕉商成立“中部台湾果物输出仲买商组合”（次年扩大改组为“中部台湾青果物输出同业组合”），以同业公会组织，避免恶性竞争；但在1917年，员林、北斗与台中等地的蕉农之间出现“反（蕉商）垄断”声浪，相继组成“香蕉生产贩卖组合”，主张农民自产自销。

为了与蕉农组织抗衡，蕉商联合日本下关、门司、大阪等地的水果批发商，拒绝与蕉农组织交易；蕉农组织也非省油的灯，与东京的水果批发商组成“香蕉荷受（收货之意）组合”抗衡蕉商。之后几十年，从日治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的“蕉农”、“蕉商”龙虎斗争的惨烈历史从此开启。

这是台湾的蕉农与蕉商组织第一次争取输日主导权，其后，农、商双方（有时也有国家）的过招未曾停歇。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主权移交中华民国。此时的台、日签订了《台日贸易协定》，此协定以记帐贸易（O/A）方式进行，具有以物易物的色彩，台湾提供香蕉、凤梨、红糖、桧木等货品，交换日本的纺织品、农具、五金、杉木等物资。这是战后台蕉输日的时代背景，也让台日香蕉贸易可以外于国际贸易体系而运作。

莲舫家族也在此时登台，莲舫祖母陈杏村是台南白河人，她担任理事长的青果输出业同业公会，即是蕉商组织。1951年成立，由后来被称为“党外祖师爷”、当时担任临时省议员的郭雨新担任首任理事长。但陈杏村在日治时代从事其他事业，战后才加入香蕉战局。

莲舫的父亲谢哲信也从事香蕉贸易。莲舫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称香蕉是“我们家的家业”。胡忠一回忆，一直到2002年，莲舫的父母还与其他蕉商组团来游说，希望农委会暂缓台湾香蕉自由化相关计划，延续过往由少数蕉商承办出口业务的办法，“他们当时说，如果打破（台日蕉贸）一家对一家的制度，以后秩序会变得很混乱。”

金碗案至今扑朔迷离

台湾的蕉农、蕉商之争，到1960年代以“金碗案”轰动一时。事件的主角是青果合作社理事长吴振瑞，吴家自日治时期开始即是香蕉世家。

“金碗案”至今仍然是一起历史公案。它又称为“高雄青果社舞弊案”。事件起于1969年，高雄青果合作社召开社员大会，因当年度获利良好，决定打造金盘、金碗，赠送给理事会成员、政府官员与来往厂商。同年3月7日，检方因此以贪污、背信、图利等罪起诉高雄青果运销合作社理事长吴振瑞等人。当时报纸多认定吴振瑞剥削蕉农、打造金碗，因此又称“剥蕉案”。

2016年初，屏东县政府出版《金蕉传奇》一书，直指当时的吴振瑞是“太子”蒋经国与“夫人”蒋宋美龄斗争的牺牲品。书中指出，因吴振瑞与当时的央行总裁兼外贸协会主席徐柏园友好，而徐柏园被认为是“夫人派”，查办吴振瑞、实是项庄舞剑，意在徐柏园，金碗案爆发后，徐柏园也确实因此辞去央行总裁。同书中也认为，时任经济部长的李国鼎，力主将包装香蕉的竹笼换成美国律顿公司出品的纸箱，与吴振瑞起了争执，种下祸因。

不过，李国鼎坚持将外销香蕉的包装由竹笼换成纸箱，并非全无来由。根据1967年联合国农粮组织香蕉研究小组报告，纸箱包装是60年代中期世界香蕉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推动纸箱包装，是当时李国鼎力图对抗中南美洲香蕉进攻日本市场的战略之一。金碗案爆发前夕，李国鼎向蒋介石报告：“台湾香蕉的日本市场被少数人把持，竹笼装运有回扣，所以不愿意改用纸箱，”暗示吴振瑞阻碍台湾香蕉产业改革。

当然，关于李国鼎收取回扣指控，吴振瑞本人在生前即严正否认。

金碗案后，台蕉输日的数量开始急速下滑，有蕉农归因于吴振瑞垮台。但台蕉势力垮台，恐怕还是必须归因于1960年代一连串的国际蕉贸情势变化。

但若暂且放下扑朔迷离的金碗案情，这批引起政坛风暴的“金碗”从何而来？自1950年开始，政府开始介入台蕉出口业务，希望青果合作社、省农会与青果公会三团体合资成立联委会，做台蕉输日的单一窗口。但香蕉利润丰厚，能量岂是政府做东可以摆平，蕉农、蕉商竞争再起，青果合作社、青果公会斗争不已。

代表青果合作社的吴振瑞，力争台湾输出日本配额由青果公会回到青果合作社手中，双方僵持不下。同年，吴振瑞的努力有了成果，台蕉输日开始采五五制，意即香蕉输出配额由青果社和青果公会各占五成，“五五制可以视为当时蕉农、蕉商势力的一个平衡。”胡忠一评论。

金碗案后，台蕉输日的数量开始急速下滑，有蕉农归因于吴振瑞垮台。但台蕉势力垮台，恐怕还是必须归因于1960年代一连串的国际蕉贸情势变化。首先，自1961年开始，因IMF（国际货币基金）开始主张自由贸易，要求台日停止记帐办法。1962年，台蕉因为霍乱而短暂禁止输日，日本各通路开始采购中南美洲香蕉。

组合（指类似合作社组织）成立后，台日蕉贸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许多日商对台蕉的不满也开始台面化。日本贸易商即多次强烈反映，台湾香蕉因为集货、水洗、秤重装箱等过程动作过于粗暴，导致香蕉外观擦伤，出现黑青色斑点，甚至被日本消费者戏谑为老人皮。

日本香蕉市场自由化后的四年之间，香蕉进口商增加近千家。中南美洲与菲律宾的香蕉则先后在1968、1970年大量输入日本，台蕉因而在日本市场受到威胁，成为1968年台湾十大经济大事榜首。

一路维持小农制度的台湾，在战后特殊的“独占”优势消失后，渐渐淡出日本市场，外销量一路下滑。近五年来，台湾香蕉出口日本数量自2011年的8535公吨，到2015年仅剩3248公吨，与1967年的38.2万公吨相比，相差了118倍。台蕉输日荣景早已成往事，如今已在谷底。

2020年东京奥运，新契机

但在今年，台湾香蕉有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契机是2020年东京奥运，战场是日本小学生的营养午餐盘。为因应2020年东京奥运，内阁府指定静冈县为东京奥运的台湾选手村，静冈县辖下23个市、12町，无一不极力争取台湾进驻，以提升地方知名度、带动周边观光。其中，静冈县御殿场市长若林洋平，来向胡忠一询问，该如何争取台湾选手村入驻当地？

“我当时回答他，这问题必须联系教育部，我无法向你保证什么。”胡忠一回忆，“不过，我跟他说，如果你希望提高御殿场市在台湾的知名度、争取选手村入驻，推广台湾农产品是一个好方法。如果只看价格，台湾农产品的竞争力是比不上其他地区，但它令人安心、也有特色，譬如台湾香蕉，这么好吃！你们日本国民所得高，值得吃更好的东西！”

若林洋平当场点头称是，双方展开长达三个月的洽谈，“这其实不容易，日本营养午餐有规定，80%要国产，我们能卡进去的空间不多。”最终达成让当地小学营养午餐“一周吃一次台湾香蕉”的珍贵协议。

从营养午餐起步，可以避开台湾香蕉外销的两大致命伤：一是价格比菲律宾或中南美洲香蕉略高，二是小农制所造成的蕉体外观不佳。

“因为台湾香蕉是小农，搬运过程容易用丢的，载到集货场也是一路一直震动，集货场搬下来又搬上船，绿色的时候看不出来，催熟之后放三天，全部都跑出黑色斑点，卖相不好看。”反观来自跨国企业的菲律宾香蕉，工人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采收全机械化，外观黄亮平滑，找不到一个斑点，卖相极佳。胡忠一感叹，“光看外表，台湾香蕉确实是处于下风。”

这两大致命缺陷，可以藉由营养午餐的特性，一一破解。

首先，营养午餐食材可以省下中盘、零售成本，使台湾香蕉与菲律宾蕉的成本拉近，“香蕉在日本，假设一根是100日圆（约31台币/7.6港币/0.9美元/6.5人民币）的话，我算过他的成本结构是这样子：台湾农民、出口商、包材、保险、运费，到日本港口是40块日币，60块是他们的进口商从船上把货吊下来、放进仓库，然后再从仓库拉出来催熟，再送到零售业。所以剩下40块是中盘商跟零售业的部份，你只要把这部份价格减下来，价格马上可以降下来。成本一降下来之后，成本马上跟菲律宾、厄瓜多的价钱一样！”胡忠一分析。

再者，价格降下后，营养午餐亦能解决台湾香蕉长出“老人斑”的问题。“台湾香蕉催熟后三天会长斑点，这没关系。营养午餐本来固定是某一天要吃、可以计算哪一天去催熟、哪一条船可以到，三天之内，小朋友就会把它吃掉，还没机会看到香蕉外伤出来！”胡忠一严肃地说，“这些小细节没想到的话，就算你很香，人家也不会想吃。”

选择以营养午餐做为台湾香蕉重返日本市场，实在是对日本的年轻世代展开十年养成计划，从小认识台湾香蕉、成为“台蕉铁粉”，替未来二、三十年的台湾香蕉准备一批忠实的日本客户。

第一炮打响后，吸引静冈县的滨松、富士宫等市加入，甚至连邻近的青森、秋田县也感到兴趣，说起营养午餐香蕉市场，胡忠一脑中的小算盘打得飞快：“御殿场市师生大概一万人左右，一个礼拜吃一根，一次就吃掉两吨。现在全日本中小学人数是两千万。假设所有人都吃，吃一次就吃掉四千吨。比起我们去年、前年输出日本，一年也只有三千多吨。”

眼见每年都卖三万吨苹果来台的青森县，也来询问“吃香蕉”事宜，胡忠一马上有新主意：“我跟青森县的人说，你们把苹果送到台湾来，都是用最好的船、最好的冷藏设备，但从台湾回日本这趟船却是空的，这样浪费，不如我们帮你付返程的钱，只要你们营养午餐也来吃一次台湾香蕉！”

胡忠一回忆，他曾遇过一位日本欧吉桑（老先生），太平洋战争期间驻扎台湾，为躲避美军轰炸到高雄县避难，一度断粮，幸而遇上农民拿香蕉充饥，才免于饥饿致死，“他说，我的命是台湾香蕉救的，不管它卖得再贵，我都会固定买来吃。”如今年轻一代却早已忘却台蕉滋味，“他们认知的香蕉，就是菲律宾跟厄瓜多那种，很可惜，那是粮食，根本不是水果！”

是故，选择以营养午餐做为台湾香蕉重返日本市场，实在是对日本的年轻世代展开十年养成计划，从小认识台湾香蕉、成为“台蕉铁粉”，替未来二、三十年的台湾香蕉准备一批忠实的日本客户。

“香蕉可以外销日本，当然不错啊。毕竟台湾香蕉常常供过于求，会有问题，多一个管道卖出去很好。”出身香蕉世家的青年蕉农李世统说，“但像我爸就会认为台湾香蕉输出日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李世统的父亲李成地，曾经获神农奖，眼见台蕉输日自荣景转衰的惨况，对现状已经难以乐观。

“因为台湾还是小农制，大家必须有共识，一起提高栽培水准，不然大家香蕉混在一起卖，只要有一个人种不好，台湾香蕉的品牌就会受影响。”李世统举例，香蕉栽种期间，施肥方式会影响口感，而肥料三元素氮、磷、钾当中，“氮肥加太多会让香蕉口感变差，但因为价格便宜，有些人还是会加太多。”

李世统说，台湾香蕉生产期长，所以口感很好。让日本小学生认识台湾香蕉很好，“但也要给人家留下美好的印象，万一不够好吃，让大家长大以后想到台湾香蕉，都觉得也不一定比别的国家好吃，那就更惨了。”

一度风光、近年沉寂的香蕉，今年可说在各个领域都与“香蕉孙女”莲舫一样，“志在攻顶”，试图写下新的产业篇章。期待在营养午餐的餐桌上，重新在日本年轻一代味蕾里，再次植入台湾香蕉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