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9日，端傳媒香港組刊出《專訪票站主任：港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已深入骨髓》一文，從票站工作人員的角度報導選舉工作，收到許多回應。端傳媒登出其中一位讀者的來信，希望一些觀點的補充，能促進相關議題的進一步討論。
信任二字，是近年香港很多問題之精要所在。端傳媒近日一篇《專訪票站主任：港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已深入骨髓》，由一位制度內的公務員把問題道出。我從此文中仔細觀察與思考，加上近日各式的政治人物之言論等，得出以下幾點觀察分析，算是稍作回應。
有關信任的問題
對於社會制度的信任，是維繫一個社會穩定的基石。簡而言之，是由於現代城市人口稠密，我們無法認識每一個人，因此必須依賴制度去維繫信任。香港過往的社會制度，尤其是公共事務的制度，深受英國的制度所影響，並因各種歷史政治因素而完善，成為了一套港人引以為傲的制度。這套制度支撐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成為了區內以至全球的金融市場中重要的一員，亦使香港䌓榮。
對於這套制度的信任，源自過往英國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所影響下的政府改革，以及廉政公署的成立，使得香港得以以一個廉潔、高效的公共事務制度，取得市民的基本信任。這個信任，在一般市民而言，是印象式的：大部份市民也許像我一樣，其實對於公務員體制、公共事務的行政、法律規定的詳情認識不深。然而從平日所見的事務，以及各式相關新聞報導中可見，那套公務員及公共事務的制度，是可靠、有效並公平的。至少，這在回歸前以至回歸初期，這種公信力依然存在。
直至近年，或如很多人所指出，自今屆特首上任後，這種對公共體制信任的觀感急劇消失。其實自 2003 年起，香港人對於政府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回歸初期。其後也許有過回升的趨勢，只是本屆特首的作風，加上傳媒的報導取向，使得這種信任幾近盪然無存。
我理解這種對政府的不信任。然而，我希望提出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決定是否信任一個制度，到底是建基於何種理據？
就如筆者前面寫道，市民對制度的信任，是一種印象式的信任。如果當下市民對於制度的信任，亦是源於一種觀感與印象，而非確切理解制度運作本身，並從事件處理的方式中推論出制度不再可靠，那麼這種不信任本身，亦是受到同等的質疑。
端傳媒的專訪前半段中，就指出了有關廢票、點票等的事情上，有很大程度的不信任源於觀感與印象。而該種觀感與印象，又是源自何處？是傳媒的報導偏頗促成這種不信任，抑或是出於市民對制度的無知？對公共事務詳細情形的關注提高，可以說是公民意識提高、公民社會發展的表現，代表著市民成為了公民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亦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
不過，假如那些對制度的懷疑，是源自一種情緒化的觀感印象，又或是源自傳媒的渲染，那麼這種懷疑反而成為建立公民社會的障礙。因為沒有理據的懷疑或偏見，會嚴重妨礙了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執行。
以專訪內容為例，票站因大量謠言——指缺角選票等同廢票，而使得比正常多的選民「認為」自己的選票有可能被作廢而須更換。在公共行政角度而言，這種沒有根據的懷疑，將造成行政工作大幅增加的後果（訪問中指的，是多了三倍之廢票）。除了效率下降這個明顯的影響外，這亦增加了行政人員與市民之間的磨擦。這些磨擦，又相應增加彼此之間的不信任。
有關信任與不信任的問題，筆者想指出，作為公民，必須清楚理解自身對於公共事務的質疑，到底是源於印象，抑或是有確實的理據去支持。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必須時刻以理據去對公共事務提出最強烈的質疑，方可推動公民社會發展；基於觀感印象提出強烈的質疑，會造成嚴重的反效果。
有關制度的崩壞
香港的公共事務制度，亦的確有開始教人不信任的情形。就以端的專訪為例，有候選人因受爭議的政治提倡而未能出選，做法上是否符合制度仍眾說紛紜。這是一個良好的制度不應出現的情況，建基於這種理據下的不信任，理應受到認真的對待，以及嚴謹的辯論。相類似的情況，在近年多次出現，從結果來看，現任特首可以說是責無旁貸。
然而，這並不是換一個特首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制度依賴人去執行。現任特首對制度的最大傷害，並不在於其改變了制度的種種規定與細節，而是在於其不斷的開了很多壞的先例，使得執行制度的人找到了各式毫無說服力的理由，去把那些有問題的做法「合理化」。
這些先例一開，將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而慢慢形成一種文化：是否符合制度並不是從一種客觀的角度去判斷，而是按當權者的意願與解讀去判斷。這種情形，過往常見於內地的政府部門，而今卻見於素以制度完善有公信力的香港。這也許亦可能就是越益多香港人傾向與內地劃清界線的原因。
往後的去路
是次立法會選舉受到重視，某程度上因為這種不信任與政治鬥爭的氛圍越演越烈。在此，筆者只以很短的篇幅，略為說說筆者認為應該走的方向，以及我認為不應該走的方向，往有有機會會再詳細的寫。
香港現時的問題的癥結，是過往累積而成的公信力在近年不斷消失。筆者認為，香港絕不能以建立另一套「個人權威」來建立公信力，即便是那個權威具有何等的能力，或備受市民所接受認同。以個人權威建立公信力並非解決香港問題的辦法。
由此看來，香港未來十年至二十年，實在應該透過客觀持平的公共辯論，以及更透明的公共事務管理，重新累積公信力。在此刻，筆者認為，香港正處於一個分岔口，作為公民，筆者以為香港人必須自行決定，到底香港社會要走向以理性討論為基礎的公民社會，抑或是以觀感印象為基礎的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