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選立法會? 觀點 立法會選舉之後

鍾劍華:滾動民調和雷動計劃,有必要嗎?

像雷動計劃這一類動員選民的配票機制,也是值得繼續研究及發展的……


超級區議會五個議席,有三名泛民參選人獲得議席,民主黨涂謹申、街工梁耀忠及民主黨鄺俊宇。
超級區議會五個議席,有三名泛民參選人獲得議席,民主黨涂謹申、街工梁耀忠及民主黨鄺俊宇。攝:吳煒豪/端傳媒

新一屆香港立法會的選舉已經順利完結,非建制派保住了三分之一的關鍵少數及地區直選議席過半。這個結果可能令政府的某些如意算盤難以打響──例如修改議事規則阻止拉布,或者在下一屆特首任期之內推動23條立法,現在看來都難以推進。這個結果也令梁振英及其領導班子面上無光,不但未能如願把反對派議員“vote out”,更嚴重的是可能會影響了梁振英的競選連任部署。

對於這一次選舉,可以檢討及研究的地方很多。其中一點,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滾動民調,在選舉過程中受到部分市民及政黨的強烈質疑。到了投票日前夕,港大民研計劃又因為對政府處理票站調查的政策不滿,最後宣布今次不在選舉過後公布票站調查的結果。另一方面,由戴耀廷教授發起的「雷動計劃」,不但引起了政府及北京當局的關注,執行之後,也受到不少市民及部分參選人的抨擊。

滾動民調及雷動計劃的性質不一樣,操作的方法及時間也不盡相同。但它們都在選舉過程中,為各界提供更多選舉資訊,好讓大家得以回應。參選人及政黨可以根據滾動民調的走勢,來調整自己的競選工程,甚至可以在不同名單中協調配票,增加自己名單或整個陣營的勝算。另一方面,有部分市民也可能有需要參考雷動計劃得到的資料,作策略性投票及配票之用。

民調不能盡信,但也不能不參考

當然,就算有這些工具,也不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民意調查不是水晶球,不能預知未來,但在符合了某些條件的前提下,可以對趨勢及可能發生的結果,作出一些推算及預計。因此,在選舉過程中,民調的結果不能盡信,但也不能不參考。

不能盡信,是因為民調的結果不等同選票。民調可以透過科學抽樣及最嚴謹的問卷設計,來探測選民的投票意向或對不同黨派的支持度。不過,最後出來投票的選民才有份決定選舉結果。即是說,民調可以讓每一個合資格的選民都有機會被抽中,反映有整體代表性的意見,但除非是強制所有人都投票,否則總有部分選民不會投票,投票的結果與民調反映的整體傾向便往往不完全一致了。這一次的投票率已經破了紀録,但也只是58%,因此,民調結果與選舉結果很可能會有差異。

不同民調方法可以提供不同訊息,每一種方法都有其局限,但也都可以有參考作用。港大民研計劃用的滾動民調,以五天為一個週期,第二天至第六天便是第二個週期,第三天到第七天便是第三個週期,餘此類推,每次約訪問1000個樣本。這1000個樣本,如果只是反映單一選區的情況,統計誤差大概是3%以下,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不過因為選舉又分為五個地區,每一區因為人口不同,可能每一個周期只有百多個至三百多個樣本,那誤差便可以高達6%甚至以上。在一個選情比較緊湊的狀態下,這個誤差便不足以全面反映誰的機會較大了。這也是這一次滾動民調受到很多政黨批評的地方。

參與選舉的組織看見自己在民調中的支持度上上落落,自然會感到壓力,但歸咎民調也有失偏頗。滾動民調的作用是要反映不同名單的支持度走勢。每一個週期的結果,就等於電影片段中的其中一個定格。從每一個定格看,都可能因為樣本少而有機會出現幅度頗大的誤差。不過,如果有一些參選名單支持度長期都處於低水平,這種趨勢便不能說是偶然。從公布了的滾動民調結果來看,處於強勢及弱勢的參選人,民調反映的趨勢與結果頗為吻合。而處於中游的那些參選名單,確實是競爭激烈,因此在滾動民調中的趨勢線便會如過山車般上上落落。因此,如果參選的各界能夠客觀冷靜地閱讀滾動民調的結果,確實有助於適時地調整選舉部署,及因應自己的走勢來作出對應的。

策略配票讓民主派較公平地爭勝

至於雷動計劃,本質不是一個嚴格的民調,而是一個民間主導的(相對於政黨配票)「策略投票行動」,它的目標是透過參考民調數據及收集投票情況的資料,來判斷選舉投票前及當日去到關鍵階段時,哪一些候選人仍然有爭逐議席的機會,從而對已經加入了的「策略選民」作出配票的建議,也讓其他有意作策略性投票的選民可以參考。

以往在大型的選舉活動中,焦點是要看參選人如何因應戰況來作出調整,以增加自己的勝算。如果能夠配合票站調查得來的數據,政黨內部也可以進行選票分配,讓自己陣營內的其他候選人同步增加勝算。資源較多的政黨,可以有條件用不同方法評估投票的情況,因而比較有利。民建聯的鍾樹根就曾經承認,在上一次立法會選舉,該黨確實有利用票站調查來進行配票工程。個別的參選人及實力較小的政團便沒有這個條件,一般選民也沒有這方面的資訊進行策略性選擇。

在過去幾次選舉,泛民主派在某些選區得到的總票數多,但贏得的議席反而較少。由此可以看到,在沒有有效配票工具可用的情況下,單靠選民瞎子摸象式的各自作投票決定,對資源較少的泛民主派政黨及個別參選人十分不利。這種資源差異造成資訊不對等的處境,嚴格來說也可以視為不公平的競爭。

因此,如果可以讓選民策略性地分配其選票,雷動計劃就能夠打破上述那一種資訊不對等的處境,讓民主陣營可以有較公平的爭勝機會。如果這個計劃成功,也無疑是讓選民多了一個選擇──除了簡單地把選票投向自己心儀的候選人之外,還可以針對整個陣營的需要,從以增加選民對全盤結果的影響力。

這一次立法會選舉,站在泛民主派的角度來看,對未來的政治走勢會有十分關鍵的影響,因此寸土必爭,以維持其關鍵少數的地位。

香港自從有了大型的選舉活動以來,從來未試過有系統地動員選民力量來參與影響整體的戰果。就算不談這一次選舉是不是有這一種需要,隨着香港政治文化的提升,讓市民多一個選擇其實也無可厚非。

雷動計劃 提升選民操盤能力

要達到雷動計劃的目標,負責操盤的便要在適當的時候,向參與的策略選民提供建議。這一種做法其實風險十分高,如果掌握的數據不夠全面,配票的建議便很有可能失誤。這正正是此次雷動計劃其中一個先天不足。

作為試驗性的第一次,參與的人數也比預期中少,由預期的二十萬人,到最終只有四萬多人。除此之外,這個所謂「策略投票行動」可能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少。在技術操作上有什麼問題要解決,也要等戴耀廷教授更全面的報告。但必須承認,這計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扭轉資訊不對等,並開拓更多選項給選民。

雷動計劃總要給予參與的策略選民一些建議,讓他們考慮如何分配選票給還有機會的參選人;或是要讓選民知道哪些參選人機會不大,可以作策略性的「棄保」。因此,有個別最終落敗的參選者,歸咎於雷動計劃沒有把他們納入配票建議名單。但同時也需要承認,這一次雷動計劃建議選民配票拯救的,很多人最終都當選了。

在九龍西當選的劉小麗便承認,自己能夠高票當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雷動計劃。而港島的陳淑莊及新界東的梁國雄,如果不是得到雷動的配票建議,則有可能會落敗。然而另一方面,新界東的范國威及九龍東的譚得志,雖得到雷動的配票建議,最終還是未能勝出。對於這些案例,究竟雷動計劃產生了什麼影響?現時仍然未有足夠的數據來準確回答。但似乎可以肯定的說,確實有不少選民都參考了雷動計劃的建議,令選舉當日的投票情況,出現了一些戲劇性變化。

任何意圖在選舉過程中配票,都難免有一定風險,作為一個初次的嘗試,雷動計劃可以改善的地方肯定很多。問題的關鍵是,選民是否認同應該為他們提供多一點資訊,讓他們可以有策略地運用手頭上選票。

這次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從選舉的參與率及選舉結果來看,香港市民有強烈意願,要透過這次選舉向政府展示一種態度。在參選名單眾多、同一陣營內又有不同參選人互相搶票的混亂情況下,不少人對如何善用自己的選票,感到十分煩惱。如果選民單看滾動民調的趨勢來決定如何投票,出現偏差的可能性很大。

另一方面,像雷動計劃這一類有系統的配票運動,在香港只是起步,還要作出更多的嘗試才能提高其準確性;要讓大部分選民都接受及有效地運用,就更是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讓選民多一點資訊,有何不可

這一次選舉,很多選民都很着緊,希望代表自己的陣營可以得到更多議席。因此,在還未有具高公信力的配票機制支援下,不少家庭成員及朋友組群之間,便在投票前自行對他們支持的陣營內的不同參選人進行配票。

不知道這是選民的智慧產生效果,還是因為有一點點運氣,也有可能是滾動民調或雷動計劃提供的資料,已經靜悄悄地發生作用,在民意調查中得到較多支持的泛民主派,最終都能夠達到目標,取得足夠議席保住議會內的關鍵少數角色,甚至還在議席上有所增長。就連知名度不高的傳統政黨接班人,都差不多全都能夠順利接班。

不過,運氣始終不是一個最佳的保證。選民自行配票,當然會產生一些效果,但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整體選民面對的資訊不對等處境。政黨確實需要更多資料,協助他們調整選舉策略及對轉變中的情況作應變。因此,民意調查仍然是政治選舉中不能或缺的工具。另一方面,意識形態的認同或其他因素,都有可能令零散的選民有需要才作出策略性的投票行動。因此,像雷動計劃這一類動員選民的機制,也是值得繼續研究及發展的。

(鍾劍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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