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區的一個訓練場上，一群年輕人身着綠色迷彩服，筆挺站在炎炎烈日中。穿灰色迷彩的教官吼出指令：「立正！稍息！」另外三名教官則各自檢驗這群年輕人的每一個姿勢動作。兩名年輕的「排長」──曾經也是隊伍的一員，幫助教官做指揮。
所有一切井然有序。
在他們後面，是把孩子帶到這裏接受訓練的家長們。他們緊張、焦慮。這些人本該是 「上帝」──消費者。但是他們並不愉悅。因為他們身處陌生的治療機構，它通過軍事訓練和心理治療的結合，幫助家長把孩子從網絡遊戲的迷戀中「拯救」出來。
以上片段來自我在北京一所網癮治療中心為期三個月的田野研究。不久之前，新聞爆出：當年被中國媒體曝光「電擊治療網癮」而引發巨大爭議的楊永信和山東臨沂四院，在衞生部明令禁止7年之後，依然用這種飽受爭議、充滿風險的療法解決青少年網癮。
一時間，關於網癮治療「非人道」、「反人性」的討論又一次充斥中文媒體。但為什麼一間被全國媒體集體曝光的網癮治療機構，依然能有如此龐大的市場？
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也存在着網癮治療機構，如韓國和美國，而這些國家的治療手段大多以心理治療和戶外拓展為主，鼓勵良性人際溝通和自然身體感受的回歸，很少激起媒體的討伐。但唯獨在中國，我們才能看到上述的景象──儘管備受爭議，家長仍千方百計將孩子哄騙到這些軍事化網癮治療機構，接受封閉治療。
這種獨特的景象，又能說明什麼？
發明「網癮」
「網癮」一詞的最早提出，其實是個笑話。1995 年，美國醫生 Ivan Goldberg 博士故作嚴肅地在個人網站上定義了「網絡成癮障礙」，想通過黑色幽默諷刺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把所有過度行為都定義成「XX成癮」。
他沒有想到的是 ，如印證預言般，三年後，美國心理學家 Kimberly Young 正式提出「網絡成癮障礙」的概念。她的《落網》（Caught in the Net）一書，把網絡比作粘性巨大的蛛網，把那些意志力不堅定的、從真實世界逃出來的人們緊緊纏住。
由於時代侷限，當時的「網癮」，討論的大多是「電子郵件成癮」之類，在社交媒體和網絡遊戲風靡的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不過，西方主流精神醫學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將網絡成癮列入診斷手冊正式目錄，而在美國建立網癮治療中心的試圖也充滿波折，最終剩下寥寥無幾的心理診所式治療機構。
然而，2005年開始，網癮治療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其中湧現出各路人馬，他們自封為網癮治療界的專家，在幾乎沒有任何治療「範例」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建立起種種「中國特色」的純封閉式網癮治療機構。
雖然大部分網癮治療機構並沒有使用臨沂四院那種具有醫學風險的「電刺激厭惡治療」，而是採取軍訓和心理治療為主的模式。但在公共輿論中，網癮治療卻和楊永信的「電擊」聯繫在一起。為什麼在歐美國家遭到冷遇的「網癮」概念，在中國如魚得水？為什麼關於網癮少年的社會新聞裏，總能看到種種令人咋舌的「殺父殺母」、「電擊治療」？「網癮治療」又是不是許多人口中的「腦殘」、「反人權」和「暴力行為」？
讓我們首先從什麼是「治療網癮」講起。
屬於孩子，還是屬於家長的「網癮」？
治療中的「網癮」與日常語境下的「網癮」有着天壤之別。我們一邊刷着 Facebook 和朋友圈，一邊自嘲自己有「網癮」，只是一種生活狀態；上班族結束了繁重的工作，回家沉浸在網絡遊戲世界時,「網癮」是自我探索和自我療愈；但當學生逃離學校、逃離家庭，泡在網吧一待就是兩個星期，逼着父母滿城尋找的時候，「網癮」就變成了恐慌的源頭和難解的「疾病」。
所以，和那些自我標榜「網癮少年」，並以此為樂的人不同，真正被送進治療機構的人，背後總有一些沉重的故事，讓他們無法在談起自己的網絡沉迷時，保持輕鬆與戲謔。
在中國，被送去治療網癮的人，幾乎都是重度網絡遊戲玩家，甚至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的高級玩家，甚至職業玩家。
那麼，是什麼讓一個高級玩家「升級」成為網癮患者？是心理學上的測量標準嗎？抑或是因為網癮玩家一天多玩了幾個小時？
都不是。
網癮作為「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本身不具有現實意義。沒有家長在決定送孩子治療時，會一條條地將孩子的行為比較網癮診斷標準。甚至很多孩子「入院」做了測試，發現不符合網癮標準，家長依然會選擇讓孩子留在機構裏。這是因為，不僅孩子來治療是被迫的，家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沒有選擇。
我採訪的一個「學員」這樣描述「網癮」：「當你在玩『擼啊擼』（英雄聯盟）的時候……連一秒鐘可能都無法抽出來迴應媽媽……甚至必須要用吼的，來讓媽媽放棄打擾。而這些，在媽媽的眼中是一種極端的不尊重。她一怒之下衝過去一把拔掉了電腦的網線。就在這一剎那，遊戲戛然而止，他腦中的多巴胺的快速分泌來了一個突然剎車。你認為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
「呃……也許會很氣憤？」我希望他繼續說下去。
「他感覺到一種無助和憤怒。然後他轉過頭來，用一種幾乎看仇人一樣的眼神看着他的媽媽──這個毀了他一切應得的快樂的罪魁禍首。然後他爆發，怒吼，得到的是他媽媽憤怒的進一步升級，接着矛盾愈演愈烈，最終他奪門而出，一頭扎進了網吧。因為在那裏，他可以無拘無束地享受快樂。」
「網癮」的衝突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孩子和家長、老師之間長期衝突中的一環。雙方每一次衝突，都會與「成績退步」、「作業不按時完成」等主題產生呼應，在雙方的心頭逐漸累積成一點即爆的火藥桶。
孩子處理這些衝突與焦慮的方法，是把自己丟進網遊世界，逃離學校、家庭，忘掉現實包袱──到後來，他已經無法離開網吧，因為家庭和學校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回到的地方。
「網癮」對家長來說，就像一個日夜折磨着自己的幽靈，突然把孩子從身邊奪走，將他變成無法控制的「怪物」。不管是誰──醫生也好，教授也罷，只要能幫助家長剷除這個幽靈，他就是驅魔師，是神佛。不管這是學校、軍營還是醫院，只要是可以像「托兒所」一樣，有人幫助自己控制住這個叛逆的孩子──哪怕只有一刻，他們都希望嘗試。即便楊永信被媒體曝光，儘管電擊治療聽上去如此可疑，還是有很多家長選擇送孩子去臨沂四院，甚至選擇維護楊永信──因為「電擊」確實有可能在表面上讓失控的孩子變得更「聽話」，這也許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而在治療基地中，我發現，「網癮治療」的初期工作重點，其實是處理家長對這個幽靈的恐懼，而非干預孩子本身的人格和行為。治療師們引入「家庭治療」模型，鼓勵家長在治療孩子之前先「治療」自己，把網癮看作整個家庭的問題來共同應對。
治療師相信，網癮的本質是家庭控制系統的「失靈」──用威懾讓孩子學會服從，並不能解決問題。表面的服從可以學習，卻並不意味着孩子打心裏認同家長。很多時候，電擊過的孩子只是被剪斷了引線的火藥，內在隱藏着更嚴重的叛逆，等待着被重新引爆的那天。而正是這種失控的內部衝突，才是讓正常遊戲行為變成充滿病態的「癮」的罪魁禍首。
而「網癮」會成為整個家庭的問題，源於家長和孩子所共同面對的「中國式現實」。
網癮危機與「中國式現實」
很多玩家告訴我，遊戲之所以令人痴迷，是因為遊戲可以提供在現實世界中無法體會到的「即時滿足感」。也許可以說，全世界的遊戲人口在成倍增長，就是因為「現實」這個遊戲對很多人來說設計得太爛。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遊戲玩家都會被送去治療。而且，除中國以外，大部分遊戲人口龐大的國家甚至不存在網癮治療機構。這又是為什麼？
我訪談過一位叫做宇飛的少年。他在機構裏待滿了半年並成功「改造」。剛滿18歲的他，兩年前曾是「英雄聯盟」的一名職業玩家。16歲時，他的收入已經超過所在省會城市的平均工資──他也覺得自己根本沒必要回到無聊的學校。
可是，長期在外工作的父母得知以後，通過關係找到了「基地」，並將宇飛連哄帶騙地送去接受治療。回憶起這段治療經歷，他的情緒有點複雜。因為對他而言，治療是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的過程。
在很多人眼裏，職業電競玩家不僅收入高，還是受到追捧的「明星」運動員。在基地裏，我遇見一個14歲的學員，靠賣遊戲裝備，在一個暑假賺到了40萬──但這些人依然被家長送了進來。
從「理性」角度思考，家長的行為無法讓人理解。但從「現實」角度考慮，卻不是這樣。宇飛告訴我：「治療的後期，我逐漸意識到，為什麼我的父母會把我送進這裏。你要知道，中國的現實就是，社會是分三六九等的。雖然我一個月可以賺4000塊，但在主流社會眼裏，這依然是個無法登堂入室的職業，是低端的。職業玩家和農民工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的收入並不會隨年齡提升，他們的工作不被社會尊敬，他們沒有能被認可的社會身份。」
我追問他，什麼才算「社會身份」？他說，像你這樣的「名校高材生」才是。每每想起這段話，我總有一絲震撼。在宇飛身上，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都要經歷的「社會化」，即所謂的「認清現實」。
可以想象，在網癮問題背後，其實存在着一隻更加巨大的幽靈──整個社會日漸加劇的階級分化、資源競爭及中產的身份焦慮。即便「電子競技」變得受人追捧，它依然無法避免在中國這個深受儒家觀念影響的社會環境中，隔絕於主流社會對「成功」和「正經事」的想像。
這種想象有關階級。如果賺到40萬的「天才少年」是農民工的孩子，或許他會得到認可。但不巧的是，他的父母都是博士──精英階層，他們期待孩子這40萬不是靠玩遊戲賺來，而是用金融知識、用被主流認可的商業、政治、知識頭腦賺來的。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兩代人的社會想象不同，新一代做了家長以後，也許有所改變。但當宇飛這個曾經的職業玩家說出「現實」一詞的時候，我意識到，「現實」的構建者和維護者永遠存在，而大部分都不會是那些以虛擬遊戲為工作的人。
曾經風行中國大陸的電視劇《蝸居》裏，有一段經典台詞。單身的小貝對蘇淳說，他不明白為什麼女人都要房子，因為租一套房子比起買一套更加「現實」。蘇淳告訴小貝，你說的都不是「現實」，而是理性。真正的現實，是不管房子多貴，你都要把它買下來。在中國的語境下，「現實」不是實用主義，而是近乎非理性地去承擔社會責任，迎合社會眼光。這種「從眾性」似乎是絕對的真理。
於是，能標籤一個人是否有「網癮」的，往往並非是某個機構，而是這個機構所置身的更大社會圖景──中國人眼中的「現實」。
幾乎每一個網癮少年面對的，都是無法容納他的「現實」──他的學校、家庭或社會環境。他又不得不在以家庭和學校為單位的社會控制下──被迫奮力接受和擠進這一現實。
所以，當中國的孩子無法融入學校/社會環境，無法取得主流認可的時候，旁人往往會批評他「不夠努力、用功、守規矩」，而不是思考：是不是我們太過於依賴單一的評價體系和上升道路？當一個人無法得到認同時，就只能選擇逃往那個唯一讓他感覺更舒適的虛擬世界來證明自己、保護自己。而這個世界，往往不被主流認可。
現實的巨靈，比電擊更可怕
網癮所反應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個體對網絡遊戲的過度依賴。從根源上，它也折射出整個社會對單一價值觀和狹窄上升通道的過度依賴。
如果一個人無法適應學校環境時，他受到的不是批評與歧視，而是容納和接受；如果他能夠在主流價值觀之外，擁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受到認可和尊重的人生選擇，他還會讓自己全然沉浸在虛擬世界中，尋求那虛無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嗎？
可現實本身，就是一家巨大的網癮治療機構。我們在機構裏看到的各種「不人性」手段（軍訓、電擊、教育），雖然「沒有醫學範例」可以參照，但從我們成長的環境中，都可以找到影子。很多人會在新聞評論裏大力斥責楊永信，將他比作惡魔、人渣，但是我們思考一下，這是不是只是因為電擊治療侵犯身體太過露骨，才讓人如此義憤填膺呢？
面對這樣的問題，家庭治療比其他的治療方法更好，因為它不是進一步地強化我們的「社會現實」，也不是讓我們學習和假裝歸順，而是通過讓人們意識到「網癮」到底是什麼，改變家長和家庭成員的溝通模式，小範圍改造「現實」，讓曾經很難容納網癮少年的世界，慢慢接受他們。諷刺的是，像「宇飛」這樣的成功「改造」並沒有和家庭的蜕變一起完成。他的父母從始至終都因為「工作原因」不參與治療。也正是這種「自主性」，讓他在出院後更決絕地走向了和之前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成為一個比大部分人都「現實」的現實維護者。
世界上最可怕的，永遠不是露骨的懲罰，而是那些作用於人的內心的無聲無息規訓。也許，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早已經受過多少次比「電擊」要殘酷百倍的「現實治療」。如果說電擊給青少年造成了肉體的懲罰和精神的震懾、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模式，卻反而讓他們在心裏更加仇恨和逆反；那麼「現實」則一遍遍通過它無形且殘酷的規則，更根本地調教了所有人的世界觀，規訓了人們的心靈，讓人們更加温順，更想要迎合這個世界。
而楊永信的電擊療法，不過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饒一晨，人類學學徒，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