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區的一個訓練場上,一群年輕人身着綠色迷彩服,筆挺站在炎炎烈日中。穿灰色迷彩的教官吼出指令:「立正!稍息!」另外三名教官則各自檢驗這群年輕人的每一個姿勢動作。兩名年輕的「排長」──曾經也是隊伍的一員,幫助教官做指揮。
所有一切井然有序。
在他們後面,是把孩子帶到這裏接受訓練的家長們。他們緊張、焦慮。這些人本該是 「上帝」──消費者。但是他們並不愉悅。因為他們身處陌生的治療機構,它通過軍事訓練和心理治療的結合,幫助家長把孩子從網絡遊戲的迷戀中「拯救」出來。
以上片段來自我在北京一所網癮治療中心為期三個月的田野研究。不久之前,新聞爆出:當年被中國媒體曝光「電擊治療網癮」而引發巨大爭議的楊永信和山東臨沂四院,在衞生部明令禁止7年之後,依然用這種飽受爭議、充滿風險的療法解決青少年網癮。
一時間,關於網癮治療「非人道」、「反人性」的討論又一次充斥中文媒體。但為什麼一間被全國媒體集體曝光的網癮治療機構,依然能有如此龐大的市場?
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也存在着網癮治療機構,如韓國和美國,而這些國家的治療手段大多以心理治療和戶外拓展為主,鼓勵良性人際溝通和自然身體感受的回歸,很少激起媒體的討伐。但唯獨在中國,我們才能看到上述的景象──儘管備受爭議,家長仍千方百計將孩子哄騙到這些軍事化網癮治療機構,接受封閉治療。
這種獨特的景象,又能說明什麼?
發明「網癮」
「網癮」一詞的最早提出,其實是個笑話。1995 年,美國醫生 Ivan Goldberg 博士故作嚴肅地在個人網站上定義了「網絡成癮障礙」,想通過黑色幽默諷刺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把所有過度行為都定義成「XX成癮」。
他沒有想到的是 ,如印證預言般,三年後,美國心理學家 Kimberly Young 正式提出「網絡成癮障礙」的概念。她的《落網》(Caught in the Net)一書,把網絡比作粘性巨大的蛛網,把那些意志力不堅定的、從真實世界逃出來的人們緊緊纏住。
由於時代侷限,當時的「網癮」,討論的大多是「電子郵件成癮」之類,在社交媒體和網絡遊戲風靡的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不過,西方主流精神醫學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將網絡成癮列入診斷手冊正式目錄,而在美國建立網癮治療中心的試圖也充滿波折,最終剩下寥寥無幾的心理診所式治療機構。
然而,2005年開始,網癮治療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其中湧現出各路人馬,他們自封為網癮治療界的專家,在幾乎沒有任何治療「範例」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建立起種種「中國特色」的純封閉式網癮治療機構。
雖然大部分網癮治療機構並沒有使用臨沂四院那種具有醫學風險的「電刺激厭惡治療」,而是採取軍訓和心理治療為主的模式。但在公共輿論中,網癮治療卻和楊永信的「電擊」聯繫在一起。為什麼在歐美國家遭到冷遇的「網癮」概念,在中國如魚得水?為什麼關於網癮少年的社會新聞裏,總能看到種種令人咋舌的「殺父殺母」、「電擊治療」?「網癮治療」又是不是許多人口中的「腦殘」、「反人權」和「暴力行為」?
讓我們首先從什麼是「治療網癮」講起。
屬於孩子,還是屬於家長的「網癮」?
治療中的「網癮」與日常語境下的「網癮」有着天壤之別。我們一邊刷着 Facebook 和朋友圈,一邊自嘲自己有「網癮」,只是一種生活狀態;上班族結束了繁重的工作,回家沉浸在網絡遊戲世界時,「網癮」是自我探索和自我療愈;但當學生逃離學校、逃離家庭,泡在網吧一待就是兩個星期,逼着父母滿城尋找的時候,「網癮」就變成了恐慌的源頭和難解的「疾病」。
所以,和那些自我標榜「網癮少年」,並以此為樂的人不同,真正被送進治療機構的人,背後總有一些沉重的故事,讓他們無法在談起自己的網絡沉迷時,保持輕鬆與戲謔。
在中國,被送去治療網癮的人,幾乎都是重度網絡遊戲玩家,甚至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的高級玩家,甚至職業玩家。
那麼,是什麼讓一個高級玩家「升級」成為網癮患者?是心理學上的測量標準嗎?抑或是因為網癮玩家一天多玩了幾個小時?
都不是。
網癮作為「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本身不具有現實意義。沒有家長在決定送孩子治療時,會一條條地將孩子的行為比較網癮診斷標準。甚至很多孩子「入院」做了測試,發現不符合網癮標準,家長依然會選擇讓孩子留在機構裏。這是因為,不僅孩子來治療是被迫的,家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沒有選擇。
我採訪的一個「學員」這樣描述「網癮」:「當你在玩『擼啊擼』(英雄聯盟)的時候……連一秒鐘可能都無法抽出來迴應媽媽……甚至必須要用吼的,來讓媽媽放棄打擾。而這些,在媽媽的眼中是一種極端的不尊重。她一怒之下衝過去一把拔掉了電腦的網線。就在這一剎那,遊戲戛然而止,他腦中的多巴胺的快速分泌來了一個突然剎車。你認為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
「呃……也許會很氣憤?」我希望他繼續說下去。
「他感覺到一種無助和憤怒。然後他轉過頭來,用一種幾乎看仇人一樣的眼神看着他的媽媽──這個毀了他一切應得的快樂的罪魁禍首。然後他爆發,怒吼,得到的是他媽媽憤怒的進一步升級,接着矛盾愈演愈烈,最終他奪門而出,一頭扎進了網吧。因為在那裏,他可以無拘無束地享受快樂。」
「網癮」的衝突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孩子和家長、老師之間長期衝突中的一環。雙方每一次衝突,都會與「成績退步」、「作業不按時完成」等主題產生呼應,在雙方的心頭逐漸累積成一點即爆的火藥桶。
孩子處理這些衝突與焦慮的方法,是把自己丟進網遊世界,逃離學校、家庭,忘掉現實包袱──到後來,他已經無法離開網吧,因為家庭和學校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回到的地方。
「網癮」對家長來說,就像一個日夜折磨着自己的幽靈,突然把孩子從身邊奪走,將他變成無法控制的「怪物」。不管是誰──醫生也好,教授也罷,只要能幫助家長剷除這個幽靈,他就是驅魔師,是神佛。不管這是學校、軍營還是醫院,只要是可以像「托兒所」一樣,有人幫助自己控制住這個叛逆的孩子──哪怕只有一刻,他們都希望嘗試。即便楊永信被媒體曝光,儘管電擊治療聽上去如此可疑,還是有很多家長選擇送孩子去臨沂四院,甚至選擇維護楊永信──因為「電擊」確實有可能在表面上讓失控的孩子變得更「聽話」,這也許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而在治療基地中,我發現,「網癮治療」的初期工作重點,其實是處理家長對這個幽靈的恐懼,而非干預孩子本身的人格和行為。治療師們引入「家庭治療」模型,鼓勵家長在治療孩子之前先「治療」自己,把網癮看作整個家庭的問題來共同應對。
治療師相信,網癮的本質是家庭控制系統的「失靈」──用威懾讓孩子學會服從,並不能解決問題。表面的服從可以學習,卻並不意味着孩子打心裏認同家長。很多時候,電擊過的孩子只是被剪斷了引線的火藥,內在隱藏着更嚴重的叛逆,等待着被重新引爆的那天。而正是這種失控的內部衝突,才是讓正常遊戲行為變成充滿病態的「癮」的罪魁禍首。
而「網癮」會成為整個家庭的問題,源於家長和孩子所共同面對的「中國式現實」。
網癮危機與「中國式現實」
很多玩家告訴我,遊戲之所以令人痴迷,是因為遊戲可以提供在現實世界中無法體會到的「即時滿足感」。也許可以說,全世界的遊戲人口在成倍增長,就是因為「現實」這個遊戲對很多人來說設計得太爛。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遊戲玩家都會被送去治療。而且,除中國以外,大部分遊戲人口龐大的國家甚至不存在網癮治療機構。這又是為什麼?
我訪談過一位叫做宇飛的少年。他在機構裏待滿了半年並成功「改造」。剛滿18歲的他,兩年前曾是「英雄聯盟」的一名職業玩家。16歲時,他的收入已經超過所在省會城市的平均工資──他也覺得自己根本沒必要回到無聊的學校。
可是,長期在外工作的父母得知以後,通過關係找到了「基地」,並將宇飛連哄帶騙地送去接受治療。回憶起這段治療經歷,他的情緒有點複雜。因為對他而言,治療是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的過程。
在很多人眼裏,職業電競玩家不僅收入高,還是受到追捧的「明星」運動員。在基地裏,我遇見一個14歲的學員,靠賣遊戲裝備,在一個暑假賺到了40萬──但這些人依然被家長送了進來。
從「理性」角度思考,家長的行為無法讓人理解。但從「現實」角度考慮,卻不是這樣。宇飛告訴我:「治療的後期,我逐漸意識到,為什麼我的父母會把我送進這裏。你要知道,中國的現實就是,社會是分三六九等的。雖然我一個月可以賺4000塊,但在主流社會眼裏,這依然是個無法登堂入室的職業,是低端的。職業玩家和農民工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的收入並不會隨年齡提升,他們的工作不被社會尊敬,他們沒有能被認可的社會身份。」
我追問他,什麼才算「社會身份」?他說,像你這樣的「名校高材生」才是。每每想起這段話,我總有一絲震撼。在宇飛身上,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都要經歷的「社會化」,即所謂的「認清現實」。
可以想象,在網癮問題背後,其實存在着一隻更加巨大的幽靈──整個社會日漸加劇的階級分化、資源競爭及中產的身份焦慮。即便「電子競技」變得受人追捧,它依然無法避免在中國這個深受儒家觀念影響的社會環境中,隔絕於主流社會對「成功」和「正經事」的想像。
這種想象有關階級。如果賺到40萬的「天才少年」是農民工的孩子,或許他會得到認可。但不巧的是,他的父母都是博士──精英階層,他們期待孩子這40萬不是靠玩遊戲賺來,而是用金融知識、用被主流認可的商業、政治、知識頭腦賺來的。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兩代人的社會想象不同,新一代做了家長以後,也許有所改變。但當宇飛這個曾經的職業玩家說出「現實」一詞的時候,我意識到,「現實」的構建者和維護者永遠存在,而大部分都不會是那些以虛擬遊戲為工作的人。
曾經風行中國大陸的電視劇《蝸居》裏,有一段經典台詞。單身的小貝對蘇淳說,他不明白為什麼女人都要房子,因為租一套房子比起買一套更加「現實」。蘇淳告訴小貝,你說的都不是「現實」,而是理性。真正的現實,是不管房子多貴,你都要把它買下來。在中國的語境下,「現實」不是實用主義,而是近乎非理性地去承擔社會責任,迎合社會眼光。這種「從眾性」似乎是絕對的真理。
於是,能標籤一個人是否有「網癮」的,往往並非是某個機構,而是這個機構所置身的更大社會圖景──中國人眼中的「現實」。
幾乎每一個網癮少年面對的,都是無法容納他的「現實」──他的學校、家庭或社會環境。他又不得不在以家庭和學校為單位的社會控制下──被迫奮力接受和擠進這一現實。
所以,當中國的孩子無法融入學校/社會環境,無法取得主流認可的時候,旁人往往會批評他「不夠努力、用功、守規矩」,而不是思考:是不是我們太過於依賴單一的評價體系和上升道路?當一個人無法得到認同時,就只能選擇逃往那個唯一讓他感覺更舒適的虛擬世界來證明自己、保護自己。而這個世界,往往不被主流認可。
現實的巨靈,比電擊更可怕
網癮所反應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個體對網絡遊戲的過度依賴。從根源上,它也折射出整個社會對單一價值觀和狹窄上升通道的過度依賴。
如果一個人無法適應學校環境時,他受到的不是批評與歧視,而是容納和接受;如果他能夠在主流價值觀之外,擁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受到認可和尊重的人生選擇,他還會讓自己全然沉浸在虛擬世界中,尋求那虛無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嗎?
可現實本身,就是一家巨大的網癮治療機構。我們在機構裏看到的各種「不人性」手段(軍訓、電擊、教育),雖然「沒有醫學範例」可以參照,但從我們成長的環境中,都可以找到影子。很多人會在新聞評論裏大力斥責楊永信,將他比作惡魔、人渣,但是我們思考一下,這是不是只是因為電擊治療侵犯身體太過露骨,才讓人如此義憤填膺呢?
面對這樣的問題,家庭治療比其他的治療方法更好,因為它不是進一步地強化我們的「社會現實」,也不是讓我們學習和假裝歸順,而是通過讓人們意識到「網癮」到底是什麼,改變家長和家庭成員的溝通模式,小範圍改造「現實」,讓曾經很難容納網癮少年的世界,慢慢接受他們。諷刺的是,像「宇飛」這樣的成功「改造」並沒有和家庭的蜕變一起完成。他的父母從始至終都因為「工作原因」不參與治療。也正是這種「自主性」,讓他在出院後更決絕地走向了和之前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成為一個比大部分人都「現實」的現實維護者。
世界上最可怕的,永遠不是露骨的懲罰,而是那些作用於人的內心的無聲無息規訓。也許,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早已經受過多少次比「電擊」要殘酷百倍的「現實治療」。如果說電擊給青少年造成了肉體的懲罰和精神的震懾、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模式,卻反而讓他們在心裏更加仇恨和逆反;那麼「現實」則一遍遍通過它無形且殘酷的規則,更根本地調教了所有人的世界觀,規訓了人們的心靈,讓人們更加温順,更想要迎合這個世界。
而楊永信的電擊療法,不過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饒一晨,人類學學徒,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老弱婦孺不被染指是基本的。理性一但超越了一個瓶頸就回不來,沒有意義了。
對人類學家肅然起敬!
当现实和理想不匹配时,我们想到的不是现实是不合理的,而是理想是不合理的。理性的说,改变现实的难度大,改变理想的难度小,所以我们更习惯于改变理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与大多数人的理想是不匹配的,那这个现实是否需要改变。o(︶︿︶)o
好文章!可能是因为和我共鸣了,我也是一直在和这个现实做着斗争,我明明想学人文学科,但家里人就是想要我去学能赚钱的专业,因为社会无法接受我这种理想化,所以逼着我去现实。时间长了,我自己就变得犹豫起来,现在既不想现实,也不想理想,因此选择上无力不已,搞成了拖延症,唉。
我所见最为宏观的观点,好喜欢啊
文章說出了網戒中心生意紅火的社會根源,確實,只要父母、社會觀念不改變,沒了楊永信還會有王永信、陳永信;但是文章對電擊治療網癮這種反人類、反人權行為的描述過於輕描淡寫,會讓人覺得電擊只是非常輕微的懲戒方式。實際上,電擊會給人體帶來非常大的痛苦,并對人體造成不可逆的創傷,楊永信宣稱的低頻脈衝在不麻醉的情況下使用可以說是會讓人覺得生不如死,然而中心里的學員連自殺都做不到。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家長、社會觀念的轉變可以從根源上消除非人道的戒網癮模式,但我們應該清楚,從一開始這種戒網癮機構就不應該被允許存在。今天允許這種反人權的反烏托邦式機構存在,明天所有人都有可能會因為被冠以有網癮、不聽話而被送去電擊。
說「這麼簡單」的朋友,能稍微讀一下文章嗎
电击疗法是暴力行为,连用在监狱里都是违法的,就这么简单
现实的选择太少,孩子都被要求具有“可塑性”。高中阶段,没有老师会来告诉我们好好思考大学要选什么专业,去发掘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似乎人在社会中只存在一种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