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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癮治療:電擊與軍訓背後的「中國式現實」

世界上最可怕的,永遠不是露骨的懲罰,而是那些作用於人的內心的無聲無息規訓。


中國北京小孩學習使用電腦。
中國北京,小孩在學習使用電腦。攝:STR/AFP

北京郊區的一個訓練場上,一群年輕人身着綠色迷彩服,筆挺站在炎炎烈日中。穿灰色迷彩的教官吼出指令:「立正!稍息!」另外三名教官則各自檢驗這群年輕人的每一個姿勢動作。兩名年輕的「排長」──曾經也是隊伍的一員,幫助教官做指揮。

所有一切井然有序。

在他們後面,是把孩子帶到這裏接受訓練的家長們。他們緊張、焦慮。這些人本該是 「上帝」──消費者。但是他們並不愉悅。因為他們身處陌生的治療機構,它通過軍事訓練和心理治療的結合,幫助家長把孩子從網絡遊戲的迷戀中「拯救」出來。

以上片段來自我在北京一所網癮治療中心為期三個月的田野研究。不久之前,新聞爆出:當年被中國媒體曝光「電擊治療網癮」而引發巨大爭議的楊永信和山東臨沂四院,在衞生部明令禁止7年之後,依然用這種飽受爭議、充滿風險的療法解決青少年網癮。

一時間,關於網癮治療「非人道」、「反人性」的討論又一次充斥中文媒體。但為什麼一間被全國媒體集體曝光的網癮治療機構,依然能有如此龐大的市場?

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也存在着網癮治療機構,如韓國和美國,而這些國家的治療手段大多以心理治療和戶外拓展為主,鼓勵良性人際溝通和自然身體感受的回歸,很少激起媒體的討伐。但唯獨在中國,我們才能看到上述的景象──儘管備受爭議,家長仍千方百計將孩子哄騙到這些軍事化網癮治療機構,接受封閉治療。

這種獨特的景象,又能說明什麼?

發明「網癮」

「網癮」一詞的最早提出,其實是個笑話。1995 年,美國醫生 Ivan Goldberg 博士故作嚴肅地在個人網站上定義了「網絡成癮障礙」,想通過黑色幽默諷刺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把所有過度行為都定義成「XX成癮」。

他沒有想到的是 ,如印證預言般,三年後,美國心理學家 Kimberly Young 正式提出「網絡成癮障礙」的概念。她的《落網》(Caught in the Net)一書,把網絡比作粘性巨大的蛛網,把那些意志力不堅定的、從真實世界逃出來的人們緊緊纏住。

由於時代侷限,當時的「網癮」,討論的大多是「電子郵件成癮」之類,在社交媒體和網絡遊戲風靡的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不過,西方主流精神醫學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將網絡成癮列入診斷手冊正式目錄,而在美國建立網癮治療中心的試圖也充滿波折,最終剩下寥寥無幾的心理診所式治療機構。

然而,2005年開始,網癮治療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其中湧現出各路人馬,他們自封為網癮治療界的專家,在幾乎沒有任何治療「範例」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建立起種種「中國特色」的純封閉式網癮治療機構。

雖然大部分網癮治療機構並沒有使用臨沂四院那種具有醫學風險的「電刺激厭惡治療」,而是採取軍訓和心理治療為主的模式。但在公共輿論中,網癮治療卻和楊永信的「電擊」聯繫在一起。為什麼在歐美國家遭到冷遇的「網癮」概念,在中國如魚得水?為什麼關於網癮少年的社會新聞裏,總能看到種種令人咋舌的「殺父殺母」、「電擊治療」?「網癮治療」又是不是許多人口中的「腦殘」、「反人權」和「暴力行為」?

讓我們首先從什麼是「治療網癮」講起。

屬於孩子,還是屬於家長的「網癮」?

治療中的「網癮」與日常語境下的「網癮」有着天壤之別。我們一邊刷着 Facebook 和朋友圈,一邊自嘲自己有「網癮」,只是一種生活狀態;上班族結束了繁重的工作,回家沉浸在網絡遊戲世界時,「網癮」是自我探索和自我療愈;但當學生逃離學校、逃離家庭,泡在網吧一待就是兩個星期,逼着父母滿城尋找的時候,「網癮」就變成了恐慌的源頭和難解的「疾病」。

所以,和那些自我標榜「網癮少年」,並以此為樂的人不同,真正被送進治療機構的人,背後總有一些沉重的故事,讓他們無法在談起自己的網絡沉迷時,保持輕鬆與戲謔。

在中國,被送去治療網癮的人,幾乎都是重度網絡遊戲玩家,甚至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的高級玩家,甚至職業玩家。

那麼,是什麼讓一個高級玩家「升級」成為網癮患者?是心理學上的測量標準嗎?抑或是因為網癮玩家一天多玩了幾個小時?

都不是。

網癮作為「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本身不具有現實意義。沒有家長在決定送孩子治療時,會一條條地將孩子的行為比較網癮診斷標準。甚至很多孩子「入院」做了測試,發現不符合網癮標準,家長依然會選擇讓孩子留在機構裏。這是因為,不僅孩子來治療是被迫的,家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沒有選擇。

我採訪的一個「學員」這樣描述「網癮」:「當你在玩『擼啊擼』(英雄聯盟)的時候……連一秒鐘可能都無法抽出來迴應媽媽……甚至必須要用吼的,來讓媽媽放棄打擾。而這些,在媽媽的眼中是一種極端的不尊重。她一怒之下衝過去一把拔掉了電腦的網線。就在這一剎那,遊戲戛然而止,他腦中的多巴胺的快速分泌來了一個突然剎車。你認為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

「呃……也許會很氣憤?」我希望他繼續說下去。

「他感覺到一種無助和憤怒。然後他轉過頭來,用一種幾乎看仇人一樣的眼神看着他的媽媽──這個毀了他一切應得的快樂的罪魁禍首。然後他爆發,怒吼,得到的是他媽媽憤怒的進一步升級,接着矛盾愈演愈烈,最終他奪門而出,一頭扎進了網吧。因為在那裏,他可以無拘無束地享受快樂。」

「網癮」的衝突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孩子和家長、老師之間長期衝突中的一環。雙方每一次衝突,都會與「成績退步」、「作業不按時完成」等主題產生呼應,在雙方的心頭逐漸累積成一點即爆的火藥桶。

孩子處理這些衝突與焦慮的方法,是把自己丟進網遊世界,逃離學校、家庭,忘掉現實包袱──到後來,他已經無法離開網吧,因為家庭和學校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回到的地方。

「網癮」對家長來說,就像一個日夜折磨着自己的幽靈,突然把孩子從身邊奪走,將他變成無法控制的「怪物」。不管是誰──醫生也好,教授也罷,只要能幫助家長剷除這個幽靈,他就是驅魔師,是神佛。不管這是學校、軍營還是醫院,只要是可以像「托兒所」一樣,有人幫助自己控制住這個叛逆的孩子──哪怕只有一刻,他們都希望嘗試。即便楊永信被媒體曝光,儘管電擊治療聽上去如此可疑,還是有很多家長選擇送孩子去臨沂四院,甚至選擇維護楊永信──因為「電擊」確實有可能在表面上讓失控的孩子變得更「聽話」,這也許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而在治療基地中,我發現,「網癮治療」的初期工作重點,其實是處理家長對這個幽靈的恐懼,而非干預孩子本身的人格和行為。治療師們引入「家庭治療」模型,鼓勵家長在治療孩子之前先「治療」自己,把網癮看作整個家庭的問題來共同應對。

治療師相信,網癮的本質是家庭控制系統的「失靈」──用威懾讓孩子學會服從,並不能解決問題。表面的服從可以學習,卻並不意味着孩子打心裏認同家長。很多時候,電擊過的孩子只是被剪斷了引線的火藥,內在隱藏着更嚴重的叛逆,等待着被重新引爆的那天。而正是這種失控的內部衝突,才是讓正常遊戲行為變成充滿病態的「癮」的罪魁禍首。

而「網癮」會成為整個家庭的問題,源於家長和孩子所共同面對的「中國式現實」。

網癮危機與「中國式現實」

很多玩家告訴我,遊戲之所以令人痴迷,是因為遊戲可以提供在現實世界中無法體會到的「即時滿足感」。也許可以說,全世界的遊戲人口在成倍增長,就是因為「現實」這個遊戲對很多人來說設計得太爛。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遊戲玩家都會被送去治療。而且,除中國以外,大部分遊戲人口龐大的國家甚至不存在網癮治療機構。這又是為什麼?

我訪談過一位叫做宇飛的少年。他在機構裏待滿了半年並成功「改造」。剛滿18歲的他,兩年前曾是「英雄聯盟」的一名職業玩家。16歲時,他的收入已經超過所在省會城市的平均工資──他也覺得自己根本沒必要回到無聊的學校。

可是,長期在外工作的父母得知以後,通過關係找到了「基地」,並將宇飛連哄帶騙地送去接受治療。回憶起這段治療經歷,他的情緒有點複雜。因為對他而言,治療是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的過程。

在很多人眼裏,職業電競玩家不僅收入高,還是受到追捧的「明星」運動員。在基地裏,我遇見一個14歲的學員,靠賣遊戲裝備,在一個暑假賺到了40萬──但這些人依然被家長送了進來。

從「理性」角度思考,家長的行為無法讓人理解。但從「現實」角度考慮,卻不是這樣。宇飛告訴我:「治療的後期,我逐漸意識到,為什麼我的父母會把我送進這裏。你要知道,中國的現實就是,社會是分三六九等的。雖然我一個月可以賺4000塊,但在主流社會眼裏,這依然是個無法登堂入室的職業,是低端的。職業玩家和農民工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的收入並不會隨年齡提升,他們的工作不被社會尊敬,他們沒有能被認可的社會身份。」

我追問他,什麼才算「社會身份」?他說,像你這樣的「名校高材生」才是。每每想起這段話,我總有一絲震撼。在宇飛身上,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都要經歷的「社會化」,即所謂的「認清現實」。

可以想象,在網癮問題背後,其實存在着一隻更加巨大的幽靈──整個社會日漸加劇的階級分化、資源競爭及中產的身份焦慮。即便「電子競技」變得受人追捧,它依然無法避免在中國這個深受儒家觀念影響的社會環境中,隔絕於主流社會對「成功」和「正經事」的想像。

這種想象有關階級。如果賺到40萬的「天才少年」是農民工的孩子,或許他會得到認可。但不巧的是,他的父母都是博士──精英階層,他們期待孩子這40萬不是靠玩遊戲賺來,而是用金融知識、用被主流認可的商業、政治、知識頭腦賺來的。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兩代人的社會想象不同,新一代做了家長以後,也許有所改變。但當宇飛這個曾經的職業玩家說出「現實」一詞的時候,我意識到,「現實」的構建者和維護者永遠存在,而大部分都不會是那些以虛擬遊戲為工作的人。

曾經風行中國大陸的電視劇《蝸居》裏,有一段經典台詞。單身的小貝對蘇淳說,他不明白為什麼女人都要房子,因為租一套房子比起買一套更加「現實」。蘇淳告訴小貝,你說的都不是「現實」,而是理性。真正的現實,是不管房子多貴,你都要把它買下來。在中國的語境下,「現實」不是實用主義,而是近乎非理性地去承擔社會責任,迎合社會眼光。這種「從眾性」似乎是絕對的真理。

於是,能標籤一個人是否有「網癮」的,往往並非是某個機構,而是這個機構所置身的更大社會圖景──中國人眼中的「現實」。

幾乎每一個網癮少年面對的,都是無法容納他的「現實」──他的學校、家庭或社會環境。他又不得不在以家庭和學校為單位的社會控制下──被迫奮力接受和擠進這一現實。

所以,當中國的孩子無法融入學校/社會環境,無法取得主流認可的時候,旁人往往會批評他「不夠努力、用功、守規矩」,而不是思考:是不是我們太過於依賴單一的評價體系和上升道路?當一個人無法得到認同時,就只能選擇逃往那個唯一讓他感覺更舒適的虛擬世界來證明自己、保護自己。而這個世界,往往不被主流認可。

現實的巨靈,比電擊更可怕

網癮所反應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個體對網絡遊戲的過度依賴。從根源上,它也折射出整個社會對單一價值觀和狹窄上升通道的過度依賴。

如果一個人無法適應學校環境時,他受到的不是批評與歧視,而是容納和接受;如果他能夠在主流價值觀之外,擁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受到認可和尊重的人生選擇,他還會讓自己全然沉浸在虛擬世界中,尋求那虛無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嗎?

可現實本身,就是一家巨大的網癮治療機構。我們在機構裏看到的各種「不人性」手段(軍訓、電擊、教育),雖然「沒有醫學範例」可以參照,但從我們成長的環境中,都可以找到影子。很多人會在新聞評論裏大力斥責楊永信,將他比作惡魔、人渣,但是我們思考一下,這是不是只是因為電擊治療侵犯身體太過露骨,才讓人如此義憤填膺呢?

面對這樣的問題,家庭治療比其他的治療方法更好,因為它不是進一步地強化我們的「社會現實」,也不是讓我們學習和假裝歸順,而是通過讓人們意識到「網癮」到底是什麼,改變家長和家庭成員的溝通模式,小範圍改造「現實」,讓曾經很難容納網癮少年的世界,慢慢接受他們。諷刺的是,像「宇飛」這樣的成功「改造」並沒有和家庭的蜕變一起完成。他的父母從始至終都因為「工作原因」不參與治療。也正是這種「自主性」,讓他在出院後更決絕地走向了和之前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成為一個比大部分人都「現實」的現實維護者。

世界上最可怕的,永遠不是露骨的懲罰,而是那些作用於人的內心的無聲無息規訓。也許,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早已經受過多少次比「電擊」要殘酷百倍的「現實治療」。如果說電擊給青少年造成了肉體的懲罰和精神的震懾、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模式,卻反而讓他們在心裏更加仇恨和逆反;那麼「現實」則一遍遍通過它無形且殘酷的規則,更根本地調教了所有人的世界觀,規訓了人們的心靈,讓人們更加温順,更想要迎合這個世界。

而楊永信的電擊療法,不過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饒一晨,人類學學徒,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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