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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柏文:九三抗爭,與台灣年金改革中的羞辱

台灣此刻要學習的或許是:如何在制度改革時,不羞辱人。


2016年9月3日,台灣軍人節,台灣的軍公教人員發動大遊行,抗議年金改革不公平。
2016年9月3日,台灣軍人節,台灣的軍公教人員發動大遊行,抗議年金改革不公平。 攝:Jose Lopes Amaral/NurPhoto via AFP

2016年9月3日,台灣部分軍公教(軍人、公務員、教師)團體串連上凱道抗爭,訴求「反污名,要尊嚴」,抗議政府在推動年金改革時,任憑媒體污名化軍公教人員。主辦單位宣稱集結二十五萬人;警方則一如三年前的洪仲丘案、兩年前的太陽花,依照管制空間面積乘以「每平方公尺三到四人」的密度,宣稱現場僅有11萬人多。

值此同時,台灣社群網路更擴散著對這群抗爭者的奚落──諸如「有沒有遊行前還要先進餐的八卦」、「準時五點散場,果然公務員」的揶揄,以及關於某個「住在舊金山、月領十二萬,趕回來抗議」的故事。也有更嫻熟於抗爭運動者,指其訴求「不具體、不清晰」,或「年金改革方案都沒出爐,不知道在抗爭什麼」;甚至譏諷所謂「要尊嚴」等於「要錢」

消息傳到海峽另外一端,93抗爭也在網上傳開,並做為質疑蔡英文執政能力的例證。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起事件?

保守社群確認街頭路線

任何有相當規模的群眾抗爭現場,往往聚集著帶著不同理由的人。正如兩年前的太陽花,集結了包括台獨反中、左派反自貿、民主派反黑箱,以及訴求世代正義的幾股訴求力量;凝視這場九三抗爭現場畫面,也不難察覺在「反污名,要尊嚴」的籠統訴求下,包裹著幾種同時並存的情緒:

抗爭核心訴求,是所謂「蔡英文放任媒體名嘴羞辱霸凌軍公教」。但不諱言,抗爭者中有些2006「倒扁紅衫軍」的老面孔,或許這次站出來,也挾帶著某種幽微的「敗選的不甘」,就想給新政府好看──也難怪有「美日走狗蔡英文滾出台灣」這種標語。某些軍方將領的慷慨陳詞中,則反映著好一段時間以來,職業軍人在台灣找不到尊嚴的窘境;這是蔡作為國家元首得承擔的。而當多數人聚焦於「退休年金改革」對軍公教群體的利益衝擊;現場公開主張「退休金不能少」的人卻是罕見。

對照各種網路上的奚落,我倒覺得這群年長的抗爭者有一種「可愛」。其中不少參與者顯然對街頭抗爭陌生,帶著「初體驗」的生澀。他們或許一輩子自詡「循規蹈矩、奉公守法」,自然不屑於搞什麼佔領,連遊行都會聽從指揮五點散場。而既然連打仗都要講究伙食,「先吃飯儲備好體力來遊行」更顯得理所當然。

這場「遊行」,看在一些老資格的抗爭眼中自然顯得「太輕鬆、沒危險」,少了點嚴肅重量。但想想不過兩三年前,他們可能才曾在電視機前,怒叱白衫軍或太陽花「無法無紀,製造紛亂」。這次站上街頭,至少已經跨出一步,與他們對手達到一個基本共識:街頭抗爭,本是民主社會基礎。遙遙呼應著十年前的紅衫軍,這次遊行抗爭,更是站在傳統上趨於保守的藍營角度,鞏固了對街頭路線的認可。

對我而言,這是進步。

政策交鋒有限的抗爭

但回歸「抗爭」本質來檢視,這卻是場欠缺有效政策交鋒的遊行。

抗爭,總是圍繞著某個核心的、可執行的政治訴求展開。抗爭者提出訴求,施加壓力,迫使執政者重新思量,調整政策。然而檢視這次抗爭者訴求,再對照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的近期會議記錄,卻發現雙方的原則立場並不相悖:

例如聯盟副召集人、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強調:「年金改革不能操作世代、職別和階級,如果有人鼓動,就應受到全民譴責,退休人員要的就是一口氣,一個尊嚴。」但依據年金改革委員會在8月18日第九次會議達到的八點共識中的一、三點,即分別為:「年金改革對象為制度,而非個人,不應以污名化任何職業別群體,作為改革年金的手段。」以及「年金改革的目的也要達成世代互助,而非挑起世代對立,以國家永續發展為終極目標。」

又例如,一些抗爭者訴求的「軍人的特殊性」,也已在該次會議的第八點共識提及:「考量軍人的服役特性、政策性組織精簡、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屬性,其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改革應有別於公教人員的差異處理。」

從抗爭者角度,這或許會被視為抗爭計畫「迫使委員會提前回應」?

至於抗爭訴求中的「蔡英文放任媒體污名軍公教」,那種污名是值得憤怒,但蔡英文卻非適合的究責對象。畢竟在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下,蔡總統並無任何權力,能去約束媒體名嘴的發言。把媒體表現歸咎到蔡,是一種問責綠營的思維慣性。

動員社會討論

這場欠缺政策交鋒的遊行,就整個政策形成的社會過程,並非徒勞。至少這場行動,動員整個社會在過去兩天去關注、思考年金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其也弔詭地正為政府籌劃的「全國年金會議」暖場鋪路。

在短短兩天網路快速傳播的文本中,有若干基本普遍的看法浮現:

首先,早先媒體整理的退休公教人員月退俸的統計資料再度引起關注,「42%退休公務員、77%退休教師,週休七日仍可月領六萬以上」的數據,看在勞動者平均薪資才4.7萬(絕大多數還不及)的台灣社會,相對剝奪感十分明顯。更有若干退休公教人員,面對當前青年低薪,出面指出自身退休後的所得「太高而不合理」。例如就在93遊行那天,政大劉宏恩教授以身為軍公教的身分,直言年金改革的必要,並喊出「我是軍公教,我反對九三軍公教大遊行」。

其次,許多人都談到,台灣不分業別的社會保險都有瀕臨破產的問題,難以存續。這不僅反映台灣經濟活力的下行,更也肇因於「少子化」對台灣人口結構帶來的壓力;而後者,則反映了早期政府在制定許多政策制度時(還包括對教育供給的規劃),欠缺對人口學趨勢的精算。

針對軍公教退休金財源的萎縮,卞中佩進一步指出,其還部分肇因於公部門內對「臨時約聘、派遣工」等非典型勞雇的倚賴,導致「正式公務人員編制逐漸減少,薪資提撥至軍公教退休基金的金額自然降低」。卞指出,美國也有這樣的現象

不管是過去人口學精算的欠缺,或是勞動體制變遷,都凸顯出「世代正義」問題的嚴峻。

最後,大家都普遍意識到系統性的年金改革有其必要;且在公平原則之下,應一體全盤考量。因此年金改革,不應再延續過去以職種劃分,把「公職」與「非公職」對立起來;更不應該成為不同職業群體互相攻擊討伐的理由。

軍公教何曾是鐵板一塊?

關於「公職 vs 非公職」這種對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生蕭伶伃有一段觀察值得思考:

「... 把國家分成『公僕』與『非公僕』是國家主義與自由市場下雙重邏輯的展演。公僕意味著為國家服務,這裡面潛藏著『犧牲』的概念。無論是犧牲時間自由,犧牲行動自由等等。更重要的,犧牲了『財富上獲得暴利』的可能。而『非公僕』的人們意味著把自己丟到自由市場中去競爭,換句話說,你混得好就可以致富;混不好可能會變成社會底層。也就是盈虧自負...」

確實,在許多台灣人成長記憶中,特別是成績好的,都曾經歷「要不要考國家考試」的掙扎。換言之,其生涯展望正是由「國家主義 vs 自由市場」這組邏輯所定義的二元象限所框架──前者代表尊嚴、穩定;後者代表風險自負。這種對立的生涯想像如何形構?放回台灣戰後史,無可迴避,其又涉及昔日黨國體制下,「本外省族群」在職業別分布的差異。

不過眼前的爭議當下,更重要卻是指出「軍公教」這塊被建構成一體的「吃公糧」群體,仍存在階級、身分、世代上的高度異質性,而讓任何概括都顯得粗暴。

以階級論,固然這個群體中有月領十萬以上的退休高官,卻也不乏每月僅能領取一萬四千元就養金,生活處境絕對稱不上寬裕的榮民。以身分論,某些從民間拔擢的政務官,服務短短幾年,卻同享月退禮遇。雖然當初制度設計有「吸引民間人才」的初衷;但這種「用退休金當誘餌」的權宜作法,不免在這波改革爭議中更顯刺眼。

以世代論,1995年新舊制轉換也劃分了三個世代──早期不少適用舊制的教師拿的是定額退休金,卻面對「比預期長」的餘命,不乏晚年經濟困窘者;1995後的新世代,現在談的福利也輪不到還沒退休的他們。真正引起爭議的只有跨越新舊制的世代。而這些只基於退休金算法的比較,甚至無法計入,不同世代在各自人生軌跡中,面對體制內外「二元象限」起落的待遇回報,各自在心中記下的帳。

畢竟,早年許多人走上公職,至少在主觀攀比上,都曾有過「為了穩定的退休生活,甘願於此刻付出一些代價」的自覺 ──不管在客觀經濟數字上,這個「代價」是否真的是代價。

不羞辱人的社會

說到底,這整起爭議的核心從來不只是「退休金怎麼算」,而是在台灣獨特的歷史形構中,被層層建構出的「相對剝奪感」。年金改革的難,也正在於,如何於這麼多不同人曲曲折折的主觀歷史記憶中,熨燙出一條讓大家甘願的直線,叫「公平」。

不過回到這個心理基點,有一點是確定的:錢再如何重要,更重要的是尊重,是尊嚴。就是在這,看似毫無重心的遊行訴求「反污名、要尊嚴」,反而顯得點題。

93遊行次日,我與身為退休教師的母親,聊起她的退休同事們對此事的態度。「其實我們支持年金改革;不改,走出去都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退休老師。以前老師是很受尊崇的職業,現在這個身分,走出去卻好像被當成賊。」

這種「我不是賊」的不甘,相信,正是貫穿在9月3號廣場上二十多萬抗爭者內心的共鳴。在其多數人的生命敘事中,自我形象是「奉公守法、一生為國」;即便制度設計有所不公,畢竟也不是他們多數人曾參與決定,能擔的責任。當一起面對國家財政的現實,我願意相信,當中多數人,也願意理性協商合理的年金制度。

只是過去陳水扁改革 18%優惠存款時,將「勞工」與「軍公教」對立的論述,2006考試院長姚嘉文的「恩俸亡國論」,甚至是2013 年國民黨籍考試院長關中的「五千萬科長」說,以及2015年希臘財政危機時輿論的類比,都一再打擊到這群退休人員的情感。蔡英文上任宣示「年金改革」原屬必然;但當台灣惡質的媒體談話節目,紛紛用各種粗暴語言炒作消費此一議題,自然引爆這股累積以久的怨懟與焦慮,投向新上任的蔡英文。

其實目前年金改革的討論才剛開始,很多結構還沒被突出。在明年初的全國年金改革會議前,還需蒐集更多資料,才能更細緻地描繪社會各個群體、各個世代,在生涯中的所得積累,退休後的社福資源。有這些翔實數據,才能形成政策水平線劃定的基礎。這個過程,需要更透明公開的參與,需要尊重互信,而最忌諱用任何標籤把一群人圈起來當靶。

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 在《正派社會》(Decent Society)中提到:文明的社會,人不會去羞辱人;正派的社會,則是制度不去羞辱人。

台灣此刻要學習的或許是:如何在制度改革時,不羞辱人。

(曾柏文,華威大學社會學博士,端傳媒評論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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