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出兵海外,媒體就不可能再中立」——來自《朝日新聞》的懺悔

71年前9月2日,日本簽字投降,正式終止二戰。今天和日本記者一起檢討,媒體在戰爭中如何淪為幫兇。而歷史重複的可能性,令人脊背發涼。


船橋洋一將其主導的調查項目集結成書《二十世紀日本傳媒、宣傳工具和政治》(Media,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Japan)。
船橋洋一將其主導的調查項目集結成書《二十世紀日本傳媒、宣傳工具和政治》(Media,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Japan)。攝:王嘉豪/端傳媒

1928年6月4日凌晨5時25分,瀋陽西北皇姑屯車站一聲巨響,東北軍閥張作霖乘坐的火車爆炸。

當晚《大阪朝日新聞》指責「南方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是襲擊兇手。《東京朝日新聞》根據日本軍部信息提供了這樣的細節:「6月3日晚11點,兩個神色可疑的中國男子出現在皇姑屯鐵路站附近,遭到盤查時,發現他們口袋裏有張作霖列車的行駛時刻表。」

若干年後,當事人回憶、西方媒體揭露,證實爆炸是日本關東軍所為,除掉「不聽話」的張作霖,製造中國南北軍事力量對抗。而當時,日本媒體一邊倒地跟從軍方說法,指摘國民黨。三年後,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關東軍同樣嫁禍中國軍隊而未遭本國輿論質疑。此後日本軍部主戰派佔穩上風,終於關東軍繞過中央政府出兵,全面侵華戰爭無可挽回。

「當我們回看歷史,忍不住猜想戰爭是否有可能被阻止?不要忘記,當時日本仍有兩黨制,如果日本媒體把皇姑屯、滿洲國、九一八這些事件的真相揭露出來,交予公眾討論,或許是可以阻止出兵的。但是,一旦日本士兵被派去了海外——我想那是一切的分水嶺——媒體就很難不站在他們一邊了。」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1週年,在東京訪問原《朝日新聞》主筆船橋洋一。他主導的調查項目集結成書《二十世紀日本傳媒、宣傳工具和政治》(Media,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Japan),聚焦《朝日新聞》在整個昭和時代(1926-1989),特別是二戰中的表現。英文版於2015年出版。船橋是日本傳媒界中流砥柱,退休後創辦獨立智庫「重建日本」(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

船橋洋一與Barak Kushner。
船橋洋一與Barak Kushner。攝:王嘉豪/端傳媒

他語速不徐不疾,鏗鏘有力。對《朝日新聞》歷史調查的動機,源於個人思想的觸動。二戰結束之後,日本經歷了同盟國佔領等非常時期,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如何報導日本的過去」,成了舉國敏感的問題。船橋在歐洲旅行時,讀到歐洲人寫的戰爭史,突破國家意識,而從整個歐洲的角度來寫。「歷史已經沒有邊界,」《朝日新聞》頭版大幅刊登船橋的文章,呼籲日本以全球視野來看待戰爭歷史。

而作為《朝日新聞》主筆,他一直想知道,從1926年到1989年整個昭和時代,這家新聞機構曾經做了什麼?在歷史重大時刻,做出了怎樣的抉擇?《朝日》在1920年代仍是支持自由主義,政治立場温和的,如何在短時期內轉態,變為擁護軍國主義?

於是,船橋組織了一批年輕記者與歷史學家,展開了這場對《朝日新聞》的解剖手術。

「讀這段歷史的時候,常常扼腕,那麼多緊要關頭,媒體機構、記者個人,做出的選擇如果不同,整個歷史會不會因之改變?」 《二十世紀日本傳媒、宣傳工具和政治》的英文翻譯項目負責人、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與船橋一同接受採訪。翻譯過程中,顧若鵬說,作為西方人,皇姑屯事件中日本媒體人的表現最令他驚訝:「他們不是不知道真相,不是沒有做調查,但竟然選擇不公開。」

書中記載,6月4日清晨爆炸當時,日本詩人Yosano Tekkan夫婦正在現場不遠處,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第二天,他們拜訪了《朝日新聞》駐當地記者Oi Jiro,談到了「令人不快的猜測」——有可能是日本所為。《大阪朝日新聞》報導中,提到過「來自中國方面的陰謀論」,但幾天後這種論調從所有日本報紙上消失了。

Oi Jiro與張學良私交甚篤。事發第九天兩人會面。而事後Oi發出的獨家新聞,僅僅是張學良證實其父當場死亡。Oi連續撰寫數篇張作霖身亡後的局勢分析,竟也沒有提到襲擊策劃者。

「難以置信的是,像Oi這樣一名資深記者,沒有一絲懷疑過、察覺過,日本關東軍參與其中?為什麼他沒有追究真相?」書中充滿了這樣的追問。

根據船橋團隊的調查,日本記者不揭露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直接原因,來自日本軍部禁令:「猜疑張作霖之死與日本人有關的新聞報導,將嚴重損害中日關係,應禁止這樣無根據的謠言傳播。」更令人思索的原因,則是記者們的自我審查。

「不少日本記者聽說皇姑屯事件,第一反應是『我猜是他們(關東軍)幹的』。但當時有一種普遍感受:事關中日關係、日本的國際地位,過於重大而不該在公共輿論中自由討論。」

這僅僅是日本媒體倒向軍部的一個縮影,書中海量史實還原了媒體變質的過程。船橋洋一介紹,除了來自軍方的壓力,還有一個常常被忽視的因素:報紙實際上在戰爭中獲利。1925年日本第一次出現廣播(NHK),衝擊了報紙銷量。傳統媒體需要戰爭新聞大賣,而軍方亦能通過控制紙張來要挾報紙編輯部。

2016年8月3日,日本東京,一個女士騎着單車駛過朝日新聞茅場町辦公室。
2016年8月3日,日本東京,一個女士騎着單車駛過朝日新聞茅場町辦公室。攝:王嘉豪/端傳媒

日本媒體的角色仍需定義

魔鬼在細節中。《二十世紀日本傳媒、宣傳工具和政治》並不是第一本懺悔日本媒體戰時表現的書。前阪俊之的《太平洋戰爭與媒體》曾被譯成中文。但是《朝日》一書的描述範圍,不止於戰爭時期,而是貫穿整個昭和時代,提供了更廣闊的圖景,與更豐富的細節。

參與調查過程的日本記者,曾告訴顧若鵬,接觸史料之後最令他驚訝的,是日本領導人從歷史到今天,都缺乏在危機中領導國家的能力。就在完成《朝日新聞》歷史調查後不久,發生了福島核電站事故。日本政府拖延或遮掩信息,遭國際輿論詬病。在那名年輕日本記者看來,這與戰爭時期中央政府無法壓制軍國主義狂熱抬頭如出一轍。而就媒體而言,從二戰時期到今天,日本新聞界都缺乏持續、深入的調查報導——對公眾交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揭露被人忽視或掩蓋的真相,本該是督促領導者的最佳方式。

換句話說,調查報導的缺失,可以看作助長日本政府「無領導力」的原因之一。

在新聞自由受到法律保障的今天,船橋洋一發現記者們以另一種方式自我約束:懶惰。「他們不花時間研究歷史,相信『現在就是一切』。他們加入「新聞俱樂部」,每天都有大公司來做簡報,年輕記者可以舒舒服服地寫出新聞稿,但實際上是任由這些企業『設置了議題』。真正的新聞應該是出去跑來的。」

戰後日本媒體亦有過出色表現。共同通訊社資深記者Mikano Hirosuke第一個揭露14名甲級戰犯名字,出現在靖國神社合祭名單中。天皇聞之震怒,再不去參拜。日本政治家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日後成為日本與鄰國關係的重要考驗。

「日本媒體的確捅出了甲級戰犯名單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後來的報導又流於表面。」顧若鵬指出,日本媒體的報導關心「首相或是某個大臣是否參拜」,而總是忽略一點:一些政治家前往參拜,並非出於對軍國主義的支持,而是為了證明「不要其他國家干涉內政」,做給日本國民看的,顯示自己不懼中國或韓國的壓力。

忽視這一點,日本媒體當前的論述,設置了整個事情的「框架」,就是 「參拜、惹怒中國、報復和反報復」的死循環,間接加劇了日本與鄰國之間的對立。「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船橋滿臉憂慮。

1887年朝日新聞已經獨立於政府財政。戰時受到軍部審查,1949年美國接管日本之後,言論環境陡然改變。1952年佔領結束,日本頒布法令保障言論自由。新聞界和整個國家一起經歷了地覆天翻的變化。《朝日》一書的封面,選擇了一張歷史照片:裕仁天皇和明仁皇太子一起在讀報,美國佔領時期發行的《星條報》(Stars and stripes)。

滄海桑田,時至今日日本媒體仍在摸索,定義自身在日本社會中的角色。

2016年8月3日,日本東京,人們走經一個報攤。
2016年8月3日,日本東京,人們走經一個報攤。攝:王嘉豪/端傳媒

今天的聯想

安倍出任首相以來,日本新聞自由度國際排名逐年下降。船橋認為,「政府不用直接施加壓力,電視及電子媒體都在自我審查,因為怕失去採訪政治家的機會。報紙的情況反而相對好些。另一個原因,是現在許多媒體的最高管理層根本不是記者,只管經營生意,並不相信什麼新聞理念。」

以史鑑今,今天的情況與二戰時期有無可比?船橋認為,當下跟戰時天壤之別,日本的民主、言論自由已經在法律層面得以鞏固,但是有些因素仍迫人聯想。首先,日本經濟二十多年來沒有實現增長。船橋笑言,「我們這裏沒有發生革命真是奇蹟」。在日本受到永久僱傭的人只有40%,大部分人是所謂「兼職」,不受全面僱傭保障。在他看來,「安倍經濟學」不可持續。

其次是日本人對周邊環境的敏感不會變。島國資源匱乏,強鄰環伺。與中國、俄羅斯、朝韓的關係,一有風吹草動就會令日本人恐懼,民族主義情緒立即被點燃。

「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充斥在日本,在全世界的報紙、電視、互聯網,從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到南海東海的衝突,或者英法俄羅斯、土耳其對敘利亞戰爭的回應——歷史記憶是看不見的手,在背後左右。」船橋在序言中如是寫道。

全球出現經濟低迷與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類似二戰前的日本。在此一低一高中,媒體的角色再次受到挑戰,可能的結果令人脊背發涼。

「阻止戰爭的可能,發生在向海外派兵之前。」船橋回到最先的假設。他崇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另一名記者石橋湛三。石橋曾任《東洋經濟新報》總編,後來短暫成為首相。他當記者時,曾經公開批評日本的軍國主義,批評新聞界淪為政府御用工具。他試圖組織日本媒體結成聯盟,以形成一股力量,跟政府討價還價——他失敗了。當時報紙之間只顧着相互競爭。

朝日新聞的「淪落」,特別是戰爭中的自我審查,令顧若鵬亦作聯想:「為什麼2013年斯諾登找英國《衞報》揭露稜鏡計劃,而不是美國媒體?因為英美媒體對自己的『社會責任感』有着不同定義。」美國2003年成立了國土安全部,應對恐怖襲擊。一些美國媒體也傾向於認為,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應該選擇與政府站在一起。

最後,我問了一個問題,令船橋無從回答:「如果中日之間真的再發生軍事衝突,乃至未來戰爭,日本媒體的選擇會不同嗎,會挺身反對政府的決定嗎?」

船橋陷入了長久的沉默,終於問:「你指的是哪種情況下發生衝突?」

了解中日彼此思維的顧若鵬打圓場。「我一直感到,中日之間存在巨大的理解差異。普通日本人並不怎麼關注中國,儘管經濟上非常依賴中國,但中國不是他們的日常話題。相反,在中國,幾乎每個晚上都能看到電視上演打鬼子,所有的媒體都在指責日本發動戰爭之心不死。所以中國人很自然地會設想與日本發生下一場戰爭,而日本人卻很難相信,日本會主動挑起下一場戰爭,他們有太多的國內問題要解決……」

歷史無邊界。或許,首先應該無邊界的是信息。如果中日雙方之間的資訊不對等不透明,一旦發生衝突,媒體勢必變回無知的幫兇。